5900-未死的沙威 著名作家梁晓声最新随笔新作-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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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普天之下、人人机会平等之事了。所以拥有这种机会和拥有太多这种机会，乃至机会过剩的人，如梁晓声之辈，就被叫作拥有“话语权”的人了。但在目前，我想指出——“我不同意你的话，然而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力”——这一自然而然的文明，在某些人士那儿，还有疑问，所以尚需争取和营造。所以我们的《群言》这一刊名，还意味着另一重意思就是，希望幸运地拥有文字“话语权”的人们，多替人民群众说说他们想说的话，多替他们表达表达他们对国家的要求，对社会的愿望，对改革开放的企盼。
虽或会引起不悦，还是要说，人民尚未小康，社会尚未和谐，为此目标，还是要有话好好说。十三亿几千万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民。《群言》之初衷，主要所力求代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要求、愿望和企盼。因为社会是分阶层的，老百姓在最底层。其他方面的代言人已经很多了，有时候太多了。老百姓的呼求之声，往往太微弱了，很容易被淹没的。
这乃是秉承了民盟先驱先贤先烈以及各界前辈们所代表的民盟精神而努力为之的。当然，我们也关心教育、文化、经济、司法、社会保障等等时代发展现象。我个人认为，在这些方面，也存在有正义与否平等与否的问题，但是初衷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实践往往比初衷复杂得多，不容易得多。故我认为，初衷要给实践以时间。
我个人未在《群言》担任过任何工作。然而我知道，编辑部的同志们，虽然任劳任怨，却难免也往往陷于困惑、迷惘和徒唤奈何之境。尤其是，当他们约到了在座诸位朋友或今天未能光临的朋友的稿件，却不能发在《群言》上时，他们是很难过的。今天尽管是一个关于说话的会议，但此种话，他们是不好说的。我想我今天之说话，也理当替他们说不好说的话。
在座诸位皆我极为尊敬的朋友，我再替他们说一句——“理解万岁”——中国之事，当往前看。
一直以来，我总在想，文化知识分子，非同科技知识分子。后者可以少说话、多干活，且多出成果。而对于文化知识分子，说话往往是己任，写文章就形同干活。不说不写的文化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民还有什么用呢？
既然一辈子要以说话为己任，哪有一句错话没有说过的呢？既然一辈子都要写作，又怎么可能没有写过不合时势的文章呢？
故我对于所谓“说了错话”的错误，写文章而惹出祸来的事，是很质疑的。姑且不论真错与否。
并且我认为——今天之文化知识分子，皆是爱国的。在这一前提之下，即或真错，只为错，不为过也。
我本人对因人废言、因言废人之现象，持特别反对的态度。
我想——这也将是《群言》的话语宗旨。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希望，《群言》的稿费也该涨一涨了。
《未死的沙威》第二部分新年祝词
在过去的一年里，人类世界依然有着太多的不幸、苦楚和灾难，以及所造成的悲伤、惊悸和恐惧。有些是自然力造成的，有些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在世界的不少地方，眼泪、鲜血和死亡，依然在人类的心灵上重创为巨大的伤口。
新千年的第六个年头即将开始，眼泪和鲜血却已经湿透我们共同拥有的地球家园的昨天和前天，分明可见地洇在尚且空白的下一页了。人类依然在玩着种种危险的“游戏”，不祥的气息依然在太空飘荡，死亡的阴影依然在暗聚成飓风……
我们以及我们的地球家园，不知究竟还要承受到哪一年哪一日为止？
于是便想到了耶稣。尽管我从来也不曾是他所创立的宗教的信徒，更不曾以他的名义祈祷过一次。
但是一想到这个两千年前的大公无私的人，为着人类之间能够实现一种和睦的关系而四处苦口婆心地游说，被残忍地钉在十字架上了也无怨无悔，内心里于是充满感动。
我们将这个人的降生之日标志为“公元”，视他为“人之子”。但两个千年业已过去，我们却还是在干着种种这个人不希望我们干的事情，而且那些事千真万确地又是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子孙和我们的地球家园有害无益的事。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总计不过三千余年，却几乎没有一个日子是相互友爱环球祥和的。我们企盼这一个日子已经企盼得太久太久。
除了元旦之日，全世界再没有另外一个日子，能在我们人类的意识中引起同样的不寻常的反应，那就是——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贫富、不分男女老少；不论王室成员、总统、外交家亦或无家可归的乞儿……总而言之，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又都长了一岁。
这乃是一个绝对法则。
不仅人类，凡是地球上生命超过365天或366天的生物——天上的、地上的、水中的；一株参天古树也罢，一茎草一种花也罢，一条能冬眠的虫子也罢，皆然。
元旦之日，它提醒我们，人类在最根本的方面将永远是平等的，也与地球上千般百种的生物一样不能超乎法则之上。
这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以每隔两年来计算一岁的——不管是谁。每一岁的增长或减少企图比别人多一天或少一天都不行。
人哪，从根本上说，我们竟是如此的一样！
如此一样的我们，相互对立、敌视、憎恶的缘由，竟真的需要经好几千年才能稍许改变一点点吗？
在2006年的元旦即将到来之际，我祈祷世界如此祥和。
我祈祷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这一天都是明朗的日子。
我祈祷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这一天没有任何灾难，更没有炮火硝
烟。
我祈祷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这一天多一些快乐，少一些忧伤……尽管我不是宗教徒，也不知该向谁来祈祷。
然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虔诚祈祷，祈祷我的中国此日祥和；祈祷我们的地球家园此日祥和。
因为中国人认为：一年的第一天如果充满祥和的气氛，那么对于新的一年将是吉利的预兆。
《未死的沙威》第二部分纸篓该由谁倒空——大学生思想道德新观察
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见它。它一直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
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盒，亦或瓶子，还有诸种零食袋、面包纸、团状的废纸，往往使它像一座异峰突起的山头。
教室门口没有一只纸篓如同家门口连一双拖鞋都没有，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有一只满得不能再满的纸篓如同家门口有一双脏得不能再脏的拖鞋，是使人感觉上很不舒服的。
我每次走入教室心里总是犯寻思。我想，似乎有必要对它满到那般程度作出反应。或言，或行。
“哪位同学去把纸篓倒一下啊？”
此言也。
我确信只要我这么说了，立刻会有人去做。
自己默默去倒空纸篓。
此行也。有点儿以身作则的意思。
我想行比言更可取。于是我“作则”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
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她就行。”
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路的事。教学楼外就有垃圾筒。女校工我认识，每见她很勤劳地打扫卫生，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她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使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她，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她，她都必会前来做她份内的事。但我
又一想，她可能会认为那是对她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见，这我不忍。
我反问：“有那种必要么？”
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
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
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
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
“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
于是，话题引申开来了。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亦变。
我说：“那不可能。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
辩曰：“理解。那么就只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么？”
辩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儿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
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了。内容又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儿了。
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
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
它倒空了。
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象。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
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惟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
律，并且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既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象，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惟一正确”的对立
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的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作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未死的沙威》第二部分读书与人生——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1）
讨论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入冬的第一场雪使北京变得有点儿寒冷，很像我的家乡东北。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里赶到国图来。我和国家图书馆的陈力馆长（主持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民盟的同志为中国文化事业做任何事情，举办一切和振兴文化有关的活动，我们都要踊跃去参加。仔细想来，这世界以前和现在发生着许多灾难性的事件，许多国家还
在流血，还有死亡，有这样那样的灾难，而我们这样一些人，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聚集在国家图书馆里讨论读书的话题，应该是一件欣慰和幸运的事情。即使在中国也依然如此，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脱贫，还有那么多孩子想读书、想上学而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此时此刻我们谈论读书的话题和读书的时光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与文化的颓唐没落有关联
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国家的文化肯定和这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将要振兴或开始衰退，几乎可以从十年前就看出它在文化上的端倪。90年代上旬我访问过日本，那时候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呈现比较明显的衰退迹象，但当时我已经非常震惊了。我是第一次到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我首先利用一切机会考察它的文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在那时已经开始处于颓唐、没落的状况，它的经济为什么还能支撑着呢？我当时不解。后来事实证明它的经济开始衰退了，我从这之间找出了联系。80年代初，有一批日本七八十年代的电影在中国放映，如《野麦岭》、《望乡》，电视剧《阿信》，还有《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以及写工业家族的《金环石》、《银环石》。再往前看50年代的日本电影和书籍，我们发现二战后的日本文化由三方面的元素构成：第一个元素是反思意识；第二个元素是卧薪尝胆振兴民族的精神；第三个元素是危机意识。这三种文化因素培养了日本二战后的新一代，这种文化背景在他们身上是起了作用的。而到八十年代后期，在日本的文化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一种反省的意识了，到处呈现着颓唐和没落。我的感觉是，日本文化总想从现实中抓取到能够构成民族和国家精神的那种文化核心，但此时这种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核心，处在一种极其颓唐的娱乐状态。1993年，我和翻译走在银座大街上，翻译指着一个行迹匆匆的男人说：“这是我们日本非常著名、家喻户晓的一个青年主持人，你今晚一定要看他的节目。”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现场直播节目中，主持人用两团胶泥出一个话题，他问女性的左乳房和右乳房是不是一样大？令我吃惊的是，竟有那么多的女性上台当场脱下衣服，她们脸上已经没有了作为人类女性的任何羞涩感。我看得发愣，这不是午夜12点以后的节目，而是黄金段的正规节目，大人孩子都可以看。第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