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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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痛罅耍式芴岢鍪紫冉夥潘岷辖碌娜梗褐诘比徊换嶂С帧７炊耘陕砩献橹艘桓觥按蚋鹱荻印保骋粑按蚬纷荻印保哦宰鸥桑懈鹆只薄６鹆只币彩翟诓徽醚笙喟俪觥１热纾�4月26日党委常委开思想交锋会，打了两次电话通知葛林槐，他都不到会，红卫兵上门去催，发现他躺在床上，以手遮面，说是生病了，问他是什么病，说是发高烧，问看了医生没有，说昨天去看了，药瓶还在台上。红卫兵要陪他到保健科去看病，帮他穿衣，拖了半天不肯起来，红卫兵就请医生来出诊，这医生也是被他整过的，当然不肯帮他的忙。先是查看病历卡，证明他从3月22日以后就没有看过病，说昨天看了病，显然是撒谎；再量体温，只有36。6度，说发高烧，也没有根据；听了心肺，也都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于是红卫兵就指责他装病，要他去开会。但葛林槐就是不肯去，帮他套上衣服的袖子，他就拉掉，抱他起来，他再躺下，并且大哭大叫：“我准备被打倒！”“你们把我丢到河里去好了！”还威胁那位医生说：“你这样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这一场景被“打葛纵队”在大会上报告出来，并用大字报公布，葛林槐就成为态度恶劣的典型，解放、结合云云，也都无从谈起了。
第二部分复旦园里炮声隆（7）
这样闹了几个月，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了。这一形势的转化，使复旦的老造反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斗争是有成效的。其实，郭仁杰的失势，并非因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张春桥的缘故。
张春桥最恼火的，是郭仁杰把他内部讲话公开出去了。张春桥在一个内部小会上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然后叮嘱道，此事不得外传。但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来头很大，就把毛的话说出去了。反对派指责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说是张春桥说的，弄得张春桥非常被动。
其次，郭仁杰到市革会教卫组之后，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说是别的红卫兵组织都有全市的总部，红革会也应该恢复总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对张春桥说来，红革会无疑是一种异己力量，这支队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让他复活，此举实乃大忌。
再则，在工人的队伍中，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是一支与工总司对立的力量，王洪文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带领工总司的大批人马将它砸烂、踏平，但郭仁杰却表态支持上柴联司，这当然也为张春桥所不满。
有此数事，张春桥就不再见他。郭仁杰本是靠着张春桥的力量办事的，一旦失去张春桥的信任，命运就要逆转了。
但张春桥的态度，学生们还并不清楚。最先起来批判郭仁杰的，是他们内部人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王承龙是市委一份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在联络站内有相当的势力，并没有把郭仁杰放在眼里，而且正在与徐景贤争权。所以一摸到张春桥的态度之后，就组织会议批判郭仁杰，绕过徐景贤，直接向张春桥汇报，说郭仁杰是上柴联司的黑后台，并设立了“郭仁杰专案组”。徐景贤和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程绮华还想保郭仁杰一下，把他送进上海公费医院治病，因为他有肾结石。但这消息却被上海工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冲到医院把郭仁杰抓走，隔离起来，加以批斗。后来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这在当时被认作是流氓行为，就被当作流氓来鞭打，打得郭仁杰难以忍受，就跳楼自杀了。
郭仁杰一死，反“逆流”斗争也就破产了。
据说，在郭仁杰被抓时，徐景贤曾要求张春桥出面将他保出来，但张春桥不表态，他其实是要假手红卫兵除掉郭仁杰。除掉郭仁杰，对张春桥有两个好处：一是清除了一个能够再拉队伍与他对抗的隐患；二是可以消解因反“逆流”而引起的怨愤。
郭仁杰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但红卫兵与张春桥的矛盾并没有缓和。有压迫，必有反抗；压得愈紧，反弹的力量也愈大。反“逆流”反得太厉害了，积压的怨愤也就更多，并不是牺牲一个郭仁杰所能消解得了的。
本来，群众的反张情绪是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硬压下去的，如果张春桥聪明一点，适可而止，局面也许还可以稳定得住，无奈他是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人，对于反对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一整再整，整个没完没了。表面上张春桥的威信愈来愈高，人人谈“炮打”而变色，但实际上危机四伏，人们背地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反张情绪有增无减。所以，无论后来的触发剂是什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迟早要爆发的，这其实是张春桥自己造成的恶果。
还在第一次“炮打”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复旦就有人在大字报中借用鲁迅的话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年之后，这句话应验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发生了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主战场仍在复旦大学。
不过第二次炮打，远比第一次炮打的情况来得复杂。第一次炮打失败之后，张春桥们扬言要抓黑后台，其实那时倒并无什么人在幕后指使或煽动，完全是在新的权力分配的背景下，怀疑一切的思潮在作怪。而第二次炮打则不同了，明显有上层的线通下来，而详情细节一直没有披露，至今还是个谜。
但风源来自北京是肯定的。据我所知，有三条线路通下来：
一条是经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通到《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朱锡琪那里。《文汇报》北办主任艾玲是个通天人物，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曾为江青、张春桥搜集过许多情报，后来又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她的丈夫又是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当时就听说，艾玲用保密电话给朱锡琪通了消息，朱锡琪召集《文汇报》核心组成员开秘密会议，大家宣誓决定炮打张春桥。于是他们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写出《十个为什么》传单，用大字印出，广为散发和张贴。其内容大致是说：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会的报道中，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虽然没有点名，但矛头直指张春桥。最后提的口号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区别于过去所提的“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第二部分复旦园里炮声隆（8）
另一条线是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通到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队”。二军大当时分为“红旗”、“红纵”两派，“红纵”在北京要打倒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上海则支持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造反派，支持上海夺权，因而参加上海市革会的活动，而“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在上海却受到张春桥的排挤。到得4月初，“红旗”却忽然活跃起来了，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的名义，到处刷大标语，如“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等等。杨、余、傅是指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3月份刚刚被打倒，北京提出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上海一些敏感人士认为这个黑后台就是指张春桥。
还有一条线，是由《人民日报》记者通到复旦红卫兵组织。4月初，《人民日报》派了两个记者到上海，都是复旦大学提前毕业的学生，一个原属红革会，一个原属红三司。原属红三司的记者是“过河卒”小组成员，与我关系很好，他到上海后先来找我，告以陈伯达到《人民日报》指示工作时，说了一些不利于张春桥的话，这些话当然是暗示性的，但大家都听得出来，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当时领导人的一种说话艺术。既豁出了翎子，又不落言筌，万一事情不成，别人也无法追究他的责任，他可以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当时的“革命群众”也锻炼得很善于察颜观色，领会言外之音、字外之义。上面翎子一出，下面闻风而动，北京反张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我问他此次到上海有什么具体任务，他说没有明确指示，只是要他们了解基层情况，组点稿子。我立即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派他们来向上海两大红卫兵组织传递信息的，只是领导上不肯明说罢了。北京这股反张热流，必然要南下上海，而且指日可待，不会太久。我们必须赶快拿定主意，作好准备。
我们在“文革”开始以来将近两年的经历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深感自己不过是供大人物驱使的喽啰。大人物在云端里指挥，小人物在地面上大战，打得汗流浃背，头破血流，自以为英雄，其实不过是傀儡。斗赢了，无非是为上面大人物的高升清除障碍，开辟道路，小人物除了受几句夸赞之外，得不到什么实惠；斗败了，却就是反革命的罪名，身败名裂，而大人物则依然无恙，双方仍皮笑肉不笑地握手言欢。
既然已经悟到这一点，当然就没有劲头再来做傀儡了。我们决定这回要做个看客，只看看热闹不再卷入即将掀起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热潮。次日，约“过河卒”成员在共青苗圃碰头，我将这层意思说了，大家都很赞成。我们还特别叮嘱安文江，要他稳住阵脚，切不可轻举妄动。安文江是红三司司令，在当时是个风云人物，这么大的事体，别人肯定要找他，他又好激动，一激动起来就冲到前面去了。所以要想不卷入，先得把他稳住。
果然，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热潮很快就形成了。4月10日，二军大红旗造反队的大标语就刷到复旦校园里来了。但他们始终只刷些暗示性的标语，既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表现得神秘兮兮的。但愈表现得神秘，愈能刺激人们的想像力。关心“文革”动态的人都知道二军大“红旗”与邱会作的关系，也知道邱会作是林彪的亲信。那么，二军大“红旗”出来反张，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态度呢？如果林彪、陈伯达都在反张，那么，张春桥不是倒定了吗？
第二部分复旦园里炮声隆（9）
于是，复旦红卫兵也贴出了大字报。虽然由于第一次炮打失败的教训，使得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但是愤火积压已久，有了适当的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虽然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张春桥的。这时火上浇油的是，《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十个为什么》的出现。红卫兵消息灵通，知道他们有通天人物。在分析各种动态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次反张之风，是从中央刮下来的，打倒张春桥的时机已到，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4月12日早晨，当人们从宿舍区走向复旦校门时，就看见围墙上有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满世界了，而且还不断地在增加。复旦的红卫兵们怀着深仇大恨，全面出动，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主战场当然仍在复旦，市民们纷纷涌向复旦园。到得10点钟左右，复旦园的几条要道便挤得难以行走了，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不过，胡守钧一派这次倒没有参加炮打。因为这时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复旦，在这之前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将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隔离起来了。“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突击队乘乱冲进隔离室将他们的司令周谷声抢走，胡守钧也走出隔离室，宣布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消息，更给节日的人群增加了欢乐气氛。
“过河卒”和安文江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成为人们追踪对象。有些人向我们探听消息，有些人要我们参加炮打。我们还是抱着老主意：做个看客。但是树大招风，安司令是上海滩上的名人，“过河卒”是有名的战斗小组，在这样大事件面前，要回避也不容易。这时，二军大《红旗》已经派人来找安文江了，名曰访问，实则煽动。我们怕安文江头脑发热，就带着他出去躲避。先是全组集中到我家，那时我家住在淞庄，离校本部很近，马上就有人找到我家来了，我们赶快转移到和平公园，在那边一直呆到傍晚。等我们回校时，第二次炮打事件已经结束。军宣队原来一直旁观不表态，他们的负责人方耀华以微笑来回答别人的询问，弄得别人更加怀疑，这时却出来传达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
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于是，校园里又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与我们上午离开时那番热烈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人们心中的疑团并未消散。李作鹏只是个海军政委，并非文革小组成员，当时也还不是中央大员，为什么要他出来表态呢？而且与上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相比，态度也并不强硬，有些话还说得非常含糊。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李作鹏是林彪的亲信，林彪为什么那么快就转变态度？但这一切都无法深究。反正大家都明确一点：第二次炮打又失败了，等着挨整吧！
不过这一次倒没有再搞“反逆流”。当然不是李作鹏说了“不要搞反击”就能起作用的，想来另有原因。近来看了一本“文革”回忆录，才知道还是毛泽东特地把张春桥找到北京，下的指示：“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但张春桥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他表面上虽然也只好说“炮打”的账不要算了，其实，在内心里对这些炮打的人慨得咬牙切齿，只是需要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不久就来了，那就是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
第三部分按照剧本排演生活（1）…（图）
这个题目实在不通之至，然而它说的却是事实。
稍知文艺理论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的观点。我一向相信这个论断，也经常在课堂里加以宣传，却不料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不是文学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况来创作，而是要生活按照编造好的剧本来演示，而这个剧本，却又是拙劣的仿制品。
张春桥碍于毛泽东对于“炮打”事件所作的“无事”的指示，在第二次炮打之后，一时不好发作，但凭他的强烈报复心，此事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红革会的账一定要算”，是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