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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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瞰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55）
如果说，那些一味拘执于“零乱枝节”而缺乏“高瞰远瞩”的理论视野和历史眼光的批评家，未免有“见树不见林”之嫌，那么，那些缺乏具体分析意识的批评家，便难免“见林不见树”之讥。（56）笔者以为，恢复传统的“诗话”体以及“评点”体，将有助于克服文艺研究领域存在的“见林不见树”之弊。因为，“诗话”体“摘句为评”的传统和“评点”体“随文而作”的特性，无不体现出对文本分析和细部分析的重视。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著名戏剧家丁西林就已开始提倡恢复“评点”体。他多次倡导“由前辈剧作家、剧评家每人选一篇话剧名著，不分古今中外，加上观点、立场正确的金圣叹式的批语和解释”。（57）他还亲自作了示范性的试验：译批了英国著名剧作家巴蕾的独幕剧《十二镑钱的神情》。但由于后来无人响应，此项倡议也就被搁置下来。直到近些年，才有学者重拾丁先生的话题，对恢复“评点”体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克服“空疏学风”）给予了肯定，这位学者还承丁先生之余绪，完成了对丁先生本人的作品《酒后》与《压迫》二剧的“批注”，并在“现代（文学）作品鉴赏”课上作了试讲，结果引起热烈反响，听课者纷纷反映，这种“评点”式的“细读”要比泛论丁西林戏剧的思想与艺术特色“切实得多”。（58）
面对“评点”体在现代学术语境下的尝试与成功，笔者对“诗话”体的复兴有了更充足的信心。不过，由于传统“诗话”、“词话”的研究对象是古诗词，表达形式一般是文言文，这就给“诗话”体在当代语境下的“复兴”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以白话文的形式对自由诗等白话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及相关背景（范围广于旧时所说的“掌故”），作出“片段性”的但又意味隽永的评介，且又能在统一的风格下连缀成篇？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去尝试去探索的问题，迄今尚未看到经典的范例。但钱钟书的《谈艺录》作为在现代语境下写成的融合了新思维的旧诗话，已为后来者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另需要强调是，对“诗话”的复兴不应作胶柱鼓瑟的理解，它既不是文学研究形态上的复古，也不单纯是“诗话”体的现代转化。事实上，笔者强调“诗话”的复兴，并欣然于“点评”体的重现（59），最根本的着眼点并非诗话或点评本身，而是非系统化的、更重“兴会”和具体鉴赏的文学（人文）研究模式在近现代中国学术演变之大趋势下的命运和前景。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6节 诗话的复兴：一种反思之维（2）
注 释：
（1）张星烺《欧化东渐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P1－2。
（2）其实，清代诗话较之各朝诗话已较具规模，这表明文学研究中追求“体系化”或“系统性”的努力，也与传统学术自身演变的趋势相关。
（3） 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259－261。
（4）据笔者与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的访谈记录（1999年6月）。另参阅范旭仑等《为钱钟书声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P1…20。
（5） 西方学术传统中也存在着诸如达•；芬奇的论画笔记、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类不那么系统化的著述，但出于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需要，人们往往突出西学的“系统性”、“体系化”特征，并以此作为正统学术的“范式”。
（6） 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P137－145。
（7） 英语中system一词，兼含“体系”与“系统”二义，同源词systemtism，则兼指“体系化”与“系统化”。此外，system一词尚有“分类”、“分类原则”、“条理”、“秩序”等含义，而另一同源词systematic； 还包含“有计划有步骤的；非偶然的”这一义项。如果将“体系”或“系统”这两个概念置于system一词及其同源词所关涉的概念家族中，无疑有助于我们准确而全面地把握这两个概念：显然，它们至少在语义学层面上与“条理”、“步骤”、“总体规划”（“非偶然的”）等学术方法论范畴相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systematic一词所包含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非偶然的”这一义项，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如点评或诗话所显示出的即兴而发或有感而发（偶然性）的特征，恰异其趣。
此外，通常所谓“唯物主义体系”或“唯心主义体系”的“体系”，与“西学东渐”以来频频用来讥评传统人文学术乃至《谈艺录》、《管锥编》等钱著的“套话”—“不成体系”—的“体系”，在含义上有微妙差别：前者偏重思想内涵，后者偏重理论形态，因而更具有方法论意味。
（8）钱钟书于1942年开始撰写《谈艺录》。1948年，该书作为“开明文史丛刊”之一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翌年7月，再版而止。钱钟书对《谈艺录》的写作状况有这样一段描述：“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笔者以为，这段描述可谓一语道破了传统“诗话”作者的那种重感悟、重性情、不以构筑“理论系统”为意的审美化、生活化的文人心态。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察到中国传统诗学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内在关联。
（9）1949年后大陆学术与教育体制的培育和改造，明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谈论“西学东渐”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作用时，必须对“西学”的复杂构成有清醒认识。（参阅靳辉明《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的回顾与反思》，《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钱钟书在延续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等以“片段性”为特征的传统人文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形态的同时，也有所发展。例如，在论述中更注重形式逻辑，在引用时博征中西、扩大了征引范围，等等。
（11）钱钟书是一个方法论意识很强的学者，这在“方法论贫困”的大陆学界相当难得且特出。他在《七缀集》中的七篇学术专论，有半数以上在开头或结尾，都有方法论性质的大段陈辞。如《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开头，几乎整整用了一节的篇幅说明“文艺风气”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结尾，则揭示了“理论系统”与历史“事实”的脱节；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的开头，则显明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个人“趣味”的二元紧张。此外，在《谈艺录》、《管锥编》中，也散布着大量的方法论言述，由于本文此前此后屡有涉及，兹不赘。
（12）（13）钱钟书《读〈拉奥孔〉》，《七缀集》（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4）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屡有“吾乡谚”、“吾乡语”、“吾乡俗语”之类的提法，这一方面表明钱钟书的学术方法论（强调对非专门研究性质的“片段思想”的重视）与他的学术实践的统一，一方面表明钱钟书相当重视个人体验，这一学术品质对于一个以人为关注重心的人文学者来说，是极为可贵的。
（15）南方某大学为提高在全国高校中的排名而对论文发表数量的片面追求，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使学术评议中的量化指标被强化，同时也助长了学术“浮夸风”。
（16）“多思，少说，保护语言”的出处？？？
（17）钱钟书在《谈艺录•；小引》中说：“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可也。”这意味着，钱钟书与多数同代文学研究者一样，亦曾着力于学术专论（“论诗文专篇”）的写作，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因此否弃了传统的“诗话”体。
（18）田宏第《形式逻辑概要》，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P85－87。
（19）引文见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20）彭漪涟《逻辑规律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P234。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108。
（2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否定所列举著作的价值，只不过借此表明在学术研究中追求“条理统系”，确乎已成一时风气。
（23）《马恩选集》第4卷，P215。
（24）（27（28）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P152，P13－14。
（25）（26）【美】阿尔弗莱德•；怀特海《思想方式》（韩东晖、李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P7，P6。
（29）钱钟书在该文自注中说：本文“原是我三十五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后“根据原来的大意重写”，于1982年刊出。因此，此处所谓“现在”，可能指本世纪40年代中后期，也可能指本世纪80年代初期。
（30）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七缀集》（修订本）。
（31）钱钟书以为，这也就是休谟所谓“是怎样”和“应该怎样”之间的脱节。（《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32）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33）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介绍全书的方法论时说：“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这里的“考论”二字，基本上概括了钱钟书的学术研究方式：考据（“考”）与议论、评论（“论”）相结合。其实质就是“汉学传统”与“义理之学”、“辞章之学”的贯通。事实上，“训诂”、“义理”、“词章”的合一，乃是钱钟书的一贯主张。此外， 钱钟书还曾主张，学术研究应先“勘定事实”，再“寻求解释”，前者无疑相当于“考”，后者则相当于“论”，因为此处的“解释”，含有理论说明的意思。（参阅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34）见李慎之《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
（35）（36）（37）（39）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P259－261。
（3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0）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P142。
（41）（42）（43）（44）钱钟书《读〈拉奥孔〉》。
（45）《朱子语类》卷六七。
（46）见牟晓朋等编《记钱钟书》，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P100。
（47）如罗韬《钱钟书与朴学》（《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胡河清《钱钟书与清学》（《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等文。
（48）《吴宓诗集》，中华书局版，1935。
（4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10－12。
（50）笔者注意到，有研究者将钱钟书所谓“片段思想”与一则学术札记那样的知识片段混为一谈，如《钱钟书研究采辑（2）》（北京：三联书店，1996）中的一篇谈“札记体”在《宋诗选注》中的运用的论文。
（5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P51。
（52）怀特海《思想方式》，P6。
（53）钱钟书曾在一封信中说：“语言比较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大的部门，我对此曾经花过精力。”，见吴全韬《钱钟书关怀后学二、三事》，《浙江日报》1999年7月25日。
（54）（55）（56）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57）（58）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P133。
（59）北京京华出版社于是2001年推出了“中外名著解读丛书”，该套丛书在体例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采用了“评点体”。笔者还应编委会之约，为该丛书草拟了总序，节引如下：
“本丛书在体例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梗概’与‘点评’的结合。具体的做法是，在对原著进行梗概式介绍的同时，随时结合原著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上的独特之处或难以理解之处，进行‘点评’式的说明。‘点评’这种方法是中国古人常用的一种文学解读法，在小说批评与戏曲批评领域尤为盛行。‘点评’法的特点就是对作品的某一部分文字加以行圈点，并在文旁的空白处直接进行评论。这种解读或批评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使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随时得到指引和受到启发，因而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这就是为什么‘点评’这种方法深受古代文学批评家重视的根本原因。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本丛书有意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文学普及读本中的‘点评’体，希望当代读者们能借以更直接、更愉快地接近名著，理解名著。
第七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1）第37节 “过去的现在性”
以文学形式进行哲学冥想的已故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借其小说人物之口发表过如下耐人寻味的看法：
“有人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亚里斯多德或柏拉图的特性。这就是说，人们之间开展了种种论争，不管其内容多么抽象，总与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争论相似。历史经历过多少个世纪，争论的内容变了，语言变了，参加争论的人也变了，然而，对抗的双方却是永恒的。各民族的历史有其内在的连续性”（1）
博尔赫斯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既看到了人类存在（不限于思辨领域）的基本方式：即，基于不一致性而引发的对抗或对话（2），也看到了对抗或对话方式的不变而变，变而不变：即，“争论的内容”、“语言”和“参加争论的人”会与时俱变，但必须存在对立方作为对抗或对话的前提，则是确定不变的。
笔者以为，博氏之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对抗或对话乃是人类发展的前提，博氏所谓“对抗的双方却是永恒的”，即着眼于此，因此，如何把握对抗或对话的尺度，便是对人类心智的一种考验；二，人类文明在历史变迁中存在着不变的因素，博氏所谓“各民族的历史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即着眼于此，因此，如何于不变中求变，便是各民族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
钱钟书在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思考上，可以说是颇有心得。并且，他的学术实践也为人们求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第一节 “过去的现在性”
在其总结一生所学的大书《管锥编》的开篇，钱钟书对“周易”的“易”字兼具“易”与“不易”两层相反含义的语言现象，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解析。他指出，古人赋予“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