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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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蒂姆·盖特纳也忧心日增。在与施瓦茨交谈过之后，他担心这位贝尔斯登的CEO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令他的公司危如累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他说，施瓦茨仍然抱有一种幻想，满以为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出售他的公司。
蒂姆建议我和他再次致电施瓦茨。“我们两人一起找他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说。我们于下午6点半左右拨通了施瓦茨的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艾伦问。
“因为你的公司再也撑不下去了，”我解释说，“它会烟消云散。如果你在这个周末之前还达不成什么交易，你连任何可以用来借款的抵押品都剩不下了。”
在这个艰难的电话之后，蒂姆和我都知道那个晚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约定次日一早再谈。
那天晚上，温迪和我前往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观看了《上帝鸟》（TheLordGodBird），一部有关象牙啄木鸟的精彩的纪录片——由于这种美丽的鸟常常让人发出“上帝！”的感叹，上帝鸟的名字由此而得。换作平常，我一定会乐在其中，但那一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贝尔斯登的事。每次有某个国家地理协会的朋友向我们走过来，我都对他们恍恍然视若无睹。这令温迪非常不快。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她说，“但这不是对人不礼貌的借口。”
“我对每个人都很礼貌。”我反驳说。
“你除了一个‘嗨’之外就没有对他们说过任何话。”
我向她道了歉，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担心的是这个世界会四分五裂！”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在又一个辗转不安的夜晚之后，我在星期六早晨醒来，仍然满心焦虑地考虑着如何才能在周末之前为贝尔斯登的困境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接替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个意料之外的电话令我紧张万分。自我加入财政部以来，这是劳埃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电话打到我的家中。劳埃德跟我一起分析了市场形势，以一种典型的严谨而又非常全面的方式概括了时局，但我听得出他声音中的恐惧。他的结论非常悲观。
市场期待贝尔斯登被拯救。如果到头来没有拯救行动，立刻便会天下大乱，先是从周日晚间的亚洲开始，继而蔓延到星期一的伦敦和纽约。不难想象道指创纪录地狂跌1000点的惨状。
我很快拨通了蒂姆·盖特纳的电话，与他再度讨论了我们当天的计划。我们必须为贝尔斯登找到一个买家，而摩根大通绝对是我们最好的候选人。我们决定把一整天都用在与杰米·戴蒙和艾伦·施瓦茨的沟通上，力促他们确保自己的董事会积极推进这件事，获得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在周日下午之前完成交易。
在通常情况下，我更愿意选择多个竞标者，至少表面上制造一点竞争的迹象。但我不认为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愿意买下贝尔斯登的人——更别说在36个小时之内就买下了。不过，我们确实考虑了每一个可能的选择。
蒂姆询问了私募股权投资人克里斯·弗劳尔斯，他曾表达过对贝尔斯登的兴趣。我与克里斯已经相识多年。在自立门户之前，他曾在高盛负责金融机构银行业务。但我知道以弗劳尔斯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来看，他并没有必要做这样一笔交易，所以我告诉蒂姆，与弗劳尔斯公司接触是浪费时间。德意志银行北美业务主管塞思·沃（SethWaugh）也曾表达过一些兴趣。我说我会联系德意志银行的CEO乔·阿克曼，但我也指出，根据我在过去7个月中与他的多次交谈，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对贝尔斯登有任何兴趣。乔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出生于瑞士的阿克曼是我所认识的最直率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人，一向善于利用他在对手们身上发现的弱点。当我拨通他的手机，他正走在纽约的麦迪逊大道上。一如既往，他的回答直率到了家。
“买贝尔斯登？这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爱做的一件事！”他喊道。他还说他对资助贝尔斯登也没有兴趣。目前为止他的资金状况尚可，而且他一直是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但他已经不能再这么做了。接下来他问我，德意志银行凭什么要跟一家美国的投资银行做生意。
这不是有竞争精神的话，而是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我对听到这样的悲观论调感到吃惊。我告诉他不必为其他的美国投资银行担心，我们要解决的只是贝尔斯登的问题。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6）
尼尔·卡什卡里一遍遍地穿梭于隔街相望的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的办公室之间，随时向我通报摩根大通的尽职调查情况。纽约的团队为了促成这笔交易而独自埋头苦干，我则频繁地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我也不断与业内人士沟通以协调各方的步伐。正出差在外的雷曼兄弟CEO迪克·富尔德从印度的一家机场给我打回了电话。他担心自己的公司也会出问题，问我情况是否已经严重到了需要他返回美国的程度。
“如果是我，现在绝不会待在国外。”我这样对他说。
他问我是否能帮他弄到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权力。我说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但再次强调他应该回来。
在整个星期六，每当我和蒂姆与杰米·戴蒙通话，他总是这样对我们说：“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很乐观，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其他选择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周六晚，我们终于与杰米有了一次令人振奋的谈话，那时候，他听起来似乎已经决定要买下贝尔斯登——只是在董事会方面还有几件事要解决。
我们放心地让杰米继续与他的董事们沟通。如果有问题，他会在次日一早的第一时间联系蒂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在周日稍晚些时候再谈。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睡了个好觉。
■2008年3月16日，星期天
次日一早，我准备参加几个预订好的电视谈话节目，回答有关这次拯救行动的问题。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蒂姆。我们两个都没有收到杰米的消息，这是件好事。我在早上7点30分左右动身前往演播室，脑子里默默提醒自己丝毫不要透露整个谈判过程，只是严格地按我精心准备的谈话要点来讲。我首先录制了ABC的《本周》（ThisWeek）节目。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Stephanopoulos）直指公众所关心的问题，问我政府有没有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华尔街。
“我们很清楚道德风险问题，”我说，“我最关心的是我们金融系统的稳定。”
“还有其他情况类似于贝尔斯登的银行吗？”他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开端？”
“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银行和投资银行，都很有实力，”我强调说，“我们的市场富有生命力，非常灵活。我很有信心我们能够渡过这一难关。”
我的话并不违心。回想起来，尽管我对市场状况有所担心，但我根本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很乐观地认为杰米会出手相助，我们能够解决贝尔斯登的问题并让局势平息下来。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一个接一个地参加那些节目的时候［在《本周》之后，我又接受了CNN的沃尔夫·布利策（WolfBlitzer）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克里斯·华莱士（ChrisWallace）的采访］，局势已经风云突变。尼尔已经致电我的新闻副官布鲁克利·麦克劳克林（BrooklyMcLaughlin），带来了坏消息。陪伴我参加节目的布鲁克利希望我集中精力接受采访，所以直到上午10点之后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她才告诉我出了问题，要我联系尼尔。尼尔说摩根大通不愿意再继续下去。我立刻拨通了蒂姆的电话。
“这对他们来说太仓促了。”蒂姆说。
摩根大通认为贝尔斯登太过庞大，而且特别担心它的房贷类资产。我很失望，但也谈不上震惊。置身一场信贷危机之中，想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让摩根大通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里就买下贝尔斯登，本身就有点不切实际。蒂姆已经劝说过杰米，但无济于事。
我们讨论了一下如何才能给杰米施加一点压力。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最好的方法也许是想办法让摩根大通可以在美联储的某种帮助下购买贝尔斯登。
于是我给杰米打电话，告诉他我们需要他来买下贝尔斯登。他一如既往地坦率，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
“有什么变化吗？”我追问道，“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兴趣了？”
“我们认为它规模太大了，而且我们自己的住宅抵押贷款已经够多的了，”杰米，“很抱歉，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样的话，我们得想想你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这么做，”我话锋一转，“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个什么办法让美联储来帮助你们完成这笔交易？”
杰米的口气马上就变了。“我去试试看。”他说，并承诺很快就会给我们回电话。
我回电给蒂姆，我们发誓要以最小限度的政府协助为代价让摩根大通买下贝尔斯登。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想出个料理后事的办法。
我手拿一本便笺簿和一听健怡可乐，坐在家中起居室的沙发上。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坡下有一条小溪流过。我一边望着门外的那一片在3月时节稀疏而又凄凉的树丛，一边守着电话，不停地与蒂姆和尼尔通话。蒂姆和我需要随时与杰米和其他人确认事态的进展。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交易。
杰米很快就回电说他愿意购买贝尔斯登，但是还有几个大问题需要解决。摩根大通不想要贝尔斯登的那些账面高达350亿美元的房贷类资产。问题主要不在质量，而在于规模。摩根大通想保留实力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它还有兴趣购买正苦苦寻求资本支持的华盛顿互助银行。所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没有政府帮助解决房贷资产的问题，摩根大通就不会购买贝尔斯登。
美联储最终决定协助完成这一交易，专门出资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公司来持有并管理贝尔斯登的那些摩根大通不想要的资产。美联储对这一特殊目的公司的贷款是不可追索的，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星期五上午的那种两难境地：美联储可能会遭受损失，所以它需要有人保护它免受损失。我让我的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带领我们的法律团队仔细研究我们在这方面的权限。美联储则请固定收益投资专家黑岩公司（BlackRock）根据摩根大通的要求审核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根据上周五的收盘价对其估值。
我们一直通过一条公开线路与华盛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摩根大通保持联系。这时候，我拨通了身在摩根大通一间会议室的尼尔，让他走出会议室单独给我打电话。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7）
“尼尔，”我对他说，“你的工作就是保护我们。这帮家伙会想办法把所有乱七八糟的垃圾都倒给我们。你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得逞。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些什么东西。”
由于美联储只能持有美元资产，选择余地缩小了，当我们计算到了300亿美元左右的范围时，交易的框架已经大致成型。但是，贝尔斯登的股价仍未确定。蒂姆告诉我，摩根大通正在考虑每股4或5美元的报价，但这个价格在我看来过高了，蒂姆也有同感。如果没有政府介入，贝尔斯登看不到生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又怎么能够一边承认没有政府的帮助就会灭亡，另一边却又给它的股东们大发红包？在蒂姆的要求下，我拨通了杰米的电话，他打开了免提扩音。
“我知道你正在考虑每股4到5美元的价格，”我说，“但除了卖掉，这家公司只剩破产这一条路。你怎么能给这么高的价格？”
“我应该给他们的价格是零，但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给的话又怎么能完成一笔交易。”他说。
“当然，你得给他们一点东西才能让他们投票，”我说，“价格至少应该是每股1到2美元。”
我强调，价格问题由摩根大通自己来决定。我无权干涉交易条款。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们宣布的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最终的交易价格都很有可能需要提高，因为股东投票这个必需环节是贝尔斯登的一个谈判优势。不过我们最好从稍低一点的价格谈起。
摩根大通决定提出每股2美元的报价。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力争拯救贝尔斯登的同时，我又看到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中所存在的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金融市场的弱点究其根本是来自房市的麻烦，而且房市的麻烦就是问题的核心。《巴伦》（Barrons）杂志上一周的一篇封面故事已经猛烈地抨击了房市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利用一下这次危机呢？蒂姆和我相信，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一些积极的消息有可能对市场有所帮助。我给鲍勃·斯蒂尔打了个电话，让他安排一次与“两房”和它们的监管单位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的电话会议，以便敲定一个我们已经在拟定的协议。正在飞行途中的斯蒂尔联系到了房利美CEO丹·马德、房地美CEO理查德·塞隆和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局长吉姆·洛克哈特，从下午3点钟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长约半小时的电话会议。
房利美和房地美正在根据法院的一纸同意令的要求筹措资金，以暂时性地将资本充足率提高至比联邦法定水平高30％的程度。它们一直急切地想把这一额外负担去除。为了帮助它们筹措到更多的资本（我们认为它们绝对需要更多的资本），斯蒂尔和洛克哈特几个星期来一直在力推一项交易：房利美和房地美每筹措到15~2美元的新资本，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就将对它们的额外资本要求削减1美元。
我们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所以我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期盼在贝尔斯登问题上达成一项交易，而且我们希望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一个协议能够帮助市场平静下来。斯蒂尔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我们很快就拟好了一个协议。根据我们的测算，这个协议能让两家公司都融到至少60亿美元，而这又将转化为摇摇欲坠的房贷市场上雪中送炭般的2000亿美元的资金。我们决定尽快公布这一消息。（消息于3月19日公布。）
随即，蒂姆和我又与杰米通了话，在他去董事会寻求批准之前将交易条款讨论了一遍。摩根大通将提出每股2美元的报价，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以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为担保向摩根大通提供300亿美元的贷款。我们都知道，从交易结构、法律文书一直到房贷资产管理方法的种种环节，这一交易太过复杂，我们不可能赶在亚洲市场开盘之前正式敲定所有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得不宣布一项基于“口头协议”的交易，这样的交易需要的是双方的信任和老练。而唯有与杰米·戴蒙这样一个技艺高超、充满自信而且深得董事会支持的CEO合作，我们才有可能做成这样一件事。
这个短暂的电话于下午3点40分结束，杰米随即下线去联系他的各位董事。
我给总统和乔尔·卡普兰各打了一个电话，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最新进展。
“汉克，”总统问，“你们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