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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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自叙体”的文字来写，我们无非说作者生理状态异乎常人而已，但他所用大都为他叙体裁并声明这可为现代青年的典型，那就大大地错误了。小说贵能写出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伟大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虽历千百年，尚可与读者心灵起共鸣作用，郁达夫作品中人物虽与读者同一时代，却使读者大感隔膜，岂非他艺术上的大失败？陈文钊论达夫代表作，有这样几句话：“总之，达夫初 期的创作背景，性的苦闷，是其骨干。这种苦闷自然不是达夫个人的，每一个人在青年期从生理的发展，必然会发生这种作用……而像达夫这种病态，在一时成为青年苦闷的典型。”这如非故作违心之论，便是青天白日闭了眼睛说梦话！
此外则“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也是构成郁氏作品的原素。他的作品自《沉沦》始，莫不以“我”为主体，即偶尔捏造几个假姓名，也毫不含糊的写他自己的经历。像《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烟影》里的文朴……谁说不是郁达夫的化身？郁氏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样的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最后他表明他创作的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自我主义是决不能丧失的。”
本来自我主义是由个人主义发展而来，个人主义原是现代思潮的产儿，而在颓废派作家的思想里，这色彩的反映，更为浓厚。他们常说：“我们所真能知道而且真实存在的，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宇宙不过因为自己的心绪如何，而看成了美或丑的一张壁画罢了。我们需要始终执着我于我们自己。”无怪乎厨川白村说所谓现代是什么，那就是佛朗士说的“人者常将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的时代了。现代文艺里“自我表现”，之特多，原是当然的道理。
但是，像郁达夫的自我表现，与其说他想踵美西洋，特意提倡这一派文学，无宁说他艺术手腕过于拙劣，除了自己经历的事件便无法想象而写不出罢了。他说：“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有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所以没有杀人做贼经验的人，不能描写杀人做贼的事，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字，只好让无产阶级去创作。”这 话也不能说没有一部分的理由，像《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便不合事实，因老虎是腰骨柔软，前爪锋利的猛兽，它不像牛马一样，被人揿住头便无法挣扎，它几下翻腾，便会将你抓个稀烂。不信，捉只大猫来试试看。《儿女英雄传》里十三妹在能仁寺救安公子时，发弹打小和尚三儿的情形，也不合事实。子弹从右耳贯入，左耳透出，则人的神经中枢，立遭破坏，就会一声不响地倒下，那能像那小和尚还叫一声“我的妈呀１而后豁琅琅摔开铜盆而倒？因为作者没有打虎和弹人的经验，所以写来虽用十二万分气力，却不值识者一笑。不过说个个作家如此，亦复不然。我们并没有听说杜斯妥也夫斯基杀过人，而他的《罪与罚》中青年谋杀盘剥重利的老妇姊妹，绘声绘影，惨澹动人，为脍炙人口之谋杀描写。莫泊桑并非女儿身，而他的 《一生》写一个女子一生悲苦的经历，能叫身世相同的女子读时感动到下泪。此外如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女》等，均能教我们知道抗战前几年中国农夫和小店主惨苦 作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光景，那么，所谓无产文学要由无产家阶级自身来创造，又靠不住了。总之人生经验，当然极其文重要，而所贵乎文学家者，还是能利用他丰富的想象力，来补足他未曾经验的人生，若事事必经验而后始能写，则世间那里有这许多文章呢。
“感伤主义”也和“自我主义”一样，是近代思潮的特征，是“世纪脖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病态，而歇斯底里的病态，尤为其重要者。郁达夫作品里的主人公大都有一个灰白色脸庞，高高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而且眼窝外必带一层黑圈；又必终日无缘无故自悲自欢，见了晓林薄雾，眼里会涌出两行清泪；对着平原秋色，又会无端哭了起来，回答日本下女自己是支那人时，又感触至全身发抖，而滚下眼泪，我们看起来，那些事，实不值得落泪发抖的，而作者笔下却非落泪发抖不可，那只好说作者自己神经有病了。不过自己神经有病，竟叫小说中人物也个个 作患着神经病，不知小说人物“个性”为何物，这样作家，居然在中国文坛获得盛名，岂非奇事！
郁氏除了性的苦闷，又好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各种堕落行径，所以人家给他戴上颓废作家的冠冕。作家对于丑恶的题材，本非不能采取，不过紧要的是能将它加以艺术化，使读者于享乐之中不至引起实际情感。我们瞻仰希腊裸体雕像时的感觉，与阅览春画时的感觉不同，即因为我们的情感已被优美的艺术净化了。法国的波耳汉（Ｐａｕｌ－ｈａｎ）一派批评家主张艺术是欺瞒的，即说艺术是给我们以现象的假象，而不是给我们以现象本身的东西。弋恬说，艺术的作用不过唤起了意识的幻影或半欺瞒的状态，就是使我们不忘却现实而踏出现实一步的状态。西洋颓废派所取题材，大半是不能给人快感的，而经过他们巧妙艺术陶熔后，居然使读者觉得并不可憎，反而可爱。即如现代诗坛李金发、邵洵美的诗也富于颓废色彩，我们仍然觉得清新有味，这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艺术化的缘故。郁达夫虽号为颓废派作家，但并没有西洋颓废派的艺术手腕，不过利用那些与传统思想和固有道德相冲突的思想，激动读者神经，以此获得人的注意而已。像他很坦白的暴露自己丑行，甚至暴露他母亲的——如他母亲之酗酒、凶狠、疯狂— —对于善自讳饰和富于伦理观念的中国人自然觉得是很新奇的。若摒去这些，他的作品还有什么？恐怕什么都没有。有人骂他的作品为“卖淫文学”实不为过。他后来以这类文学销路渐少，而艺术又苦于无法进步，遂明目张胆为兽欲的描写，而有《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现。书中女主角追逐性欲的满足，宛似疯狂，而且同性恋爱、叔侄结婚、父女通奸等故事，秽恶悖乱，可谓无以复加，刺激性不能说不强烈了，而以艺术过于糟糕故，竟不堪一读。这本书是郁达夫“卖淫文学”图穷匕见的著作。是背城借一的决战，决战失败，他的写作末日即临了。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研究郁氏作品的艺术。第一，他的作品不知注重结构，所以有人呼之为“生活的断片”，正如陈西滢批评他所说：“一篇文字开始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才开始，收束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到那时就收束。因为在开始以前在结束以后我们知道还有许多同样的情调，只要作者继续的写下去，几乎可以永远不绝的，所以有一次他把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发表了，读时也不感 缺少。有时他有意的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好像《沉沦》那一篇，我们反感觉非常不自然。”这话是赞美呢？还是讥讽？我不知道从前一篇小说大都由一个主要情节和许多琐碎情节组成，而“缘起”、“进展”、“错综”、“峰极”、“收潮这五个阶段更像八股文章格式一样，不能略有变动。现代小说动作故事，变成了次要的，有时完全付之阙如。或者将它当作框子，在这框子里作家反映他的印象，展开他的幻梦，宣布他的奇想，讨论他对一切社会道德宗教问题的意见，结构已不如从前严格讲求。所以郁氏作品不讲结构，原也不算什么奇怪，但篇篇如此，却也讨厌，只显得 他对文字缺乏安排组织的天才，一味乱写罢了。现在中国文艺新趋势又讲究客观描写，排斥第一人称，对结构也重视起来了。所以郁氏那些散漫松懈，首尾不分的作品，渐渐已有被淘汰的倾向。第二，句法单调是郁达夫作品最大毛玻单调与简洁、单纯的体裁是大有分别的，简洁和单纯是作家根据敏锐的感觉，正确的判断力，摒去堆砌的辞藻，无谓的形容词，和一切可以压抑情感的描写，直接表现的力的艺术；单调则字句间缺乏细腻的“阴影”（绘画学上的名词），好像没有伴音的乐调一般。中国文字言语所含阴影本不丰富，今日正在力学西洋文字上的长处以为补救，郁氏的文字比之旧小说更为单调，请问有什么价值？ 第三，小说人物的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也是郁氏作品的大缺点。现代西洋小说有所谓心理小说，其写人物除外表的刻划外，兼重心理的解剖。即不作心理小说，人物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进展、变化，也非有心理学上的根据不可。现在我们不妨来举一个例，好像佛郎士的《黛丝》（Ｔｈａｉｓ），一个沙漠里苦修数十年的高僧，忽变为肉欲的奴隶，而一个奢华淫荡的女优，倒能成为圣女，这当然不是什么“魔障”、“夙根”的话头可以解释的。不过高僧之所为，乃禁欲过度的反动，女优则恰得其反，所以有此结果罢了。作者虽没有显明的解释，暗中却都给他们行动以心理学上的根据了。不然这二人生活态度之转变，岂不突兀离奇，远于情理之至。
郁达夫的《沉沦》中主人公的种种堕落，尚略有少时环境不良，和到日本后患忧郁病的背景，其他的小说则不如此了。像《她是一个弱女子》，描写之拙劣，句法之生硬，布局之不自然，尚可置而不论，最可笑的是书中女主角之汲汲于性的满足，不惟没有心理的过程，更不合病理学的原理。作者把一群男女，勉强凑在一处，演了几出毫无剧情的戏，然后把他们一个个赶上预定“目的”的路上去，简直像搬演傀儡，哪里是在做小说？有一年他发表《迟桂花》，自负为一年来杰作，大意是写他和朋友翁则生妹子发生了一段纯洁爱情故事。什么发乎情，止乎礼，自己老着脸皮，胡扯一通，一般读者也为他捧场，说郁达夫作风改变了，他已能以纯朴的文字，来表达正确的意念了。不过，我要问一个乡村长大，仅识之无的中等阶级的少年寡妇，是否肯单独地陪伴一个男子去游山？游山的时候，是否能在最短时期里与男子恋爱？这都极成问题。若有相当的心理学上的根据，原无不可，但《迟桂花》虽有二万余言，对于这不近情理的行为，却没有半句解释。
贫穷、失业、潦倒、牢骚、厌世、疾病，是郁氏小说构成的重心。这几端若表现得巧妙，未尝不可博人同情。可惜作者都把它们写成矛盾了。他所写性苦闷，是生理上有异态的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一般青年的，上文已有叙说。《沉沦》里男主角为了不能遏制情欲，自加戕贼，至于元气消沉，神经衰弱，结果投海自杀。自杀前泣言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１我们实不知道那堕落青年的自杀，到底受了祖国什么害？他这样自杀与中国的不富不强，有什么关系？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结局。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他写自身受经济的压迫的情形，尤其可笑，一面口口声声的叫穷；一面又记自己到某酒楼喝酒、某饭馆吃饭、某家打麻雀牌、某妓寮过夜、看电影、听戏，出门一步必 坐汽车（上海普通以人力车代步，汽车惟极富人始乘），常常陪妓女到燕子窠抽鸦片，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记收入几百元的稿费，记某大学请他去当教授，某书局请他去当编辑；一面怨恨社会压迫天才；一面刻划自己种种堕落颓废，下流荒淫的生活；一面却愤世嫉邪，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高尚纯洁的人。他作品本来没有力量，即说有点力量，被他这样自相乘除，也就消失无余了。他叫喊得愈厉害，读者愈觉得这不过是小丑在台上跳来跳去扮丑脸罢了，何尝能得到一丝一毫真实的感想？
不过我所引以为怪的，居然还有一部分盲目批评家，替他捧场，称赞他善能表现现代青年困于经济和情欲的苦闷。记得从前有一个装乞丐的伶人出声时，手上戴着钻石戒子，曾惹起台下的鼓噪；画工画截发沽酒，而臂间御一金镯的陶侃的母亲，也引某神童的指摘，批评家似乎连这点评判的常识都没有了。
郁达夫善说大话，善发牢骚，有人以为是中国名士遗风。其实中国名士谈吐之蕴藉风流，高华俊逸，郁氏固不及；即笑谑时之轻倩幽默，使受之者哭笑不得；或使酒骂座时，那种满腹肮脏，目空一切的磊落可爱态度，又岂能在郁氏身上找出？他的说大话，毫无风致，只觉粗鄙可憎；他的发牢骚，也不过是些可笑的孩子气和小家女人气。他何尝够得上名士的资格，只不过是名士糟粕之糟粕而已。
郁氏自宣告写作态度转变后，每以革命的作家自居。然而他的革命情绪也令人莫名其妙。尽管他向读者介绍自己荒淫颓废的生活，却常鼓励读者去提刀杀贼（见《寒灰集》序），鼓励读者去赴汤蹈火为人类争光明。这好像一个脸青似鬼，骨瘦如柴的烟客，一面懒洋洋躺在铺上抽鸦片；一面却眯着眼，哑着声，喊道“革命！革命！你们大家努力呀！都上前呀１这不是一幕空前的滑稽戏么？某文人曾说：“现在的文艺已经走到力的文艺的一条路了。我们的技巧也应该是力的技巧，处处要表现出力来……希望达夫今后创作在技巧方面表现出伟大的力量……要震动！要咆哮！要颤抖！要热烈！要伟大的冲决一切，破坏一切，表现出狂风暴雨时代精神与力量。”像郁达夫这种一生元气已被酒色斫尽的作家，我想这希望终于是希望吧。
郁氏文派曾有两个信徒：一个是王以仁，一个是叶鼎洛。王的《孤雁》收在文学研究会丛书内，包含《孤雁》、《落魄》、《流浪》、《还乡》、《沉湎》、《殂落》，书信体小说六篇，及《我的供状》代序一篇。他是文笔和行径都刻意模仿达夫，而模仿得非常之像的一个。《孤雁》中有几篇写他失业后在上海杭州一带流浪，饥寒困顿，风尘潦倒的情形，比郁氏作品还来得真切些。因为他还没有像郁氏那些矛盾的描写。作者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中学毕业的青年，他的作品虽经过商务印务馆严谨的校对，还保存几许别字错字，学问之有限，可想而知。而《孤雁》一文置之郁氏集中，几可乱真，这又可见郁氏作品艺术的价值之如何粗疏低劣了。叶鼎洛有《他乡人语》、《男友》、《未亡人》、《归家及其他》、《前梦》、《双影》、《乌鸦》等集。他的作品也是感伤颓废一路，不惟艺术胜过王以仁，更远胜郁达夫。是因为郁文笔粗拙，而叶则描写细腻；郁无结构，而叶则结构谨严；郁无意境，而叶则意境幽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现在引他对鸦片的赞颂一段来证明我的话：凡是没有抽过大烟的人当然只晓得它的坏处而不知道它的好处。就在我，起初也是这样。可是在一两次知道了那大烟的功用之后，便知道这所以能够使一般人因此一蹶不振的道理来了。我觉得，它的可爱之处，便是能够安慰人们的心，与有病的人以暂时的健康，与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