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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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惑论》（见《国故论衡》）以非难之。大意是说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亦刻画无传。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稍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朽骨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开首有这样几句：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 先生作此论时，大约因为龟甲文初出，未暇细读，又因为素不信罗振玉（后来果然背叛民国，作了汉奸）的为人，遂牵连于其所研究的古文，这是甲骨文一时的不幸。 甲骨文是商朝王室命龟之辞，太卜所典守的。我们现今能够在实物上考见文字，要以此为最古而最多。此文出土后，首先来研究考释之人要推孙诒让（已见第十三节）。孙氏得了刘鹗所印的《铁云藏龟》，因为没有释文，苦难畅读，靠他平生四十多年攻治古文的心得和研究彝器款识的经验，参互解释，才得略略通晓。他的著书有二种： （一）《契文举例》，其自序有云：“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后，未获见真商文字为憾。顷得此册，不意衰年睹此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緟者，互相采绎，乃略通其文字。远古契刻遗文，更三四千年竟未漫灭，为足宝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补有商一代书名之佚，兼以寻究仓后，籀前文字流变之迹。” （二）《名原》，也是根据甲骨文以探求文字沿革之迹。这两种书的成就，不但开了文字学的新途径，简直使中国学术上和全部古代文化史上增了新的认识。 继之者有王国维，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书，义据的精深，方法的缜密，可谓极考证家的能事。换句话说：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多所发明，正经典的误字，溯制度的渊源，从来说古书奥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 孙、王两氏之间，还有一个人须提明的，便是罗振玉，著有《殷虚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称之为“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其他研究此学者尚众，不详举。 章先生晚年看见了这些创获，亦改变前说，认为甲骨文是可靠的。对于罗振玉的著作，说亦有可采处，真所谓“君子不以人废言”。惜乎此意未及写出，遽归道山，连腹稿亦埋藏地下，是多么不幸的事！时至今日，还有不明底细，援引先生早年《理惑论》之句以疑契文者信口胡说，未免太可笑了。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第24节 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
日本之有文化，初则传自中国和印度，近时则传自欧、美诸国，但是日本军阀负恩忘义，穷凶极恶，不但要侵占中国，简直要独霸全球，种种阴谋，竟想干“逢蒙杀羿”的勾当，使我们忍无可忍。蒋介石说：“……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卢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第三节） 我们抗战四年以后，始对日本宣战，兹录《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布告》的第一段如下：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因为严夷夏之防，是章先生一生志节的所在，所以对于抗日战争，提倡最力。当十九路军血战于上海，宋哲元军血战于长城，先生都发电嘉勉，以振士气。我们读《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知道抗战制胜之道，军民合作的如何重要。其文如下： 民国二十年九月，日本军陷沈阳，旋攻吉林，下之，未几又破黑龙江，关东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复以海军陆战队窥上海，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二十八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令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其后敌复以军舰环攻吴淞要塞，既击毁其三矣，徐又以陆军来。是时敌船械精利数倍于我，发炮射击十余里，我军无与相当者。要塞司令邓振铨惧不敌，遽脱走，乃令副师长谭启秀代之。照垣时往来闸北、吴淞间，令军士皆堑而处，出即散布，炮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弹无虚发。军人又多善跳荡，时超出敌军后，或在左右；敌不意我军四面至，不尽歼即缴械，脱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军尺寸。始，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万人，便衣队亦三千人，后增陆军万余人，数几三万，我军亦略三万。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回，小战不可纪，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初，敌军至上海，居民二百余万，惴恐无与为计，闻捷，馈饷持橐累累而至；军不病民，而粮秣自足。诸伤病赴医院者，路人皆乐为扶舆，至则医师裹创施药，自朝至夜半未尝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间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书。 （《文录续编》卷六） 我们又读“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知道先生期望全面抗战是何等的殷切，其文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倭寇上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倭大创，增援者再，战几四十日，寇死五六千人，我军死伤亦称是。功虽未就，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 十九路军所部多广东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九月，度地广州黄华冈之南①，以为公墓，迁而堋之。黄华冈者，清末志士倡义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相比，功足相副。昔明遗臣张煌言死难，遗言立墓岳、于二公间，盖生以毅烈相附，死以茔兆相连，其义固然。今之迁葬，非徒饰美观，侈功伐，亦欲推其事类以兴来者。自黄华冈事讫，仅半载武昌倡义，卒以仆清，固其气足以震荡之。后之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倡义故事，以加于倭，然后前者为不徒死尔。盖功大者不赏，业盛者不能以笔札称扬，故略举死者之事，以俟后之终之者。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余杭章炳麟撰并书。 （《文录续编》卷五） 先生这些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殁后只一年，伟大神圣的全面抗战果然开始了。假使先生还健在的话，该是多么兴奋呢！该还有许多篇雄文，写我民族怒吼之声，永垂不朽呢！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第25节 先生的日常生活
同门王基乾，于章先生的晚年生活，知之甚稔。寿裳因请其写一文，俾实本节，兹录之如下： 章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世所共知，本文只就先生的日常生活略为介绍：先生是一个赋性恢弘而有远略的人。他论政，论学，固然头头是道，但对于一些细微末节，甚至自己的饮食起居，却又毫不经意。他晚年寓居上海，后因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就在苏州住家，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在侍其巷，只有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他走去一看，就很满意说：“还有楼。”看见树又说：“还有树。”后面也不再看，就和人家议价。人家看他这样满意，向他索一万五千元。这在当时已是超过时价很多，本有还价的余地。不料先生非但不还价，竟付出一万七千元成交。等到章夫人晓得赶来看时，一切手续业已办妥，房子竟不能住！要卖，原价已经很高，绝对卖不出，租也租不上价，结果只有空着，雇人看守，另在锦帆路筑一新屋。 先生生平除嗜吸纸烟外，对于饮食别无专好。章夫人是信佛茹素的，禁食一切肉类。因为要维持先生的健康，案上也常常设鸡，但先生却从不下箸，只食面前菜蔬。后来有人建议，把鸡肉放在先生面前，从此即见先生专以鸡肉佐餐了。这件事说来很奇怪，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宋朱弁《曲洧旧闻》说：“荆公又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筯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筯处。’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此即可看出一代伟人用功之深，精神有所专注，因此无暇据顾及饮食。人家骂王安石虚伪，不近人情。以先生之事例之，可见也并不尽然。 前段曾经说过，先生对于饮食别无专好，独嗜吸纸烟。他并不讲究好牌子，是纸烟就行。不过一经吸著，决不止一支。尤其是当讲学或和人谈天，总是一支接着一支，未尝去手。这时只见室中烟雾纷披，而先生神采方旺，谈锋更健。因为谈天也是先生乐事之一，只要有人触其机锋，话头便源源而出了。 先生素知医，于《伤寒论》尤有研究，间为人开方治病，也都能奏效。但关于自己的卫生，却又异常忽略。有时夫人劝他注意营养，多进补品如鸡蛋之类。先生听了，每每把夫人的话重述一遍，好像是闻所未闻。先生更不从事运动，因此连走路似乎都很吃力。但如跟随他的人上前去搀扶，先生必极力挣脱，拂袖而去。由这一点，也可看出先生独立自由的精神。 先生对于金钱，简直可以说是视若无物，如前段所提的买房子就是一例。在别人看起来，他是受了欺，上了当。其实先生自己何尝有丝毫容心。不过先生的性情是叫人摸不着的，有时家里零用他都要管，甚至买一刀草纸，也得直接向他领钱。 先生读破万卷，著述等身。但藏书并不多，更不讲究版本。一部《十三经注疏》，只是普通的石印本。因为翻阅次数太多的缘故，已变成活叶。有一次为学生讲《尚书》，稍一不小心，书竟作蝴蝶飞，散落满地，引得哄堂大笑，而先生仍言谈自若，绝不在意。 先生的书名也不小，求书的人自然很多。他的书法自成一家，篆和行草都有一种面目。人家只要得到他的片纸只字，都视若拱壁，什袭珍藏，倒是先生本人，反不怎样满意自己的作品。往往一幅写成，看了一下，即放在废纸之列。这可给了他侍役一个赚钱的机会，竟串通一家装裱店，专窃这种字，印上先生的图章，装裱后价卖与人，得钱两人朋分，先生初不在意，一直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发觉，因此他想出一个防弊的方法，就是把写来不要的字一律撦破，塞在字纸篓里，图章也从侍役手中收回，以为这样总是一个稳妥的办法了。但是他却忘了，作弊是我国人的特性。有一种人会防弊，也就有一种人会舞弊。在这以后，完整的纸固不易得，撦破的字装裱起来，还不是一样？至于图章，在先生用了多次以后，反正是要交给侍役一洗的，这可又给了侍役一个盖章的机会。 先生晚年除著书讲学外，也常常做点应酬文字，大概不外是书文题跋和碑铭之类。一篇墓志铭或墓表，人家通常送他一千元到二千元。但他做文章，并不就以金钱为准。据说有一个纱厂的主人，想请他做一篇表扬祖上的文字，送他万元作为润笔。他却极力拒绝，一字也不肯写。他替黎黄陂做了一篇洋洋的巨文，又一钱不受。因为先生是最重感情的，他于当代人物，除孙公外，惟于黄陂有知遇之感。所以替黄陂做文章，认为是应尽的义务。 因为先生享有当代大名，所以常常接到一些不相干的信。或是同他讨论某种问题，或只是恭维他。那班替先生办笔札的人，对于这些信，往往置之不理。但先生以为人家既有信来，总得回答，免使人家失望。因为这些被弃置的信，反是先生亲笔答复。 （以上是录王基乾的《章先生逸事》）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第26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章先生光复中华，振兴学术，功业虽成而精力弥瘁。民国七年以后，知植党无益，一切泊然。晚年见当世更无可为，乃退而讲学于苏州。王基乾《忆余杭先生》文中，言其扶病讲学，直至弥留时的情形甚详。兹摘录如下： ……先生虽衰老，然于讲学则未忽稍苟。初，先生患鼻衄，中央以先生功在国家，特赠予万元，以为医药资。先生初不欲，既受之，则以此款为人民血汗所出，不欲用诸个人，因复成立国学讲习会于苏州寓庐，冠章氏二字，距初在东京讲学时，盖已二十有八年矣。先生讲学，周凡三次，连堂二小时，不少止，复听人质疑，以资启发；不足，则按日约同人数辈至其私室，恣意谈论，即细至书法之微，亦无不倾诚以告，初不计问题之洪纤也。二十五年夏，先生授尚书既蒇事，距暑期已近，先生仍以余时为足惜，复加授说文部首，以为假前可毕也。顾是时先生病续发，益以连堂之故，辄气喘。夫人因属基乾辈，于前一时之末，鸣铃为号，相率出室外。先生见无人倾听，可略止。然余时未满，诸人复陆续就座。先生见室中有人，则更肆其悬河之口矣。以此先生病弥甚。忆最后一次讲论，其日已未能进食，距其卒尚不及十日。而遗著《古文尚书拾遗定本》，亦临危前所手定。先生教学如此，晚近真罕有其匹也。 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卷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呜呼！其言若此，其心至悲。凡我同游，能无泪下？ 国丧典刑，“哲人其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先生逝世。寿裳在北平，闻“梦奠”之耗，不胜哀痛！曾于北平追悼会中，致开会辞，大意思说章先生之殁，举国同悲。但是我们今天在北平开会追悼，特别地加倍地来得悲哀！因为现在北平成为前线了！回念先生绸缪国是，每每不幸而言中。自民国元年，先生力主北都，以为辽东靠近强邻，易被凯觎。如果都城在南，控制必有所不及。到了国民革命军底定全国，奠都南京，东北虽改树国旗，仍旧自为风气，而先生昔日之言，渐不为人所称道。哪知道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之变，一朝而失三省，热河继陷，北平成为前线了。寿裳并集遗著，撰挽联云：
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故；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义，截断众流。
上联首二句，出于《瑞安孙先生伤辞》，次句《菿汉微言》；下联首二句《答铁铮》，次二句《与王揖唐书》。上联是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