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作者:作者:李默,刘肖等-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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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孩子们对《铁道游击队》黑白的、彩色的都看过，他们知道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小波是好人，知道汉奸都是坏蛋，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道刘知侠何许人也。我一说这电影是刘知侠写的，刘知侠是咱村人，和你们一般大时就在咱们柳位学校念书。他们都很吃惊，一下子对这个名字感到无比亲切。
我平时注意收集刘知侠的趣闻轶事，从书本上，从老人那儿。一有机会就讲给学生们听。在作文课上讲，鼓励他们写好作文，多读点儿书，说不定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李知侠”、“王知侠”；在升旗仪式上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学生身边的材料，感染力很强。讲了十来年，学生似流水，常讲常新。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么早就把刘知侠忘了，这是一件多可悲的事，我们这些老师还谈什么担负培养教育后代的重任？
前些天刘知侠的侄子跟我聊天，之后我也有许多心得，也算是一点素材吧。刘老先生健在时，侄子到青岛去找他安排工作，结果被劝回了。刘知侠为人很正直，就是要让他们自力更生。我也是这么认为，该读书时不好好读，这世上不会有救世主。
至于改校名儿，不是咱俩说说的事，得经过许多领导和部门批准，我只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想一旦改成了“知侠小学”，那可是件造福后代的大好事呀，也可以告慰刘老先生的在天之灵，把根留在咱柳位。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想给儿子献个肾
翟建堂，男，５０岁
禹州市神垕镇清岗涧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
我是１９６８年的初中毕业生，从ｌ９６９年开始在本村小学当教师，至今已整整３１年了，担任校长也已２０年了。１９８４年，我就参加考试，由民办转为公办，从此，我更加努力工作，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和人民。山区学校条件差，能自己动手的就带领师生自己干，不给村里添麻烦。门窗坏了自己修，课桌凳子那时是泥台子，倒了就垒。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在简陋的条件下，靠着一股子热情和干劲，把学校建成了神 镇惟一一所“许昌市常规管理标准化学校”。
人到中年，学校建设已初具规模，家中子女也已长大成人，在工作上应锦上添花，生活中该轻松轻松，谁知不幸的事情悄悄降临到我的家中。
我儿子胜继１９９５年考入许昌师范学校体育专业，算是子承父业，成了一名预备教师，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就数他最不幸。从入学两个月后开始，他脚脖子浮肿，逐渐浑身都浮肿，厌食。经多方检查，确诊为“肾病综合症”。先后在禹州、郑州等地医院治疗，浮肿才逐渐消失，却留下个“尿蛋白长久不下”，不得不休学一年。同事们都说孩子考上师范不容易，建议边上学边治疗，等毕业后再做彻底治疗。于是从１９９６年９月带病坚持上学。三年中他利用节假日到医院治疗，边吃药，边求学，靠着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无钱时用药就不及时，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回家乡实习时，病情急剧恶化，血压上升，毒素增多，浑身乏力，恶心呕吐，视力下降。医生建议尽快转入大医院治疗，但家底儿早已掏空，从哪儿再借钱呢？这时，许昌师范和神 镇的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捐献了１６０００多元，使我儿得以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入院一周后，医生宣布为“肾衰”后期，尿毒症，建议透析三个月后进行肾移植。但透析和换肾的价格使人惊叹，不得已又返回禹州，企图用中药、西药来保守治疗，维持肾功能。但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医生向我交了实底儿：肾功能已完全丧失，挽救的办法只有做肾移植手术，否则，性命难保。
我儿才２２岁，已患病１５年，尚未享受人间乐趣，尚未报答党和人民，却整日在死亡线上挣扎。若三五日不透析，积水压迫心脏，呼吸困难，就危及生命。每当这时；他就会哀求我们：“爹，妈，快去给我透析吧！我快活不成了！”你说我们做父母的能不心如刀绞吗！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我儿患病之后，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及广大师生的关心和热情帮助。去年我儿病重时，我来到他的母校，向许昌师范的领导汇报了病情。校领导当即商定帮助我儿，校长李星斗首先拿出１００元，并组织全校师生捐款，仅三天就收到捐款９６００余元。在家乡神 镇，镇教育办公室主任董本平把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带头捐款，并向全镇师生发出捐助号召，不几天，７１００多元现金又送到了我的手里。去年１１月１５日，我来到禹州市委领导接待室，市委副书记袁宝根接待了我，他对我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提笔在我的申请书上写下了这么几行字：“市民政局、教委、团市委负责同志，信访接待日接到翟建堂反映其子患肾病缺钱治病的问题，请你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今年１月２７日，禹州市教委主任李自安也要求教育工会按贫困教职工予以适当救济，并号召全市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工和学生为我儿捐款。今年４月６日，许昌市教委主任毛明灿得知这一情况后，作出了“请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伸出援助之手，援助翟胜继同志”的批示，要求全市各类学校给予帮助。禹州市人民医院对我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主动为我儿减免了部分透析费……这些都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
从去年７月至今，依靠市、县、乡广大师生的帮助，我儿的病情基本稳定。但过日子是掰着指头算的。按要求，每周至少要透析两次，但钱不凑手时，五六天甚至七八天才能透析一次。做这一次透析时，就要考虑下一次透析的钱如何凑。１４个月来，光透析费就花了７万余元，至于做肾移植手术的１０多万元，实在是连想都不敢想。
我曾多次提出与儿子“换”肾，但遭到全家人的反对，父亲年迈，妻子患高血压，高血脂，长子无能力支撑家业，我万一出现不测，势必将毁掉一家人。但为了我儿能够活下去，我要想办法筹款，不得已之时，我要把自己的肾“献”出来。
（采写：于东恩）
第三卷给乒坛国手当裁判
赵俊峰，男，２６岁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１９７４年，我出生在河南清丰县柳格乡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什么体育器材都难找，只有一个用水泥塑的乒乓球台。在这个小天地里，我和小伙伴们挥拍鏖战，凭着自己的一股韧劲儿，在球技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１９８８年，柳格乡举办运动会。我参加了乒乓球比赛，对手全是比我大许多的成人，我沉着应战，取得了全乡的乒乓球冠军。
１９９２年，我考入了安阳师专体育系乒乓球专业班，在这里．我遇到我的恩师——李永振老师。他是安阳市的乒坛权威裁判，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乒乓球裁判员共分６级：国家三级，国家二级，国家一级，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国际级裁判长。１９９４年６月毕业时，我被批准为国家二级裁判员。从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裁判。
１９９４年８月，我到人民大道小学，当学校的乒乓球教练。在我的指导下，学校的小队员多次获得全市小学生乒乓球赛冠军。在教学之余，我认真钻研裁判业务。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在山西，我代表河南省参加了全国第九届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考试，通过了。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咱们全省才１２个。
今年９月，受中国乒协指派，我到濮阳担任“中原油气杯”奥运热身赛主裁判。在中原油田体育馆里，孔令辉、刘国梁一共９位乒乓球国手汇聚一起，这是他们赴悉尼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９月３日上午９点，根据赛程编排，我第一场主裁男子单打，孔令辉对四川１６岁小将陈俊吉。孔令辉一出场，观众席上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是无数球迷崇拜的偶像，亿万国人心中的金牌王子，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顾不得想这些，我按照规则对运动员的服装、号码、球拍例行检查，然后由运动员挑边，确定发球次序。比赛开始了，我很快镇静下来。裁判员的最高境界，是让运动员感觉不到他的存在。非常遗憾的是，孔令辉没有抵挡住小将的冲击，输掉了这场比赛。
“削发明志”的刘国梁上场了，他的对手是张勇，看得出来，刘国梁和孔令辉一样，心理压力很大。这场比赛，刘国梁受到张勇的顽强阻击，没有过关。看着这两位国手失望的眼神，我明白了什么是“国球”。中国乒坛正是有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才会长盛不衰，称霸世界。
在随后的两天里，王励勤，阎森，刘国正，王楠，李菊，孙晋，杨影，先后在我所执裁的球台上亮相。国手们的性格像他们风格迥异的打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重球技，更重球风。在王励勤、阎森对张勇和高伟的双打比赛中，张勇发球擦网，王励勤回球不过网。我根据比赛规则判决该回合不得分而重发球，但张、高表示异议，坚持没有擦网并征求王、阎的意见。王、阎未置可否，只是在接下一个张勇的发球时故意将球打下网，以示公平。最后，王、阎以３比２艰难取胜，并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的男子双打冠军。他们的球技球风，把在场的裁判员和观众都打动了。
最激动人心的是男子单打决赛，刘国正和马琳对垒，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裁判长要求严格执行比赛连续进行的规则，球员在一个回合结束之后，要立即发球进行下一回合的比赛。作为一个乒乓球球迷，能给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当裁判，这是我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尤其这是在电视直播现场，面对着全国亿万球迷，我更是一点儿也不敢放松。比赛规则只允许在换发球或赛场间断时才可以擦汗，可马琳时常停下来擦拭球拍，这是规则所不允许的。我先后两次口头警告他，但马琳还是一再停下来擦拭，观众也看得有点儿着急，我只好给他亮了黄牌。马琳无奈，将就着打完了比赛。还好，他以３比ｌ获得冠军。
在第２７届悉尼奥运会上，乒坛国手们维护了“国球”的尊严，我已经给中国乒联网站发去了电子邮件，表示祝贺。现在，我最盼望的就是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能在北京举行，如果我能作为一名乒乓球国际级裁判员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再给我们的乒坛国手们当裁判，那该多神气！
（记录：陈伟民）
第三卷一辈子离不开校园
蔡永福，男，７３岁
新蔡县二高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９２７年８月，我出生在永城县蔡集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６岁起，便跟着两个姐姐讨饭，拾柴。家里仅有４亩薄地，大小七八口人，实在是填不饱肚子。父母给东家当长工，一家人累死累活，才勉强糊口，上学哪敢去想？
１９３８年，彭雪枫闹革命来到永城，红军办了一个扫盲班。当时我１１岁，一边放羊，一边站在扫盲班的窗外听。一天，父亲瞧见，啪啪两个耳光：“穷人家的孩子识字有啥用？”
我１３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父亲扛活儿的东家孟朝习。孟朝习是冯玉祥部队的一个处长，他不满军阀混战，辞职回乡，开了个私塾。孟很喜欢我，免费收了我这个学生。我为此高兴得一宿没睡，就把孟先生只教了两遍的《人之初》背熟了。不到一年，我又背熟了《论语》、《大学》，《中庸》也烂熟于心。
１９４２年，１５岁时，我已成为蔡集小有名气的才子。父亲先前的东家蔡兴凡便给我找了个活计，到蔡集小学教书，年薪３０００斤粮食。我很高兴，这可是全家辛苦一年也挣不来的。我尽心尽职，早出晚归，学生们也挺喜欢我这个小先生。蔡兴凡的女儿也是我的学生，她不肯学习，又不听话。有一天，我忍不住打了她一扫帚，这一扫帚，打掉了我一年３０００斤粮食，也打掉了还不到一年的“先生”生涯。
丢了饭碗后，我决定继续上学。
１９４６年，我考上了免费的开封高中进修班。１９４８年开封解放，我经人推荐来到了驻马店《中州新闻》报社。同年８月《中州新闻》被国民党当局严令停办。我只好和一同事北上，打算到解放区去。不料刚走到遂平，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久，我所在的国民党军参加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黄维军团赵子立部起义，我作为起义军官正式走进了革命队伍。
１９４９年４月，我得了严重的咽炎，打针吃药不见效，一连十余天水米不进，一米七八的个头儿，瘦得体重只剩下６０公斤。部队就要南下，战士们把奄奄一息的我送到我表叔家里。
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我又回到了家乡永城县，干起了老本行——教书。１９５３年初，我在永城高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在教书的同时，我还操起吹拉弹唱的技艺，组织学校小记者团，小广播站，把课余生活搞得红红火火。１９５３年９月，我又几经周折，跨入了开封师范学院的大门，就在我拼命汲取知识的阳光雨露时，阴云也向我袭来。
１９５７年，我快要毕业，永城高中通知我返校整风。因为我为人耿直，常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说话，我被人指控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甘当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不久也成了右派的一员。是右派就得下乡强制劳动。直到１９６２年，永城县委才为我摘了帽儿。我回到蔡集，办了一所学校。我乐于教书，也深得学生喜爱，十里八村的群众都把孩子送来。谁料，一些人又说我常常夜晚聚集右派分子搞阴谋，让我很伤心。
１９６２年秋，一场大水淹毁了我的学校。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却是别人谗言。我狠狠心，只身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县，投奔在那里打工的弟弟。在迭部，我拉了５年大锯，结识了杨秀枝，和她成了婚，她老家也是新蔡的。
１９６７年，“文革”开始，我又被人传回永城。因为我能歌会舞，擅长排练文艺节目，竟成了造反派们争夺的对象。但我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斗，在一次排练节目时，我故意跳起，将右腿摔在石头上。腿摔坏后，我自学了缝纫，裁剪，靠给人做衣谋生。想想自己残疾又是右派，也没了工资的遭遇，怕拖累远在新蔡县的妻女，便请迭部的弟弟给杨秀枝拍了个电报，说蔡永福去新疆找工作出了意外，死在那里了。
１９７６年，永城县委、县政府正式给我平了反，并安排我到永城高中工作。当我听说洛阳有一家医院接骨技术好，辗转去了洛阳做了接骨手术。术后不久，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又一个春天。
１９７８年，我妹夫到武汉出差，路过新蔡。我托他寻找杨秀枝母女。妹夫在新蔡多方打听，竟找到了一直没有改嫁的妻子和正读高中的女儿。１９８５年，我调到新蔡二高教语文，一家三口终于团圆。当年高考我教班级学生的语文成绩平均高出其他班十几分，一年送走了七个大学生。
１９９０年，我退休后在县老干部局组织了一个老干部宣传队，经常排练节目，到全县各乡镇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