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2期-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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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也许，有人会说《伊索寓言》和《两个贼》属于儿童文学，纵使经过反复译写也没关系。其实，成人文学作品照样多次经过译写或改写。
1899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刚一面世，立刻引起“洛阳纸贵”的盛况。虽然此书是文言译本，译文又做了大量增删，属于标准的译写，却到现在还经常被人提起，因为它具有连原著都无法替代的艺术魅力。
此后，中国相继出版过各式各样的译写、译述和改写作品，如陈独秀和苏曼殊译述的《惨世界》，伍光建译述的《侠隐记》，郭沫若改写的《西洋美术史提要》，等等。
建国后，译写和改写的行情依然看好，与直译三分天下。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傅东华据英译本翻译的散文本《伊利亚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杨宪益译散文本《奥德修纪》，它们虽未经译者改写，译者所据的英文本却是改写过的。如今，我们有了据希腊原文翻译的《荷马史诗》，这两种译文却仍有宝贵价值，恰如《荷马史诗》中译者之一陈中梅所说：
“傅东华先生的散文体译本《伊利亚特》完成了前辈学人全译这部宏伟史诗的宿愿。尽管傅本转译自E。V。里尤的英译本，但译者的文笔功力仍然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马史诗雄浑、苍劲的古典风范。”
对《巴黎的秘密》、《白衣女人》等外国长篇通俗小说，国内也出版过多种节译和改写本。对童书的“译写”则更不在话下，如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木偶奇遇记》，扉页上就特意注明“徐调孚中文译述”，译者另外又在序言里说明：“为使适宜于儿童阅读的缘故，我并未完全直译。”
四
“老外”也同样对译写和改写情有独钟。
伊本？穆加发把印度的《五卷书》译写为《卡里来和笛木乃》，阿？托尔斯泰改写过《木偶奇遇记》，安德鲁？朗格夫妇对他们翻译的12卷《彩色童话集》进行大量改写，《格林童话》是否经过改写则不必我来多说。
有趣的是，外国还曾出现过“译写”完全替代“原创”的事情。据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版《流浪儿》的中译者介绍，英国1866年出版过一本詹？格林伍德创作的儿童小说，两年后传入俄国，受到高尔基等人的重视。不久，俄国出版其节译本和柯？楚柯夫斯基等人的译写本，题为《流浪儿》。后来，此书不但在英国绝版，连原著都已失传，假如它不曾被译写为俄文，我们今天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
无独有偶，我国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过一本故事书《三十二个木头人》（沈湛华等译），据译者介绍，此书虽流传于内蒙古，却起源于印度，1608年由梵文译成蒙文。20世纪初，有个俄国人把从蒙古人那里听到的故事记录为俄文，因为他只会听、说蒙文，却不能阅读，可以勉强算作林纾的外国同行。此后，他的俄文手稿数易其主，最终落入蒙古科学院主席之手，1923年在蒙古刊印，《三十二个木头人》即据此译本译成中文。现在，此书的梵文原本已不可查考，假如没有这段曲折的译写经历，我们如今又怎能读到这个故事？
五
看起来，“译写”果然古已有之，既不是“新模式”，也不算怪胎。很多读者之所以对“译写”的说法产生抗拒，大概是由于他们既没有注意“译写”历史，又以为只有书上标明“某某译”的中译本才能让他们“最大化”地领略原文魅力。
其实，纵使书上标明“某某译”的中译本，也与原文有一定距离，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最天才的译者也不能将其完全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形式。
有时，就算译者学识深厚，也不免发生误译情况。比如，乔志高在译《大亨小传》时，曾把书中的一个词按字面意思译为“酒钵号游艇”，后来才知道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火山遗址”。赛珍珠翻译的《水浒》英文版，甚至将武松的骂人话“放屁”用英文直译，却不知道武松的话本是“胡说”的意思。
类似的误译还有。比如，有的外国译者把《诗经？鸡鸣》中的“苍蝇之声”译成“Itwasthesoundoftheblueflies”（那是蓝苍蝇之声），假如译者知道汉语的“苍蝇”即英文的“fly”（蝇），就不会再给它添加什么颜色了。
外国人对中国作品的译写有时也比较自由，如有的外国译者把《诗经》名篇《詄有梅》译成“Whydon'tthemanpropose”（为什么没有男人来求婚）；有的把《十五从军征》译为“Theoldsoldier'sreturn”（老兵归来），这些还算有那么点意思；有的竟把李白名篇《月下独酌》译成“WeThree”（我们仨），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与其去指责“译写”，不如去指责那些令人不知所云的直译，或者虽在封面注明“某某译”，译文意思却与原文不能大体吻合的所谓“直译本”。我曾用近年出版的几种新书与英文原文对比，发现了一些译者改写或漏译原文的情况，书中却没有“译写”字样，译者在序跋中也不加说明。比起来，在书中注明“译写”的做法却是诚实的，毫无欺骗读者之嫌。
六
总之，译写和改写的传统做法还是保留为妙，让它们与“翻译”并驾齐驱，一道丰富我们的翻译文学菜篮子，岂非三全其美的快事？
说起来，这个看法还是最近产生的，因为我今年恰好为某家出版社编译了许多外国儿童故事。在编译前，我对“译写”也不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现在，我甚至认为多数外国童话和民间故事都可以用“译写”方式处理，对某些成人读物也不例外。卡尔维诺在他编写的《意大利童话》序言中也这样说：
“改编民间故事时，尊重原故事和自由创新同样都是必要的。”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很多民间故事和童话都在流传过程中打上了血腥烙印，故事中常常含有暴力与不健康思想，还有情节不合理的地方。为学者研究需要，自然需要出版不加删改的直译本；可另外还需要出版慎重处理的“译写”本，假如其出版目的是供儿童阅读。
这种做法，也可以说古已有之。据《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被我们忽略的真实故事》（理查德？扎克斯著，李斯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介绍，格林兄弟当年搜集的故事中，有很多连成人读了都会脸红的情节，如“睡美人”曾惨遭强暴，“灰姑娘”居然曾设计毒害继母，这些描写都不该让儿童看到。所以，格林兄弟后来又把这些故事再次改写，去掉很多“儿童不宜”的成分。即便如此，《格林童话集》中还保留着灰姑娘的姐妹为穿上舞鞋，忍痛切掉大脚趾之类的血腥描写，这也是不该让儿童读到的。
据说国内出版了《格林童话》原始版的中译本，引起众多学者和网友的非议，认为这种行为等于亵渎《格林童话》，且不论是否真有此事，我倒觉得不必为此操心，因为《格林童话》本来就是照原始版改写的，出版原始版的中译本也是有利学者研究的好事，又何必反对呢，难道有哪个家长会让孩子去看这种书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我们因为有了《金瓶梅》洁本的缘故而将原本烧掉，不被外国人骂成笨伯才怪呢。
七
除《格林童话》外，还有许多带有不良情节的经典童话。比如，在著名的《贝洛童话集》中，《蓝胡子》其实是个恐怖故事，假如在深夜讲给小女孩听，她晚上不做噩梦就该谢天谢地了；在《小拇指》中，善良的妖怪之妻明明想要搭救小拇指，小拇指却从她那里骗取大量金钱，留为己用——这件事若发生在现在，小拇指就算不进少年管教所，也该写一篇深刻检讨。至于《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和神灯》之类的故事所表现的那种希望凭奇遇一夜暴富或游戏人生等思想，对大人、小孩都有毒害作用，这里不必多说。
不过，很多经典童话之所以需要改写，是因为它们在流传过程中留下了许多不合理的破绽。这里，仅对《贝洛童话集》中的《睡美人》做一番局部扫描，看看其中是否有破绽。
在《睡美人》中，公主在城堡被纺锤刺伤，当时国王和王后都在行宫里。可是，当国王听到公主昏迷的消息，却立刻“走上楼来”，直接探望女儿。这是故事里的第一个破绽，因为国王不可能一下子从行宫里踏上城堡的楼梯。后来，仙女让城堡里的人集体昏睡一百年，却让公主的父母在一旁着急。百年之后，当公主醒来，只知新人好，不闻父母笑，心里能好受吗？这是故事里的第二个破绽，因为这个安排不近情理。此外还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不再一一细说了。那么，为让这个故事更合理，我们在翻译时干吗不采用译写方式呢？
八
钱歌川在《翻译的基本知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初版）一书中曾引用了辜鸿铭写的一则小故事：
“昔年陈立秋侍郎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解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谙识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接下来，钱歌川提出了他的看法：
“由上面这个故事看来，可见翻译出来的文字，必须通顺达意，否则就会变成天书，是没有人能看得懂的。……徐先生……的幽默感，给了从事翻译的人们当头一棒，使他们在执笔翻译之前，先得想想：他们是翻给谁看的？当然是翻给他们的国人看的。如果国人看不懂，岂不等于劳力白费？目的既未达到，可说是完全失败了。”
“有一个比喻说得好：‘翻译文好比女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这也就是说，翻译时流利和忠实是很难两全的。意大利人甚至于说翻译的人是叛徒，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译得像原作一样的通顺流利，就多半不大忠实，要忠实地表达原意，一字不苟地翻译时，就要变成天书，没有人能看得懂了。”
无论译者还是读者，似乎都该好好琢磨一下这两段话。我觉得，译文更像一幅肖像画，译者则有如画家，纵使可以画得神似甚至比本人还美，却不能画得跟本人一模一样。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虽然也要遵守“信达雅”的信条，却不能像翻译科学著作那样，要求无一字无来历。只要译文能大体传神，纵使译文稍微经过改写或有些翻译错误，读者也该体谅，因为他看到的只是美女肖像，而非美女本人。
既然如此，译写或改写就不该被看作大不敬行为，因为译文有如女人，译者有如叛徒，译者之所以甘作“叛徒”，只为亲近读者，让译文变得更加“通顺流利”。当然，假如原著被译者“译写”得乱七八糟，既不能传神，也不能达意，读者自然有权大发其火，可这却是另一码事了。
忘记沉重，享受快乐
王建全
《谁是娄？肖荻诺》（后文简称《谁》）是一部风格新颖的以黑社会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它于2004年底在意大利问世后，深受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欢。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国外也取得了成功。
作品的主要阅读群体是年轻人。一位意大利网友的评论或许代表了他们中许多人的想法：我并不懂文学，不懂那些历史的、沉重的东西。我所知道的只是这是一部让我开心、引我发笑、让我暂时忘记一切烦恼的作品。的确，幽默、诙谐、平民化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特点。很高兴这部作品也被介绍到了中国。主题沉重的那些大部头作品或许已经让我们读者的神经难以承受了，所以现在就让我们跟着作者，把那些一本正经的东西丢在一边，“庸俗”地笑上一次吧！
《谁》的作者奥塔维奥？卡佩拉尼（OttavioCappellani），1969年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他是《西西里日报》的一名专栏作家，此前一直名不见经传。《谁》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也让他在意大利文坛崭露头角，成为意大利新一代作家中风格鲜明的一位。
1985年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Calvino）突然病逝，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从那以后，意大利文坛再也没有找到领军人物，没有了在世界上，甚至在欧洲有分量的作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Eco）、阿莱桑德罗？巴里柯（AlessandroBaricco）等作家努力支撑着意大利文学的大厦。现在，以卡佩拉尼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的成长，让人们看到了意大利文学复兴的希望。
用方言写作是卡佩拉尼的主要写作特点，同时也是这些新一代作家的一个重要特色，比如用巴里方言进行创作的尼古拉？拉乔亚（NicolaLagioia）以及用普利亚方言进行创作的弗朗切斯科？德秋（FrancescoDezio）。用自己的家乡语言——卡塔尼亚方言写作，使卡佩拉尼如鱼得水，人物语言对话成了《谁》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作品也由此充满了平民和喜剧的气息，为精细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让我们先简单看一下故事的主要情节：西西里，卡塔尼亚，在米姆舅舅破旧的杂货铺里发生了一起劫案。一位宪兵队长被劫匪开枪打死。在卡塔尼亚，不被黑势力保护的商店是经常有劫匪光顾的，但无论如何，绝不可以杀死警察，这不符合道上的规矩。因此这件事惊动了当地黑社会头目萨尔？斯卡利。他的外甥，托尼，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自己的花园里不厌其烦地举行烧烤聚会，其中一位固定的客人是他的邻居和好朋友，吉他手尼克？帕伦伯，而这个尼克正是这起劫案的主要嫌疑人。同时，在美国，享有声望的肖荻诺家族拥有自己的一家电影公司，制作并在美国各地播放电影，经营得非常好。可是突然一天，在他们电影拍摄的现场发生了爆炸。于是在美国即将开始一轮新的黑社会的火并。娄？肖荻诺被他的爷爷——家族的大家长——送到了西西里的卡塔尼亚，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让他远离这场纷争。而在卡塔尼亚，迎接娄的正是萨尔？斯卡利。萨尔？斯卡利派娄去调查那起劫案，事情由此变得复杂。让一位客人去调查这样棘手的案件并不合规矩。气愤的老娄？肖荻诺从美国赶到卡塔尼亚，却发现了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阴谋，发现自己的家族已经卷入了美国和西西里各个黑势力的利益纷争当中……
故事的主要场景是在卡塔尼亚，但也有对于纽约、罗马等地方的描写。所以人物的对白也是以卡塔尼亚方言为主，中间穿插着标准意大利语、罗马方言、那波利方言，以及大量的美式英语等等，这其中有许多是日常生活用语，甚至有很多的脏话、黑话，登不得大雅之堂，而就是这些词汇使小说显得特别地平易近人，如实地反映了不同地方、不同层次人们的迥异的生活。整本书就好像是语言大拼盘一样，为了方便阅读，作者甚至在小说的最后附加了一个卡塔尼亚方言与标准意大利语对照的词汇表。这种语言的大杂烩把作品的喜剧特点极致地表现了出来，使读者即使在读一个在内容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情节时，联想着人物说话的表情、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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