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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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跟康蒂谈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想法时，我强调说一条强有力的经济纽带能够帮助她提升她在海外政策上的领导角色。我对她明言：“只有一个国务卿，那就是你。我只想配合你，与你合作，帮助你实现你想实现的目标。”
康蒂和我从一开始就很合得来。早在她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务长的时候我就认识她，那时候我还是高盛的CEO。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HooverInstitution）任职的前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是否想见见赖斯。她是个俄罗斯问题专家，有兴趣加入高盛。当时我还没有预见到俄罗斯金融危机的降临（我们没有一个人预料到），所以我想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加入乔治·W·布什的竞选团队。
在我履新财政部的第二天，我就与康蒂共进了午餐。她对总统很了解，对于如何与总统建立关系，她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提示我要想办法多与总统单独相处。康蒂比我聪明，表达能力也胜过我。我不是个外交家，对那些外交礼节（什么场合该站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东西）一窍不通，但我确实知道如何做成一件事。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记住，在外交礼节中，你是二号人物，排在国务卿之后。走出去的时候就跟在我后面。”
一开始，有康蒂盯着我的时候，我的表现还没问题。但没有她在场的时，有时候就会闹出笑话。2007年时，布什总统曾在白宫招待来华盛顿参加一次大会的各州州长。康蒂没有出席，所以晚餐之后在白宫东翼举行的晚会中，温迪和我应该坐在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旁边。我们先是与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Schwarzenegger）聊起了环境问题，等到来宾落座时，温迪和我径直坐到了后排的某个地方，给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旁边留下了两张空椅子。最后，国防部长鲍勃·盖茨（BobGates）挪了一步，坐上了两个空座之一。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特别是我的内阁同僚们。散会之后，总统对我说：“保尔森，你是不是想当个州长？”
但这还不是我最失礼的一次。布什总统很讨厌别人的手机在开会的时候响起。在2007年1月，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何塞·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ManuelBarroso）的一次会议。按照礼仪，我应该坐在总统左侧的沙发上，挨着康蒂。我还以为我的手机已经关掉了。
就在我们专心致志地听着两位领袖愉快地交谈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吓了一跳，就像是被一根电棍戳了一下。我赶快伸手去摸手机，先是翻了翻我平常放手机的西装口袋，但却没有找到。惶恐之下，我站了起来，翻了翻沙发垫子的下面，以防手机掉进了那个地方——但还是没找到。手机不停地响着，我越来越难堪。最后还是康蒂发现了手机的所在。她指了指我的右裤兜，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关掉了。
“保尔森，”总统后来戏弄我说，“好一个三垒安打：在椭圆形办公室，当着一个来访的外国元首，你找不到手机。”我再也没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也希望那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是有关财政部某件要紧事的，但事实上那是我儿子打来的，只是想跟我聊一聊芝加哥公牛队。
没人会说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总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别人，告诉他们我认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解决。我会聆听任何人的好点子，然后采纳最好的方案。虽然这种风格对我管理企业行之有效，但我发现，在华盛顿做一个决策要复杂得多，也难得多，特别是在国会山。
当你与国会打交道，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还是小，都没有快速解决方案这一说。坦率地说，除非出现危机，否则你不可能完成重要的、困难的变革，而这让阻止一场危机变得异常艰难。
与立法者们有效地合作是身为财政部长的一大要务，尽管我早已知道这个差事会让人头疼，我还是低估了它让人头疼的程度。
我们在国际领域早早就取得了一些成果，避开了有潜在危害的反华贸易保护立法，通过了一个法案来明晰了外商投资于美国的程序。但在许多国内议题上，我们却屡屡受挫，包括政府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的努力。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入主财政部（4）
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带来了另一个立法难题。在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我就住在第16…K大街的圣瑞吉酒店（StRegisHotel）。华盛顿的夏季炎热而又潮湿，但我很喜欢去国家广场跑步，穿梭于那些纪念碑、博物馆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之间。2006年6月末的一天，我刚刚大汗淋漓地跑步归来，财政部金融机构事务副部长埃米尔·亨利（EmilHenry）和他的助手戴维·内森就出现在了我的房间，向我汇报了“两房”的问题。
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政府和联储多年来早已对这类企业所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普通人也能看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我汗流浃背地穿着湿漉漉的运动服坐在那里，听埃米尔和戴维解释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古怪的概念。尽管它们有公众股东，它们却是国会特许的旨在稳定美国房贷市场并促进廉价住房的机构。它们都不会向购房者直接提供贷款，实际上，它们卖的是保险，担保购房者能够按时归还房贷，而这些房贷会被打包为证券化产品，通过银行卖给投资者。它们的章程使它们得以免缴联邦和地方税，还赋予它们在紧急情况下申请财政部贷款的权利。这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误以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证券拥有美国政府的无条件全额担保。事实并非如此，克林顿和布什政府都曾多次强调这一点，但投资者们却充耳不闻。
就在这种含混不清的状况下，“两房”发达了。它们通过两种途径赚钱：第一是收取贷款担保费，第二是通过购买并持有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获取差价（用银行家们的话说，叫做“息差”）——也就是它们的资金成本和它们所收取的这类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它们所享受的隐形政府担保意味着它们的融资成本低得惊人——仅仅略高于财政部本身的融资成本。
它们在资本要求方面也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国会要求它们保留的准备金水平非常低：仅仅是表外债务的045％外加所持资产组合的25％，而这些资产组合大多是由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构成的。它们的主管部门已经临时性地要求它们增加30％的超额准备金，但与同等规模的商业银行相比，这样的资本充足率依然不算高。两家公司共持有或担保了全美近一半的住宅抵押贷款——当时的总金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44万亿美元。
监管也很薄弱。“两房”有两个主管部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ofHousingandUrbanDevelopment）监督它们在住房方面的功能，而创立于1992年的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个弱小的分支，负责监督它们的财务状况。
简言之，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作为两个极端的例子，它们就代表着那个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的普遍问题——杠杆太大、监管又太松的大型金融机构。
但变革是艰难的。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在国会山拥有强大的势力，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有雇用（并且养肥）华盛顿那帮新老政客的悠久历史。在一系列财务丑闻迫使它们重新评估了多年来的赢利水平后，它们的CEO被扫地出门，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一番推动变革的努力却在一场争论中付诸东流——如何管理这“两房”的资产组合的规模和构成？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一直在迅速膨胀，冒险性也日渐提高——这使它们背负上了更大的风险。
我问了很多问题。在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时，内森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它们的收入有2/3来自它们的资产组合，1/3来自证券化业务。”
听到这句话，我豁然开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原因。”我说。它们的董事会对股东们负有信托责任，有义务拒绝放弃2/3的利润，它们也必然会放弃。
我的结论是，本届政府如果想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就必须变得更灵活一些。我的对策是，我们可以改善前一年众议院以3∶1的优势通过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要求建立联邦住房金融局这样一个新的实体，并赋予它像银行业监管者那样的权力，负责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组合。
众议院的这项议案是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通过的，但我相信我们还有改善余地，还可以设定更为严格的标准。但是，白宫是完全反对这项议案的。白宫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太过强大，根本就不是它们的主管部门所能控制的，因此希望国会能够以明文法规来对它们的投资资产组合加以限制。政府的想法与参议院的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议案相吻合，这项议案要求设立一个更强大的监管单位，并对两房的投资组合加以上限。但当11月份的中期选举使民主党人一举控制了参众两院，我们很明显需要一点灵活性了。
幸运的是，我在两党之中都结识了一些好友。其中一位是老牌民主党众议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嗓音沙哑、争强好斗的巴尼不光是华盛顿政界名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也是《奥赖利实情》（TheOReillyFactor）和《周六夜现场》（SaturdayNightLive）节目的大红人。巴尼善于表现自己，机智而又风趣，但他也是一个务实、律己、绝对值得尊重的政治家：他从未辜负我的信任。作为一名老资格议员，他只会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努力。为了完成目标，他愿意做交易，愿意妥协求全。
巴尼从一开始就表示他愿意与我协力推进对两大政府资助企业的改革，解决投资组合上限和政府监管的问题。尽管我们已经有所进展，我还是在政府内部遭遇到了阻力，以致于我经历了我在白宫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会议之一。
11月21日，戴维·内森和我在白宫罗斯福厅会见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AlphonsoJackson）和一大帮白宫幕僚，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阿尔·哈伯德、白宫顾问哈丽雅特·迈尔斯（HarrietMiers）和副幕僚长卡尔·罗夫（KarlRove）。罗斯福厅就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对面，是白宫幕僚们日常聚首的地方。屋内只有一个假天窗，没有窗户，是专为紧要会议设计的，这次会议也不例外。
我解释了我的立场，提出我们应该愿意就“两房”的问题展开谈判，然后我开始寻求各与会者的意见。哈伯德不置可否，但其他每一个人都坚决反对我的做法。我已经习惯了异议和争论，但我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尝过这种被群起而攻之的滋味了。我感到沮丧之极。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加以妥协，改革就无法完成。
我的反应多少有些任性：“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懂。我会给总统一份备忘录。”
我起草了备忘录，把它发了出去。罗夫强烈反对，他认为这对政府的不妥协立场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提出要利用感恩节的周末帮我重写备忘录。我放下了自尊，接受了他的好意。不管怎么样，罗夫向我保证我会得偿所愿。
“你一定会赢的，因为总统不会让他的新任财政部长下不了台。”他悄悄地说。
几天之后，在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前往布什总统的住所参加了一个会议。会末，总统把我叫到一边，将备忘录递还给我，简简单单地对我说：“汉克，这就是我把你带到这儿的原因。你放手去干吧。”
我们在“跛脚鸭会期”“跛脚鸭会期”（lameducksession），特指美国在11月（总统和国会）选举后与下年初新任公职人员宣誓就职之间的时期。——编者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当新国会在第二年登场亮相后，巴尼很好地兑现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在5月末我们的谈判进入尾声时，我们已经力促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还远谈不上完美的议案。但我们的努力在参议院依然颗粒无收。新任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正忙于竞选总统，因此出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委员会的重要事务陷于停滞，参议院在两大政府资助企业的问题上毫无作为。
我们已经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已经向世人宣布：“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我知道这一切必将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那些跳出来搅局的人没有太多的耐心。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通演讲指出一个问题，但问题的解决靠的是辛勤工作、克服障碍，坦率地说，还要有一点，忍辱负重的精神。
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已经决定，如果有必要，我会为完成目标而作出妥协。但这并不是美国首都的文化。直到2008年7月，有意义的政府资助企业改革方案才获得通过。这个时候，一切几乎已经无可挽回。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1）
■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我预料中的金融市场危机于2007年8月9日骤然降临。它源自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房市，而且它的危害之深和历时之长超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想象。
那天早上刚过7点钟，就在驱车前往美联储的路上，我接到了我的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克莱·洛厄里的电话。他告诉我，欧洲市场陷入了混乱。欧洲大陆时间当天更早一些，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停止了三只投资基金的赎回，这三只基金全部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巴黎银行的理由是，“完全枯竭的流动性”已经令其无法“对特定资产的价值作出公允的评估，无论它们的质量或信用评级如何”。
这一举动令人不安，但随之而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揪心：由于银行之间开始惜贷，欧洲信贷市场急剧收紧。为此，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它将以4％的官方利率向欧洲的银行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通常紧随官方利率而动的欧元区隔夜拆借利率则达到了47％。就在欧洲央行作出上述声明后的几个小时内，49家银行已经从欧洲央行借走了令人震惊的948亿欧元，也就是1300亿美元。这比欧洲央行在“9·11”事件之后的贷款还要多。
我加快速度驶向美联储，赶赴与本·伯南克的例行早餐会。我急于见到他——由于我刚刚去了一趟中国，我们错过了上一周的早餐会。在来华盛顿之前，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本，但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在我出任财政部长后不久，我们俩就形成了每周共进早餐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我又实在是一个积习难改的人，以至于当我到达美联储的时候，一碗燕麦粥外加一杯杯橙汁、冰水和健怡可乐已经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为我摆好了。
在我担任财长的这一年中，本与我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尽管我们也有一些共同兴趣，比如说对棒球的热爱，但我们的关系有95％是公事层面的。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二人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坦率——把所有的事实都摆在台面，发现我们的不同之处，非常直率地讨论这些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