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候-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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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冷藏猪，90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80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90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种子公司专营，把从事种子、肥料、农药经营的农民害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农村用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用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农民修了公路，政府部门去收费，路坏了又要农民自己修。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投好几百万甚至千万。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没有覆盖农民的。这是个极大的不平等，即使这样，还有些人要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2003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在云南、贵州的很多农村，分田到户之后，不准农民〃增人增地〃，已经出现了25％左右的无地农民，同时也产生了25％的有地市民，无地农民要给有地市民一亩地交300斤玉米的地租，这25％的无地农民怎么不贫困？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贫困地区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定土地承包关系可以有利于〃要素市场〃发育，有利于资本扩张。我们有没有考虑过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去解决大山深处的贫困呢？
第四，金融制度。国家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国有银行进了城，又不允许农民自主办金融，叫农民和农村发展指望谁！
第五，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有人也许会反驳：不是给龙头企业免税和财政金融扶持吗？是的，没错。但你要知道，全世界的国家，都只给农民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扶持政策，中国却不一样。（农业税虽已取消，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率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实践证明，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优势阶层。医疗资源90％都配置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个案中，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寨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他把20―40岁的黄金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把穷地方的资源往富地方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一百多，中学一千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一百、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不给钱，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1985年的价格0。095元/斤，2004年涨到了0。6―0。7元/斤，算涨了7倍吧，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农民怎么不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体系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严重的就业歧视依然还存在。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被考虑到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国家预算的长江大堤每方土是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手施工，每方土3。6元，一方土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再如，农村还有很多水利工程待建，有很多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同时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让农民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很多人会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可根本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基本职责！
第九，工资制度。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000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据统计，全国现在有数以千万计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很多嫁到城里去，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竹马〃为妻。我在云南、贵州的大山里看到的是，10个男孩子追求一个女孩子！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第二部分 10。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4）
第十，土地制度。《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水塘、水系、风水林等村民〃共有共用〃，基本农田和林地等〃按份所有、有偿承包（使用）〃，宅基地等〃按户占有，有偿使用〃，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任何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的是所有权，补偿给农民的是15年或30年的使用权。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建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城人（包括个别干部）的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是市民或国家干部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农民集体（当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农民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
第十一，干部制度。农民是没有权利当干部的，农民是不可以考公务员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现在的基层干部大多是上面提拔的，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得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确定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可能变成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情况下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城上访。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官司往往打得倾家荡产，若没有足够的钱，有理也打不赢。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宣传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来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罪犯、保卫人民的，国家得给钱让他履行职责，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几万元（一般中部乡镇派出所）。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靠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有人说中国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多数人（特别是农民）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农村急需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会到农村当技术员吗？当然不会！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如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为什么每年还要大张旗鼓地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为什么把推广农业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