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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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那样，文学生涯戛然而止；或者像冯友兰那样，学术水准直线下降。学者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对诸多大师或“准大师”的命运进行了真实而又令人心碎的描述。谢泳则更为直截地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选择留在大陆或者回到大陆的年轻的人文学者，如王瑶、赵俪生、周一良等人，虽然具备了相当的学术天分，但最后都未能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与之相反，选择移居台湾或美国的杨联陞、何柄隶、殷海光等人，却做出了更大的学术成就来。
以王瑶先生为例，最能够代表其学术成就的《中古文学史论》写于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政权更迭之后，王瑶由清华调入北大，由古典文学研究转向新文学研究。尽管他以《新文学史稿》开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先路，但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的束缚下，他无法在《新文学史稿》中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才华。他那敏锐的文学感觉和深厚的思想能力，都只有吉光片羽的闪现。再以后，随着文艺界成为“文艺战线”，硝烟味与血腥味越来越浓烈，王瑶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条件。七十年代末，王瑶重新登上讲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学术研究能力没有得到完整的恢复，但他却培养出了一大批学界俊才——钱理群、赵园、凌宇、吴福辉、温儒敏、陈平原……他们都成为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或许多多少少能够给王先生带来一丝的安慰吧？
然而，王瑶先生依然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作为弟子的陈平原痛切地感受到了老师的遗憾：“王先生喜欢以是否具备‘大学者的素质’，来品鉴师友乃至晚辈。偶然听他感叹‘某某本来具备成为大学者的素质’时，一脸惋惜与悲悯，颇有代上苍鸣不平的意味。先生当然清醒自己已经达到什么学术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对众多恭维时的心境：志得意满中，定然不时掠过一丝苍凉。”显然，王瑶在对他人严格的评述之中，也包含了对自己更为苛峻的体认。
学者夏中义在《九谒先生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他认为：“耽误先生未成‘大学者’的要素应说有二：一曰‘外伤’，二曰‘内伤’。‘外伤’指有共和国史以来的非正常变故，‘内伤’则指深入先生之骨髓的‘政治至上’意识。尽管先生自一九八六年始已着意‘告别体制’，但某种价值心理定势仍顽强地驱动先生尾随东林儒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势必怠慢含英咀华的读书声。”而在我看来，“政学不分”以及“热心时政”并不足以对学术造成致命的伤害。胡适、蒋廷黻、吴国桢、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参与或议论国民党政权，远远比留在大陆的王瑶这批知识分子参与或议论共产党政权深入和广泛。但是，胡适他们的参政议政并没有湮没他们的学术成就，为什么王瑶他们反倒会“一无所有”呢？如果放眼西方的话，无论是萨特还是福柯，无论是费正清还是乔姆斯基，大概都是“政学合一”的、“不纯粹”的学人。如果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变成等级森严的衙门和“单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都必须依赖于工资、户口和粮食本（据说，一九四九年之后到六十年代末，从来没有领取过官方的工资、而靠自己的稿费生活的知识分子，只有巴金和傅雷两个人），那么文学和学术的巨著又岂能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呢？一九八六年，晚年的王瑶先生突然元气淋漓，他如此言说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他说的又岂止是鲁迅呢？然而，在“计划经济”、“计划政治”和“计划文化”的时代里，“独立”谈何容易？
于是，知识分子便成为“优败劣胜”体制的牺牲品。谢泳还谈及一个语言学家王力的小故事。一九七四年，王力参加编写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那是一个文盲领导学者的时代，组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青年工人，指挥王力干这干那。七十多岁的王力每天挤着公共汽车在北京东城和西城之间来回奔波，有一次还被从公共汽车上挤了下来。王力一直保持着沉默，谢泳解释说：“他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间的这样生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也许在王力先生的记忆中，这算不得什么，因为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在时常发生着，但我们从这一件小事当中，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是如何以它最下流的方式把知识分子的尊严打掉的，这样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耻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瑶先生所憧憬的“分子要独立，知识不变质”逐渐成为可能，王小波就是新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辞职给他带来了心灵的自由，对他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王小波不堪生活重负而英年早逝，但他实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生命形态上与胡适那代学人的“对接”。王小波之后，更多的年轻人都开始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因此，我愿意与谢泳一样，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抱一种乐观的态度。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巨人是这样生活的
——读钟肇政《史怀泽传》
史怀泽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人类的精神巨人”。史怀泽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天才——他是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和医生：在哲学方面，他以《康德的宗教哲学》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康德研究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在神学方面，他对耶稣生平和圣保罗思想的研究，在教会中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在音乐方面，他以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者的身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但是，这一切与他真正的贡献相比则黯然失色：三十八岁那年，史怀泽以医生和教士的身份远赴非洲蛮荒之地，为生活在病痛和绝望中的黑人带去健康和希望。直到九十岁的高龄去世，史怀泽后半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沙漠中鞠躬尽瘁地奉献，经他救治的病人数以万计。史怀泽的这一工作以及他所倡导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不仅使他获得了一九五二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且为人类未来的精神走向提供了崭新的座标。
台湾老作家钟肇政编译的《史怀泽传》是一本朴实无华的“巨人传”。二十一岁时，史怀泽这位天赋异秉的青年就立下如此的志向：“三十岁之前为研究学问和艺术而生活，三十岁以后献身直接服务人群。”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史怀泽涉足神学、哲学和音乐等领域，在每一个领域内都获得了许多人一生也无法企及的巨大成就。然而，当他三十岁的时候，毅然宣布转而学医，并将去非洲行医。这一决定遭到了所有亲友的反对，甚至有人认为他江郎才尽或者发精神病了。史怀泽的这种人生选择，让我想起了德国作家黑塞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书中的两位主人公，一位为艺术和美而生活，另一位为信仰和爱而生活。黑塞以象征的手法写出了艺术感觉和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冲突、启发及融合。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对相辅相成的人物，融合为一体之后便完成了黑塞的理想形象，有评论家称这部小说是融合了知识和爱情的“美丽的浮士德变奏曲”。而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一位这样的活生生的巨人——史怀泽。史怀泽的学问、艺术、信仰和生命实践完全融合，他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堪称“荣神益人”的典范。仅以医学而论，史怀泽从三十岁开始从头学医，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此前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但是，经过八年的艰苦学习，史怀泽终于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刚刚领到学位证书，他就和妻子一起出发，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五日抵达加蓬。
那时候，加蓬还没有独立。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中部非洲，几乎就是人间地狱：各种流行疾病疯狂肆虐，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饥荒时时发生，沾染上酗酒恶习的人们在酒精的麻醉中悲惨地死去。在这样的地方建筑一所现代化的医院，就如同建筑一座金字塔般的困难。史怀泽拿出自己所有的财产，自己身兼建筑师、工人、会计、采购所有的职务，得以在荒漠中创建了一所“挪亚方舟”。这个不断扩大的医院成为当地土著的天堂，在这里他们不仅医治了身体的病痛，还获得史怀泽各方面的帮助。在尽医生的职责的同时，史怀泽还调解部落纷争、教授种植知识，承担了文化教育、信仰传播的诸多艰巨工作。在许多非洲朋友的眼里，这位白人简直就是一位从天上下来的“神”，而史怀泽谦虚地说，自己只是按照《圣经》的要求来生活，因为耶稣说过：“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四节）
史怀泽说过，他一生都受到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的激励。朋霍费尔在他的著作中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真正宽广的同情心的匮乏，他指出：“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承受了人类的一切苦难，似乎这些苦难都是他自己的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并且完全自愿地忍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任何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通过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抓住自己的‘时刻’，通过像自由人那样面对危险，通过表现出一种并非畏惧、而是出自基督对一切苦难者的解放和救赎的爱的真正同情心，来展示出类似基督同情心的广度。”史怀泽在非洲所展示出来的正是这种真正的同情心，他把这种宽阔的同情心升华为“敬畏生命的论理学”。史怀泽认为，正是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人类才得以同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人类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获得一种创造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人类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他深信：“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这种学说不是写在书本上，而是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人必须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
史怀泽改写了“天才”的定义。在人类由强权主宰的历史里，“天才”因为拥有“强力意志”，便意味着对千千万万“庸才”的奴役。“天才”是自私的、残酷的，自私与残酷几乎成了“天才”们的特权。“天才”是可以不受谴责的：拿破仑让百万士兵为他送死不必受谴责，顾城用斧头砍死妻子也不必受谴责。史怀泽却为我们树立了另一套价值评判的标准，以这套崭新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衡量，权力、财富、统治的区域等全都无足轻重，而人的信仰、爱、奉献、怜悯则有永恒的价值。史怀泽在其自传的最后这样写道：“惟其相信真理与精神的力量，所以我确信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在我的一生里，也有过辛劳、匮乏、悲哀，累累相积，如果我的神经再弱一点，可能我已遭到挫折了。长年之间忍受疲劳与责任的重荷压在肩头上，那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我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自己，以及我的妻子与孩子们。”他以对幸福的深切体验来结束自己的自传：“然而，我倒有无上的幸福——我能为爱而奉献。我的事业成功了。我受到太多的爱，与太多的仁慈。也有不少人忠诚地助我，把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我具有足可支持紧迫工作的健康，也有永远保持冷静的气质，还不乏用沉着与熟虑来办事的精力。并且，我还能以感谢来接受我命中被赋予的一切，这也是我的幸福。”
在史怀泽的背后，有一位伟大女性的身影，那就是他的妻子海伦夫人。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海伦夫人分享了丈夫所有的辛劳、苦痛和幸福。我们能够想象，作为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年轻的海伦来到与现代文明隔绝的非洲沙漠时，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磨难。在二战的硝烟中，海伦夫人突破重重封锁来到非洲与史怀泽团聚，使得奄奄一息的医院重获新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海伦夫人也就没有史怀泽的事业。可惜的是，在这本传记中只有关于海伦夫人的只言片语的介绍。我想，这样一位与丈夫同样伟大的女性，应该专门有一本传记来记载和颂扬。
——二零零四年三月六日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发现真正的“苏东”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近年来，到俄罗斯访问、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生活体验迥然不同。有的政府官员到俄罗斯之后，得出俄罗斯经济“一塌糊涂”的结论。他们发现，莫斯科的饭店酒楼生意远远没有中国的大城市火爆，购物中心和大商场也显得比较冷清。他们到了国外依然念念不忘打高尔夫球，于是又发现，“俄罗斯的高尔夫球场不仅没有我们的多，而且草地的质量也无法与我们的相比”。相反，有的人文学者到俄罗斯之后，却得出“俄罗斯人素质就是高”的结论。他们发现，俄罗斯社会秩序良好，并没有国内报纸上描述的那种混乱不堪、暴力不断的情形。即便是在普通工人的书房里，也珍藏着精美的《普希金全集》；地铁和公共汽车秩序井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术水准。这两种对立的看法，都有某种相对的“真实性”。然而，正如瞎子们摸到的大象的形状与大象真实的形状相差十万八千里一样，人们走马观花的“印象”显然不能够等同于俄罗斯社会的“真相”。
曾几何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与中国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一起走过了一段相似的发展道路。最近十余年来，苏联东欧的剧变与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却又形成了颇有意思的参照。长期以来，中国公众和学术界往往对“苏东”持两种极端的评价：一种是昔日的“神圣化”，也就是将五六十年代的苏东无限美化，认为实现了“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的苏东就是“中国的明天”；另一种则是今日的“妖魔化”，也就是将九十年代之后的苏东无限丑化，认为剧变之后的苏东一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大众饥寒交迫，宛如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在“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我们缺少的恰恰是一种脚踏实地、心平气和、客观公正的研究。正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我们既无法借鉴苏东的经验，也难以避免苏东的教训，我们看苏东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秦晖、金雁夫妇长期从事苏东问题的研究，尤其关注近十余年来苏东经济政治的转型。他们合著的《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一书，收入相关论文十余篇，书中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水乳交融，无论是对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宏观扫描，还是对波兰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改造的微观解剖，都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发现，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多次辗转之后变形的“观感”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