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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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耽误了农事。况钟上疏奏请百姓告状之事都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苏州府赴京告状的老百姓少多了，有了诉讼一般也就由况钟审理。此外，况钟对到府的御史巡按肆意妄为的行为也进行了整治。此后，到苏州府的御史巡按，行为都有所收敛。
况钟虽然是书吏出身，没有读太多的书，但是他却很重视修建学校，培养人才。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纳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况钟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向百姓摊派任何费用，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儒学重建起来。新建后的儒学规模要比原来大得多，共有房间二百三十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从正统初年起，况钟又开始大规模地扩建苏州府的儒学，历时三年，建成后的苏州府学很是宏伟壮观，房间数百间。这些学校为府、县的生员们提供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况钟对本府儒学的教材也亲自过问。后来很有影响的明代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就是况钟命人刻的。况钟对读书人也多礼让，从不以高官自居。他对那些家境贫困的书生慷慨资助；对那些才学优长、行为端方的青年儒生，他大力向朝廷推荐。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儒生，很有才学，向况钟表达了希望能被其提拔和推荐的意愿。这时，况钟收到了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认为写匿名信的人是没有真实证据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当面对质，因而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他立刻写了奏章，向朝廷推荐邹亮。邹亮果然是个人才，以里巷布衣从九品的吏部司务做起，后来累官至监察御史。况钟慧眼识人，功不可没。
就在况钟二任苏州府期间，宣宗朱瞻基去世，英宗朱祁镇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到正统四年（1439），况钟任苏州府知府已经九年，应任满离苏。况钟在两任苏州府期间，实心任事，为百姓排忧解难，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大家对况钟的政绩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况钟对此也甚感欣慰。他对苏州府的百姓也有浓厚感情，临行前感慨万千，赋诗道：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酾（shī）酒密如泉。
又云：
父老牵衣话别间，空烦扶杖出重关；
相逢知是何年事，珍重无忘稼穑艰。
一些州县的百姓特为况钟建造了生祠，并把他的画像挂在里面，以表达他们对况钟的爱戴之情。
三任苏州府。在况钟任满离苏赴京之后，苏州府的百姓很怀念他，于是又有一万八千多人联名上书，请求让况钟连任苏州府知府。此时，当年和况钟一起被选中出任各地知府的八人中，松江府知府、常州府知府、吉安府知府都已九年任满，因为这三人也都政绩显著，当地的百姓都要求他们连任。就这样，况钟和这三人一样都继续担任原职。次年正月皇帝下旨，命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这是自明朝建国七十余年来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是皇帝对况钟卓著政绩和良好操守的褒奖。苏州府本来就是个富庶的地方，再经过况钟多年精心治理，更是呈现出吏治清明、物阜民丰的大好局面。况钟三任苏州府期间，按章办事，将他所开拓的良好局面保持下来。
正统七年十二月（公历已是1443年），况钟卒于任上，终年六十一岁，在苏州府知府任上长达十三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一部分《十五贯》传奇
况钟只是明朝无数官员中的一个正四品的苏州知府，但是《明实录》中有他的记载，《明史》中有他的传记，而他的事迹更是散见于当时的各种笔记杂谈。由此可见，况钟在明代社会中是有很大影响的。至于后人对况钟的了解，主要是受到以况钟为题材的传奇《十五贯》的影响。这个故事是清初戏剧家朱素臣所写，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有一对姓熊的兄弟，家境贫寒，兄友兰为船工，弟友蕙在家读书。因鼠患，弟弟在饼中投药灭鼠，老鼠却将饼衔到邻居家，又将邻居家的金环衔来熊家。友蕙正愁无米下锅，即用金环去换米，邻居却因吃饼中毒而死。衙门以金环为证，认定熊友蕙与邻居童养媳侯三姑有奸情，故合谋杀其夫，要将二人问斩。
熊友兰闻讯，立刻借十五贯钱前去营救。有一屠户尤葫芦也借钱十五贯回家，养女苏戍娟问哪来的钱，尤葫芦戏说是她的卖身钱。苏戍娟惊惧之余，逃出家门，偶遇熊友兰，结伴而行。窃贼娄阿鼠潜入尤家，杀了尤葫芦，偷走十五贯钱。案发后，问官以友兰所带的十五贯钱为证，断定是熊、苏二人杀人盗钱而私奔，也问死罪。苏州府知府况钟奉命监斩，临刑四人均高呼冤枉。况钟觉得有疑窦，临时决定停斩。后况钟亲自勘察现场，在鼠穴中发现面饼。又微服查访，抓住真凶娄阿鼠。四人的冤情得以大白，均告无罪，最后还成全了两对好姻缘。
在这部戏里，作者重点突出了况钟重视调查研究、认真负责的精神，不错杀好人，也不放过真凶，描绘了况钟作为一个清官和一个为民伸冤的好官的高大形象。朱素臣根据清初百姓对况钟的敬仰和爱戴之情，结合民间的一些传说编写了传奇《十五贯》，并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那么，历史上的况钟是否真的断过十五贯这个案子呢？有的专家曾经认真考证过这个问题，主要从这两方面来看：
首先，况廷秀作为况钟的后裔，在他所作的《太守列传编年》一书中，只是粗略介绍“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以证明况钟确实断过十五贯疑案。况廷秀也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
再者，联系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故事中的主要情节与现实是不符合的。熊家兄弟是在无锡县被判死刑、经过常州府复审的人犯，是不大可能到苏州府来问斩的，更不可能由苏州府知府况钟来监斩。
以此看来，《十五贯》传奇有可能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结合历史素材，采集部分民间传说，综合整理而成的，历史上的况钟与这个传奇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为什么传奇中要塑造况钟这么一个清官、好官的形象呢？这还要与明清两朝的吏治环境结合起来看。况钟三任苏州府知府，为官清正，颇有政绩，被百姓称为“况青天”。到了明末，吏治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百姓在贫困中挣扎，他们都渴望能够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等到改朝换代，成了大清国的子民，他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朱素臣的《十五贯》传奇自一问世，就广为流传，就表明了百姓对当时朝廷吏治腐败的现状强烈不满，以及对况钟那样的“青天”的渴望。他们呼唤能够为民伸冤、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好官。况钟的身上就被百姓寄予了这样美好的愿望。因此，况钟在他死后仍被百姓所怀念和爱戴。至今，在苏州的文物古迹当中，还有一座位于西美巷的况公祠，供人瞻仰和凭吊这个五百五十多年前的清官、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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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廖志豪：《况钟与周忱》，中华书局，1982年
（2）蒋星煜：《况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于谦于谦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于谦
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于谦，也不能忘记那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于谦，更不能忘记那个身赴刑场的悲剧人物于谦。
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赞语。他的命运与明朝中期两件大事变（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前后的境遇却截然相反，可谓悲喜两重天，令人感叹不已。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二部分救时宰相（1）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chénɡ）善于星象之数，托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郕（chénɡ）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郕王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亲弟弟，英宗在亲征之前曾命他监国，此时他二十二岁，仅比英宗小一岁，年富力强。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钰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领导百官、消除祸乱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钰就要比太子朱见深更为合适。
当郕王朱祁钰得知群臣请立自己为帝的消息后，惊谢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愿即皇帝位。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见深亦将长大成人，不免有顾虑，另外蒙古铁骑兵临城下，可谓吉凶未料。在这种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