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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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情战胜了“阶级情”，这亦使人不胜遗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没有响应号召划清界限，而且告诉了大哥这样的“阶级敌人”。他们可能想过：要和老娘划清界限，首先要让娘和大哥划清界限，但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四妹的革命号召落空了。
“文革”还在继续，迫害也还在继续。1975年由于我所在的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结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闭回到家里，但是妻子新凤霞却由于长年在深达数十米的地下挖防空地道而患高血压病，虽然医院开具休假证明，她的剧院的女书记仍不准她休息，反而说：“我的血压比你还高，不是也不休息，还坚持工作吗？”于是到这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头一天接到任务，要到北京郊外的平谷县参加劳动，她忙着准备过冬的行装，母亲也戴上老花镜帮她缝制棉衣……第二天要出发了，清早起床，刚把行李整好时，一跤跌倒，急送医院，被诊断为脑溢血，住进了西四羊市大街的人民医院。
当晚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从来十分镇定的母亲悲不可抑，流着泪说：“凤霞太累了。我没有照顾好她……可是幸亏你回来了。”
此时此刻，娘居然说这样的话！任何时候，娘都具有无比强烈的责任感，这只有增加做儿子的惭愧。那年娘已经八十一岁，这样一来，原来凤霞能够分担的一些家务事又都堆到了娘的身上。
两个月后凤霞病况稳定了，出院回家，但是行动艰难，左肢偏瘫，已不能做任何劳动。这个在舞台上活跃半生，名满天下；加之生命力旺盛，生活能力过人，衣、食、住、行样样不须假手他人的好媳妇如今已经失去了全部能动性，连卧床、起身都要别人帮忙了。
两年之后，经过一次脑血管造影，凤霞的病被确诊为“脑血管不全栓塞”。人民医院的诊断是错误的，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动手术不能保证安全，只得承认这个现实了。但这个病人具有十分顽强的意志，她学习走路，由于右肢完好，又坚持用这只完好的右手学习写作，拣回二十几岁时曾和公公与义父齐白石大师学过一段绘画的技法又开始作画，持之以恒，成为一名出版了十多本书的空前绝后的民间艺人、从文盲苦学成材的女作家和业余画家。
她的第一幅自己认为画得比较像样的桃子是献给婆婆的。
但是婆婆却显然日渐衰老了。在婆媳两个都卧病在床的时刻，同住在北京的六妹看到我家两代病人的负担，和我商量把母亲接去她家照料。于是母亲离开了我家。
时迁岁改，事情终于逐渐发生了变化。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61年宣布摘掉的，但那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叫做“摘帽右派”，显然还是“右派”。“文革”十年又被“审查”了十年，备受凌辱，妻子、儿女，以及老母都受株连。除在台湾的大姐外，其他九个弟妹亦大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和迫害。直到1979年，中央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文件“改正错误”。1980年再发布文件“彻底平反”。
从1957年开始，我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至1980年“彻底改正平反”止，共为二十三年整。二十三年里我始终不理解我到底错在何处？从心底不能接受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二十三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而且证实了：我没有错。
我受了二十三年冤枉，祸延全家，尤其是害苦了母亲。母亲于1982年病重逝世。“若可赎兮百其身”，只能留下终世的遗憾。在我这个小家的每一天危难的时刻，母亲寸步不离，受尽苦难。她假如住到其他任何一个子女家里都不会冤枉受这么多苦，但一言既出，历二十三年而不渝。而在她受尽疾病折磨的时刻，在她最终瞑目长辞人世和亲人的时刻，我却在剧场里看戏。闻讯赶到垂杨柳医院，亲爱的母亲永远不再回来了。
至今又是八年过去了。人生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终止。每一想到母亲，便难忍心中的苦痛和愧悔。这种心情是我虽然早在两年前便收到征文信，而自己也早就想写母亲却久久写不出这篇纪念文章的原因，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母亲的善良、宽厚、坚贞、仁爱和施加于我的永世的恩情。
唐代诗人元稹追思妻子写过三首“悲怀诗”。把他人怀念妻子的诗句移来怀念母亲或许是不敬的，但我对母亲却具有同样的感情：“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愿母亲在天之灵饶恕她负罪的儿子。
1990年12月25日北京
我的家庭爱妻新凤霞和她的书《新凤霞回忆录》（1）
注释①《新凤霞回忆录》，新凤霞著，叶圣陶作序，常君实编辑，1980年8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凤霞的第一部著作。 1982年7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新凤霞的第二部回忆录《艺术生涯》，艾青作序，常君实编辑。 注释②在我们的家庭里，避讳“可怜”这两个字。凤霞的自尊心特别强，尤其是在得病之后，她曾对我说：“假如你是在可怜我，你就给我走开！”我对她说：“你别多心。你会好的。我把你看做一个体操运动员，在一场竞赛当中受了伤；只不过伤势重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痊愈之后你还会登上舞台的。”事实上不止一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并且是信心百倍地为她进行治疗的。 可怜②的凤霞于1975年突患重病，不能转动，送医院抢救。不幸的是，医院当时把她所患的“脑血栓”误诊为“脑溢血”，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以致形成至今未能痊愈的左肢行动不便的后遗症。在三年之后，一次脑血管造影检查时才得到确诊，而现在患病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了。 和我相识的某一些女同志那样，凤霞对待生活心胸不够开阔，想不开，爱后悔。常常说：“我不该这样，不该那样……”得病的这四年多以来，更爱说：“假如我没病的话，我……”尤其在看戏的时候，看见同时代的小朋友、老伙伴仍旧活跃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受不了，就难受得要命；若不是我或孩子们在一边打岔、说笑话，扯开或是转移她的注意力，她便会流下泪来，活像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这尤其是晚上坐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 熟悉凤霞的人都能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她从来就是个一刻也不能闲着的人。在她的回忆录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写她幼小时在家里、在师傅家里、在前台后台、在工厂、在种种不同的场合里干各种劳动活的情况。在劳动上，她是个真正的多面手。除去她的本职工作演戏是十分繁重的劳动之外，她会做各种面食、烧菜——能为她喜欢的客人亲手烧出整桌的筵席；能裁剪、缝制衣服，从中装的丝绵袄到西装的外衣裤以至衬衫。又能织各式各样的毛衣，多少年来我和孩子们以及她自己身上穿的毛衣大都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新凤霞青年时代 她从七八岁起，在戏班里演小孩戏、配角戏，从十三四岁开始演主角戏。旧社会的小评剧班一年演到头，除掉春节前的几天封箱之外，从来也不休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星期天还要加演日场，甚至在台上吐了血还满不在乎地继续演戏。 难以设想，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在黑暗的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从1966年开始竟被剥夺了演戏的权利。不演戏可干什么呢？她在深达十几米的地下挖了六年防空洞…… 当然，若从1957年算起，她承受的折磨远远不止于此。即使是挖这六年防空洞的时节，我看她也还是安心和愉快的，没有感觉太大的痛苦。每天晚上回家，高高兴兴地提着买回来的蔬菜，进厨房做晚饭；因为这比前几年关在单位里不准回家，和后来自己可以回家了，而丈夫又一连几年不许回家、乃至生了重病进医院动手术也不许通知家里相比又强多了。 凤霞写的文章将收聚成册，并将出版回忆录了，这在我们家里说来可不是一桩小事。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三年以前，时间是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习作，题目叫做《过年》。文末有一段《编者附记》，说： 评剧名演员新凤霞，解放后开始学文化，去年已读完了初中课程。最近，她在休息中练习作文，写了一些生活回忆。这里登的就是其中的一篇。 在这以后的第五天，即6月19日，凤霞写的第二篇文章《姑妈》仍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可能那时编辑准备发表的还不仅这两篇……但是谁都记得，这时开始了一个叫做“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我是首当其冲的受到批判者，跟着就株连及于妻子。情况迅速恶化，凤霞的写作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便被扼杀了。 凤霞从来不让她的手闲着，也表现在她的“写作”上；文章不写了，丈夫去了极北的边荒。这时尊敬的前辈老舍先生对她十分关心地嘱咐着：“你给祖光多写点信，写信也是练习文化，像作文一样，多写，祖光看了高兴……”因此，我在北大荒的三年，收到过妻子无数的来信，有时会一天收到好几封信。但是这所有的家信，在后来的又一场十年灾难当中，全部被抄个净光了。 凤霞不怕劳动，劳动从来就是她的本色，她也从来没有被劳动压倒过。既然不准演戏，甚至不许写信；毋宁说，劳动能使自己得到寄托，得到愉快。但是，更大的不幸袭来，一次新的迫害使她病倒，竟致连劳动而不可得了。 但是在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凤霞病在左肢，左手左脚举动不便，可是右半侧还依然是健康的。头脑十分清楚，口齿也照旧那么伶俐；所以她还能说，还能唱，用这个来教学生。还有一部分时间用于针灸和按摩医生的治疗以及散步，作为恢复肢体的活动锻炼。此外，她还画国画，画梅花、藤萝、南瓜和桃子……然而还有更多的时间怎样安排呢？我对凤霞说：“写文章吧。像你当年学文化交作业那样，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吧。” 凤霞听了我的话，提笔就写，写得这么多，这么快，她的思路就像一股从山顶倒泻下来的湍急的清泉，不停地流啊流……写得最多的一天我约略计算了一下字数，约一万字左右。我从事写作超过了四十年，也从来没有一天写过这么多！
我的家庭爱妻新凤霞和她的书《新凤霞回忆录》（2）
凤霞的文化其实不到中学程度。加上她粗心，不细致，识字也不多；因此每篇文章当中都有大量的错别字，同音或近似音的假借字，甚至有她自己随手创造出来的十分潦草的只有我才能认识的字；也有重复繁琐的，需要猜测才能辨识的字和句子以及用画来代替的字……但是可贵的是她的深挚朴实的感情，对我说来是闻所未闻的传奇式的生活经历和她独具风格的语言，这都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她的写作范围极其广泛。写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的学艺和卖艺生涯、演戏经验，她的同台演戏的伙伴，一些渺小的小人物和当代的著名艺人，贪婪的戏园老板、财主、恶霸；写旧社会，也写新社会；写地狱的黑暗，写友谊、良心和反抗；有血和泪，也有衷心的欢笑……但是由于她写的都只限于她个人的经历，每一篇文章都是她个人的亲身感受。所以也可以说，她的写作范围又是极其狭窄的。
值得感谢的是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以及《海洋文艺》从两年以前便开始连续发表凤霞的文章。那时候虽然万恶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但是还不能设想我们国内的报纸和杂志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凤霞的文章是先给香港读者留下印象然后再引起国内杂志和报纸的注意的。近一年来，凤霞的文章在我们自己的报纸杂志上也不断地发表了，这对凤霞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对我说来，读了凤霞的大量文章之后才使我知道她的五十年生活经历是这样曲折、这样复杂、这样丰富多彩、这样充满了酸甜苦辣。1978年末，我写了一个话剧本《闯江湖》，就全是采用凤霞提供的素材。使我和许多看过这个剧本的朋友们都感觉到，把旧社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评剧艺人的血泪史用文字记录下来是有意义的。
香港三联书店和天津百花出版社将分别同时出版《新凤霞回忆录》，这是凤霞写出的回忆文章的一部分。她还将继续写下去，她脑子里留下的素材好像永远也写不完。
我和凤霞共同生活了约近三十年，其间曾被强迫离开约八年。但是，使我更多地了解她，却是在读了她所写的这些文章之后，使我认识了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一个新的世界，并且常常使我感动落泪。凤霞是在受侮辱被损害的贫民窟里长大的，但是像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坚贞，有骨气；在旧社会是这样，在新社会也是这样。同样是我所崇敬的老舍先生，在1961年，我从风雪三年的北大荒回到北京时，和舒师母一起对我说道：“凤霞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她的心是金子做的。”凤霞告诉过我，她小时非常热爱和佩服的一位正直的弹弦子的老艺人瞎大爷，常给她和一群同年龄的孩子们讲古说书，讲忠臣义士、烈夫贞妇，告诉孩子们：“男学关云长，女学王宝钏。”当然，这是过了时的封建道德，可是忠实的凤霞却就是这么做的。凤霞常对我说：“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批评我。常言道：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而现在，疾风知劲草，由于经过了严峻的考验，事实昭昭在人耳目，我得以无所顾忌地“当众夸妻”了。
凤霞的一生过来不易，受过贫穷，受过冻饿，受过说不尽的欺侮折磨，但是她都能禁受。在最强大的压力和打击面前没有屈服，没有讨饶，没有流泪。然而她却受不得哀怜和同情，常常在人家安慰和怜惜她的时候便哭起来了。我想，经过了这十年灾难的同志们将都会理解和体验过这样的感情。而现在，噩梦一般的生活终于过去，我们应当高兴，像我们的老朋友画家丁聪告诉我的：“我给凤霞画插图，就是为了让她高兴。”他画的那一幅幅生动有趣，意味深长的插图，又岂止是使我们高兴而已。像诗人艾青对我说的：“给别人写序我实在没有时间，可是给凤霞写序我不能拒绝……”当高瑛夫人把艾青的序文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读着读着，流下感激的眼泪。这样，书店给这个识字不多、文化不高的民间艺人新凤霞出版回忆录，即使本来没有为了使她高兴的原因，但却真是会使她高兴，也使许多关心她的人高兴的。
最后我要提一下“关心她的人”。凤霞从1966年被迫离开舞台，后来又因病不能登台，至今已经十四年之久。但是多情的观众没有忘记他们心爱的演员，从1976年到现在的四年当中，有无以数计的不相识者通过来信、登门来访、寄赠药品和其他礼品、食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病人的深切关怀。尤其是近两年来她的两部影片《刘巧儿》和《花为媒》在全国重新放映，收到的观众来信就更多了，使病中的凤霞如同生活在澹荡的春风和温暖的海洋里一样。对这么多热情洋溢的来信是难以一一答复的，但对病人来说，这种珍贵的同情和友谊，可是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