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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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
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
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
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出任内阁资政后，我于1994年在国会建议政府制订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
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由于新加坡经济20
多年来每年增长7 到10％，公共部门的薪水始终落后于私人企业界两三年。1995年，
吴总理决定订下我提出的一个公式，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高
级人员的薪酬挂钩，以便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收入提高时，他们自动获得加薪。部
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将改为等于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的收人的
三分之二。这个改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在专业人士当中。他们认为，跟先
进国家部长的薪水相比，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长期以来，人们惯于让公务员支取低
薪。让部长不但行使权力，也根据工作的重要性获得薪酬的主张，他们认为不适当。
我协助总理为这个改变辩护。对那些指部长由于地位高，享有荣誉又掌握大权，因
而获得的补偿已经足够有余的论点，我提出了反驳，也反驳了公职人员应该牺牲收
人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超凡脱俗的看法不切实际，肯定会使部长不愿意长期做下去，
而一位部长持续不断地在任以及由此所获的经验，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重要长处和
优势。政府做出决定所显示的经验和判断，都是来自部长的贡献。那是他们看得远，
能从长计议和策划的结果。
在18个月后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把部长薪水当做选举课题提出来，结果由吴
总理领导的政府还是胜利了。人民要的是能拿出成绩的诚实廉洁的好政府，而人民
行动党推出的就是这样的政府。从私人企业界招募人才，现在已经不那么困难。薪
酬不调整，我们永远无法委任新加坡一些能力最强的执业律师担任法官。薪酬调整
之前，最优秀的办案律师一年收人一两百万元，法官薪水则少于30万元。我们也让
那些在政府部门服务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人员的收人挂钩。
这个薪水公式不等于年年加薪，因为私人企业界的收人时高时低。1995年私人
企业界收入下降，1997年，所有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也随之削减。
为防在选举中出现反常情况，以致一群不够诚实和不正直的人当政，我在1984
年8 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提议，新加坡应该有个民选总统来看管国家的储备金。如
果总理刻意拖延有关对他本人、他的部长或高级官员涉嫌贪污的调查，这时候民选
总统的权力就能够凌驾总理。此外，要是民选总统认为一些高职，如大法官、三军
总司令或警察总监的人选不恰当，也可以否决委任。如此身负重任的总统，当然需
要通过独立的选举，寻求选民的委托。很多人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卸下总理职务之后
的安排铺路。但是事实上，我对这个高位根本没兴趣，它过于被动，并不适合我的
个性。1988年，政府提呈一份白皮书，让国会辩论这项建议和有关的问题。1992年，
吴作栋总理修改了宪法，为民选总统选举做好准备。在总统的权力和总理及其内阁
所拥有的合法决定权之间，我们必须取得平衡。
1997年，韩国、印尼等东亚国家都惨遭金融风暴蹂躏，贪污和朋党主义使它们
的困难变本加厉。新加坡没有贪污和朋党主义，所以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金融
危机。其他国家却为此蒙受数以万亿元计的损失。
正因为我们严于律己，促使吴作栋总理在1995年下令调查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
一处是由我的妻子代表我买下的，另一处则是我儿子李显龙副总理购买的。两处房
产在购买时价格都打了折扣。发展商同样主动地给予它在试探市场的“预售活动”
中大约5 到10％的买客5 到7 ％的折扣。成交后由于房地产景气，有关房产价格立
即飞涨。没有机会在预售活动中买下房子的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提出申
诉（发展商是公共挂牌公司）。交易所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发展商的行动并未越权。
由于我的弟弟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人们谣传我和我的儿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
地占了便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向总理报告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
对于有人指我们不当地获得折扣，芝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名具有40年承办产
权转让业务经验的律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指责，因为发展商在售卖房地
产时给予折扣早已是惯例。我也同样气恼。为了消除市场上的流言蜚语，我决定公
开宣布我们买下房产的价格和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我们把价值100 万元的折扣交
给财政部长（也就是政府）。总理认定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政府无权接受这
笔钱，因此下令把100 万元还给我们。显龙和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我的弟弟
担任公司董事而受惠，于是把这100 万元捐为慈善用途。
我也要求总理把这件事情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辩
论过程中，反对党议员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给这样的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购
买房产过程没什么不妥。这些反对党议员包括两名执业律师，其一还是反对党领袖。
我们把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地占了便宜的经过，完全公开披露，结果第二年大选，
它并未成为竞选课题。诚如我对国会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
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
法。
12、城在花园中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
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
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
197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人同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摆着痰盂，
有些中国领袖还用它。于是，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我们在会议室内
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他却没用，也许是他发觉新加坡华人跟
中国人不一样，不随地吐痰。1980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发觉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痰
盂已经拿走了。几年后，我在新加坡设宴招待主管经济的国务委员谷牧，提到人们
改变了习惯，不再在人民大会堂里使用痰盂。他笑着说，会议室里的是拿走了，办
公室里却还用，老习惯改不了。
从60年代开始，我们便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80年代，还有许多
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误。我们通过学校
和媒体传播信息，肺病等疾病会因随地吐痰而传染。现在很少看到人们在公共场所
随地吐痰。我们都是移民，离乡背井而来，但却准备摈弃陋习，在一个新的国家脱
颖而出。这个运动成功了，促使我再接再厉把人民的其他陋习也改掉。
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
世界国家不一样。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又葱翠的城市的计划。我
的策略之一是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绿洲，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使来自发达国家
的商人和旅客，把这里当成是到本地区进行商业和旅游活动的基地。改善有形的基
础设施要比改变人民的习性容易。他们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
是到放在屋外厕所的木桶去解决。如今搬进装置了现代卫生设备的高楼，他们的习
惯却没有改变。我们设法使人民改变乱丢垃圾、喧哗吵闹、粗野无礼等坏习惯，并
使他们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讲究礼貌。
我们从很弱的基础做起。60年代，部长和国会议员接见选民，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的时段总是大排长龙。妻儿陪伴在旁的失业人士前来找工作，或要求的士或小贩
营业执照，或要求在学校食堂售卖食物。这正是失业数据背后的现实情况。数以千
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熟食，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街道
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
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
许多人当上霸王车司机，不但没有执照，也没保险。把破旧汽车租给他们的商
人，趁机剥削他们。霸王车的收费较巴士车资高一些，却比有执照的的士收费便宜
多了。要在哪里停车让乘客上下车，都由乘客决定，这样却对其他公路使用者构成
危险。从最初的数百辆到数千辆，霸王车堵塞街道，也妨碍了巴士服务。
取缔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以整顿市
容。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
道才得以整顿。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
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80年代初，所有小贩都获得
徙置安排。他们当中有好些厨艺一流，游客闻风而至，几个还成了百万富翁，开马
赛地，雇用传应生。正因为有这些具有企业精神、冲劲和才干的人民，新加坡才会
成功。至于霸王车司机，在我们重组巴士服务，并且提供其他就业机会之后，他们
才从公路上销声匿迹。
我们还未脱离马来西亚时，在1964年7 月和9 月发生了种族暴乱之后，整个市
区十分混乱，民众士气低落，纪律松弛。有两件事使我采取了行动。1964年11月的
某天早上，我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
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
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
海滨公园。我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订下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我
们给牛羊的主人规l 定了一个到1965年1 月31日为止的宽限期。此后，这类走失的
牲畜将被送往屠宰场，屠宰后的鲜肉将送给各个收容所。到12l 月，共有53头牛被
逮着送往屠宰场。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为了在这个第三世界地区凸显我们的第一世界水平，我们着手把新加坡发展成
为热带的花园城市，终年清洁翠绿。每逢民众联络所开幕，到各个机构访问参观或
在交通圈主持公路竣工仪式时，我都会种树做纪念。所种的树有些长得茂盛，但是
多数都枯萎了。要是我再到某个联络所，负责人会在我访问之前补种上一棵。我的
结论是，树木种下后必须有个部门来管理，于是便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负责
这项工作。
取得一些进展之后，我会见了各个部门和法定机构的所有高级官员，要他们大
力推动绿化运动。我告诉他们，我到过将近150 个国家和地区，也在接近同样数目
的政府宾馆里住过，留下好印象的不是建筑物的大小，而是保养的水平。从建筑物
无人照顾的情形一一脸盆破裂、水喉漏水、抽水马桶发生故障、建筑全0 面失修以
及花园荒芜——我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和它的行政人员士气低落。到新加坡的贵宾同
样会做出这种判断。
我们种植了上百万棵树，有棕榈树和灌木，教导人民如何爱护它们，而不是加
以摧残和破坏。这个绿化行动提高了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自
豪感。我们没把中产阶级区和工人阶级区划分开来。英国人过去把东陵和总督府一
带列为白人区，这个地区的环境比本地人地区整洁、干净和青翠。民选政府这样做
可得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我们也致力于消灭苍蝇和蚊子，疏浚臭气熏天的沟渠和
水道。不到一年，人们便觉察到公共场所明显地变得更加整洁了。
人们的坏习惯是长期养成的，如随意践踏植物和草地，破坏花圃，有时又偷窃
树苗，或把脚踏车和电单车靠在树身上，把树木压倒。要革除这些陋习，需要坚持
不懈地进行。有这种毛病的不光是穷人。一名医生看上了一棵颇有价值，刚刚种下
的南美杉，把它从中央分道堤上移走，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被逮个正着。
为克服一开始人们对绿化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亲自栽
种并照顾树木，辟设小花园，希望他们把绿化的信息带回家让父母也了解。
大自然并不钟爱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长的青草，不能像在新西兰或爱尔兰的那
么青翠茂盛。应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亚植物专家和一位新西兰土壤专家，
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后提呈报告。我读后兴致勃勃，决定召见他们。他们告诉我，
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带的一部分，一年到头阳光强烈，雨水很多。树木被砍伐之后，
大雨把土壤表层冲走，也把养分冲掉。草要长得青翠茂盛，非得经常施肥不可，最
好是用不容易被冲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强。管理人
员根据这个意见在总统府的草地上进行试验，草果然碧绿起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处理所有学校的操场和其他体育场，结果是蔫黄的草坪和足球门柱旁一块块寸草不
生的泥地都变成翠绿一片。整个城市逐渐绿化。在70年代，一位前来参加国庆酒会
的法国部长兴高采烈地以法语向我道贺。我不会说法语，却了解“ver ure ”这个
词的意思是青翠。美丽的绿化城市把他给迷住了。
当时多数亚洲国家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绿化，新加坡却与众不同，而且采取严厉
的措施对付走散的牛羊，这成了1969年门月美国《展望》杂志报道的新闻。香港新
闻处处长大感兴趣，前来访问之后宣布，他将根据新加坡的经验，建议香港举行为
期两年的反乱丢垃圾运动。
共和联邦总理会议定于1971年1 月中举行之后，我号召官临们再加把劲，以便
使客人对新加坡留下更好的印象。我们为所有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店员、的
士司机、旅馆和餐馆工人举行了说明会，要求他们尽量在我们的客人面前表现得有
礼和友善。他们对此都有很好的反应，而来访的各国总统、总理和他们的随员的反
应也非常好。于是，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展开一个有礼服务的运动，鼓励售货员和其
他服务行业的从业员为顾客提供有礼的服务。我决定干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从业
人员只对旅客表现得彬彬有礼，对国人则不然，那是很荒谬的。我召集了国防部、
教育部和全国职工总会，通过它们分别向国民服役人员。50万名学生和数十万名工
友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必须把讲礼貌当做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新加坡才会
成为一个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会，而不单是为了旅游业。
最大的好处是东盟领袖决定不让新加坡专美而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