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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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情绪。同一份报章的马来西亚版没有刊载支持这股运动的文章，证明这些人的所
作所为仅仅针对新加坡。
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在1972和1976年两届大选中都提出了华族
语言和文化的课题。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
长何元泰唆使同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
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分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杀华文教
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
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选票，一落败就逃往伦敦。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
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
服。与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
眼里感到失望。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
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
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然而在英校体制下受教育给了我一种政治优势——无论跟受英文教育还是受马
来文教育的群众接触，我都感到很自在，没有被局限在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当中。
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作为华族和其他所有种族的领袖，因为马来人和印度人把我视
为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视为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加上我后来学了华语，能跟受华文教育的人沟通，使他们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袖。
我煞费苦心学习华语和福建话是他们有目共睹的，结果令人满意。
50年代中国和华文复兴使华校生的自豪感膨胀起来。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因为朝
鲜战争刺激了橡胶的销量而发了大财。1953年，总商会提议在新加坡兴建一所华文
大学，招收东南亚一带的华族子弟。他们深信，由于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到中国去
深造，在新加坡设立这么一所大专学府必能吸引许多学生。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
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华商的支持，主要倡议人是橡胶富商陈六使，他个人捐出o000
万元。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大的热忱，的士司机、小贩、
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1956年3 月英国总督为南大主持开幕
礼，当天车辆从市区一路紧挨着排成长龙，直到西北部20英里外的裕廊校园。南大
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是南大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越
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
生的身分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
颓势，南大降低人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
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
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
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李博士受过华
文教育，在伦敦大学考取工程系博士学位。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
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
生硬不流利。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
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哆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
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
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
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
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琼和李玉胜三
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
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我要坚持干预，他
们会支持我，但是河舌l 去捅马蜂窝自找麻烦？60年代华校和南大发生的风波，他
们记忆犹新。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华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顾虑。这使我
大感意外。他和南大毕业的议员同样认为事态严重，却也担心新马两地的南大捐款
人和支持者会做出强烈的政治反应。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
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
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
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人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入了一
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
所难免的事实。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校友纵使没有公开支持，
也能够了解这种改变是大势所趋。在马来西亚的校友却依然愤愤不平，把它看做一
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地猛加谴责。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
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这是个惨痛的调整，学生比教师更难适应。在南大教师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
恢复之前，新大教师接过大部分的教学工作。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跟学生谈话，对
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最终约有70％南大生在两校的联合毕业
考试中过关。我展开调查，以便了解毕业生想要获颁新大学位、南大学位还是两所
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新大学位。我决定把两所大学合并为新
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这批毕业生都获颁国大学位。南大校园成了附属国大
的南洋理工学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
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雇主们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学毕
业生，不管所读学府起用什么名字，他们的素质依然维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拥有去改变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为我跟许多宣称捍卫华文
却把孩子送进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在华校受教育。60年代末，我在南
大校园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牺
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华校能让他们受益，因为他们能够在家里学好英文。但是，
谈到大学教育，我表示不会把他们送人一所华文大学。他们的将来取决于他们能否
掌握最新课本的用语，也就是英语。做家长的不管是受华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会
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在南大发表了这一番讲话，报章加以报道，因而能影响家
长和华校生进人大学的抉择。
问题全在于“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没有在华校考取优异的成绩，我说起话来就不会那么有分量。多
年以后，我问他们三个可曾后悔就读华校而非英校，他们一致认为上华校使他们获
益更大。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 名毕业生。他们当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就
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问题全在于“面子”。当初创办南大，人
人对它充满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历史潮流不从人愿。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
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相反地，各国纷纷逐步关闭境内的华校。华校出身的中学
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迅速减少，就连华族银行为了生存也舍弃华语，改用英语。
两所大学合并后，我把全国华文中小学改成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作
为第二语文。受华文教育的人，包括行动党议员因此开始反思。他们都同意学生必
须掌握一定水平的英语，才用不着多花一年的时间恶补英文，以便升上理工学院和
大学继续学业。但是要为此减少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时间，任谁也不愿意接受。我同
情他们面对的窘境。这是他们接受以英文作为我们的工作语文之后必须承受的后果。
随着这些改变的逐渐落实，我却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
西。我希望能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
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德传给新的双语学校的学生，
否则最终会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文化。在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里，学生
在家中秉承的儒家价值观并未得到巩固，因为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所用课
本的语文不是华文。
除此之外，国人和西方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跟那些到本地旅行的外国游客
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机会出国，这一切都使新加坡学生的传统道德观不断受到侵
蚀。由于我们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弥漫的速度，
比在本区域其他国家都来得快。
年轻教师的态度和价值观有所改变使问题更加复杂。上一代教师吃过苦，了解
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得来不易。诚如我在1979年给接任教育
部长的吴庆瑞写信时指出：“它们教的是人生观，给学生灌输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责
任感，它们的教师比多数英文媒介教师有更大的热忱和干劲。”年轻一代的教师都
是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英校生，本身受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程度已不如前人。
我们要保留新加坡不同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日本人虽受美国的影响，却能保持
基本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年轻一代生活富裕，对自己所服务的公司似乎少了父辈那
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但是在本质和精神上仍然是日本人，比欧美人民勤劳，更愿意
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出贡献。我相信，日本人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
我决定推出“特选中学计划”，保留九所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也就是后来广为
人知的“特选中学”。这些学校录取全国小学离校考试中成绩最佳的10％学生。它
们教导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但是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我
们为特选中学提供额外的师资，通过语言特别课程协助学生掌握华、英两种语言。
特选中学成功地保留了传统华校尊师重道、守纪律、讲礼貌的优点。无论是过去或
现在，这些学校的校风，是纪律和礼仪等比较散漫的英校远远比不上的。今天，大
部分特选中学，包括一度受共产分子控制的华侨中学，是顶尖名校，既拥有现代0
化的设备，也有骄人的历史和传统。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
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
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0 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
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
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
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l 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
年1 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
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要改变华族家庭的用语习惯谈何容易。到70年代为止，八成左右的华人在家中
依然说方言。华族方言和华语不同，它对人们学习和使用华语造成干扰。我在电视
上发现年轻工人在受访时，说起华语来并不流利，因为他们一回到家中和工作场所
就使用方言。我以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力规劝他们改变沟通的语言。人们知道我的三
个孩子兼通华、英、巫三种语言，对我的教子之方总有几分敬意。我和芝到公园散
步时，通常注意到家长总是用方言跟孩子交谈，直到他们发现我们在场，才一脸难
为情地改用华语。他们心里明白，让子女使用方言并非正确的做法，他们为不理会
我的劝告而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改变尤其难为了祖父母一辈，但是大多数人应付得
不错，他们用方言跟孙子谈话，却也听得懂孙子用华语的回答。我们倘若不积极推
广使用华语，双语政策就不能在华族学生身上奏效。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
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讲英语的家庭也从1988
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使华族人士改变学习华语的态度，关键因素是中国的逐渐对外开放。不管是专
业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双语的人都占有优势。再也没有人抱怨使用华语而非方言
了。1965年独立之初，我们决定推行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策是正确的。新加坡华族
讲七种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大家一起改用华语。要
像香港，有95％的人说广东话，别说是棘手，简直办不到。对许多新加坡华人来说，
方言是真正的母语，华语不过是次母语。不过，再过两代人，华语就会成为新加坡
华人的母语了。
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是吃力的
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
就无法生存。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
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
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因此，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
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
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
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200 多家
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电脑和互联网。
11、铁腕护廉洁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
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