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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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隆儿》诗两首，并寄给了服部担风先生。这就是后来刊出在六月二十三日《新爱知新闻》上的两首。此后十余日内，过从甚密。作者诚然是懦怯的，但是不是“不会有什么表示”或者“表面上态度冷淡”呢？他有他自己传情的方式：他不仅送去了《寮歌集》，还送去花邮片，片上写录了Coleridge的诗——爱情篇的首节：
All thoughts，all passions，all delightsWhatever stirs this mortal frame
All are but ministers of love，
and feed his sacred flame。
以后又送去笔一支，西洋人物邮片二张，乾花一纸。并带去一柄扇子，一本英文集Golden treasure，要求她将其中的一节情诗亲笔书写于扇面回赠他。这天，他去得很早，看见他“发垂垂及颊际，衣睡服，晨妆尚未毕也”。经要求，隆子腼腆地低下头答应了。灵犀这一通，立刻把他的孤寂平静的学生生活扰乱了，“归家后如醉如痴，觉一日心忐忑不能定”。自悔不问一问她已经几岁了，又“私怨隆儿何以不以家系、学籍事问予”，又自宽自慰，“总为女儿含羞，不易动问故耳！”甚至“坐立不安，总觉有一物横亘胸中，吞之不得，吐又不能，似火中蚁，似圈中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为Venus所缚矣”！几天后，隆子果然为他写好了扇面，写的是另外两行日文诗：
ほのはゐ
朝日り君も松まご出ご人
ガぶし月ょオれむオすゐた
早在六月上旬，作者已决定回国省亲一次，向校方办好了请假手续，打算二十五日启程。二十二日晚他向隆子去告别。隆子问：“地久节还能留在名古屋吗？”二十五日就是地久节，这晚公园里将有烟火和音乐，意思是届时能同去玩玩吗？作者表示可延迟行期至二十九日动身。但到了二十四日忽然起了一百八十度变化，“午后至隆儿处取英诗集，与诀别，以后不复欲与见矣！”原来他在二十日就曾思前想后，不胜自卑：“予已不幸，予断不能使爱予之人，亦变而为不幸。此后予不欲往隆儿处矣！”几次欲别而不能，最后此念终于占了上风。隆子是否感觉出此意，这场诀别戏是怎么唱的？是明说还是暗示？就莫知其详了。二十五日晚他当然不再去公园，而是伏枕吟成了《别隆儿》诗，即以后发表在《新爱知新闻》上的那首，其末二句：“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并非虚指，是概括了这番经过的。于是他的归省，又提前在二十七日成行。那柄题有娟秀的日文——意为“望朝曦而思君矣，莫对残日而怀余”——多么美好的古歌的扇子同时带回国来，在“文革”以前，还一直保存在富阳老家里。事过情迁，作者返回日本以后，重读这段日记，不能无感，即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上书眉批云：“自十日起，至二十四日止，此十四日中予乃梦中人也。”此后，与隆子再无特殊往来，当然也无须因此而“搬出下宿”，继续在名古屋八高上学。一直到一九一九年，作者已即将在八高毕业，还与隆子见过最后一面：三月二十一日夜“归遇隆儿、梅儿（按：系大松旅社的一个女侍者——笔者）于途，为之自失者久之。”
此外，稻叶昭二先生令人感佩地向当年房东Kaku女士调查所记的另一个女人的事，是发生在《雪夜篇》以后更远的日子里的，本文是“说”不进去了，且容另文再说。
作者自一九一三年秋末东渡后，大概确是倾全力于补习，目前所能收集到的作品，除抵日之初写过二、三首小诗外，一九一四年整年不见有新作。一九一五年春，在一高预科时始见恢复写诗，并在上海《神州日报》发表，使得同班同学的郭沫若也认为他作旧体诗词“已经做到了可以标为‘行家’或者‘方家’的地步”了。 进入名古屋八高以后，写得尤多，初在八高《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一九一六年五月拜识服部担风先生以后，多数就在这《新爱知新闻》上发表。这两年内的诗作，笔者在收集、编订《郁达夫诗词抄》时大部分尚无法读到。感谢日本学者稻叶昭二先生精细收集，并于一九八一年接到拙编后郑重录示，才大致了解到这两年内的作品情况。
作者一生的旧诗，从数量看，在日本十年中所写占了一半以上；以气质言，由于生活遭遇之迥异，与回国后所写的另一半似颇见轩轾。但追求清新、超逸，讲究性灵、神韵的风格却是一贯的。此种风格的形成有个过程，而在抵日后的两年内就已开始了。这与他的读诗素养，艺术偏爱有密切关联。他曾为未婚妻孙荃选诗助读，号称“神韵集”，选的大多是唐诗。其中李德裕的《长安秋夜》：“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作者批注云：“态度浓浓，想见宰相举止。后半首清寂怖人，予最爱此等写法。”他劝孙荃多读晚唐诗，并说了一番道理：“晚唐诗人以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为佳。试取李商隐《无题》诸作而读之，神韵悠扬，有欲仙去之概。世人以其过于纤巧而斥之，误矣！诗必纤巧而后可，何过之有？！”
（1919年8月6日信）“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叉集（按：即温庭筠诗集——笔者）乎！”（《云里一鳞》）在清代诗人中，这时期，作者已经从当年的爱好吴梅村，承认《吴诗集览》对自己的“影响最大”，进而到了承认自己是刻意模仿吴诗的信徒：“弟诗虽尚无门径，然窃慕吴梅村诗格，有人赞‘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按：系作者作于1915年的《寄友·颈联》——笔者）为似吴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见1916年冬致长兄、嫂书）。对于独尚神韵的清诗人王渔洋更推崇备至，他教给孙荃：“王渔洋灞桥寄内诗云：‘长乐坡前雨似尘，少陵原上泪沾巾；灞桥两岸千条柳，松尽东西渡水人。’此绝句中格调之最上乘也，可法之。唐人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按：系杜甫诗《阙题四首》之三——笔者）诗非不佳，读之觉神丧气阻，无一往之深情，不可学也”（《云里一鳞》）。此外，他还看上了酷似吴梅村的陈碧城（文述）。到名古屋后，他除大量购读西洋文学书外，也买过《陈碧城绝句选》来读（见1917年12月11日、12日《日记》），还为孙荃选录陈的绝句多首：“陈碧城诗清新轻快，堪为女子师，是以录之”。其中《空庭独立偶书所见》：“秋阴如梦紫苔肥，雨后新凉试夹衣，坠叶无声帘不卷，斜风满院白蛾飞。”后二句他字字圈点，以示欣赏。所有这些都是他直言不讳的私房话，当日是怎么也意想不到身后的一天会因追溯其渊源而公布的，自然就用不着像中年后发表关于宋诗评价那样加些调味的“外交辞令”了。
近人颇有论及作者诗风的。有的只说他气息颇与黄仲则相近。其实，据他自己说，一直迟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他才从头至尾地细读《两当轩集》。这时候他已将结束在日本的十年留学生活，也就是他一生的半数以上的诗早已完成发表了。而且他读后感动得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正是基于这种身世的同情，一九二二年才写了以黄仲则为主人公的小说《采石矶》。至于论及黄的诗格，与清代其他诗人比起来，他的看法是：“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其后龚定庵以瑰奇突兀的格律，幻妙奔腾的诗句，唱出新调，道咸以来，诗风又为之一变。而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流行也稍稍减了。”（均见《关于黄仲则》）他的评价，他最欣赏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顶多也只能如郭沫若所说：“他似乎很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而已。
也有人称他写的为香艳诗，是无庸讳言的“花间体”。我们且不问有没有忧国忧民的香艳或者慷慨激昂的花间；也不忙翻他的全部诗作，究竟能摘寻出多少唯香艳是颂的脂粉香、玉容艳的章句来。不妨听听他读香艳诗后的谈论。清朝诗人王次回称得上一代香艳大家了，他说，王次回有疑雨、疑云二集，多风流香艳语，诗格不高，才亦不大。他引录王的《别阿锁诗》：“问郎灯市可曾游，可买香丝与玉钩？可有美人楼上看，打将瓜子到肩头？！”书尾批云：“轻薄极矣！”他说，全部王诗中，可取的只有《短别纪言》两首：“为郎愁绝为郎痴，更怕郎愁不遣知。叮嘱寄书人说向：玉儿欢笑似平时。”尾批曰：“妙绝”。“去信匆匆趁早船，恨无针指寄郎边，亲封几叶秋茶去，教试南泠第一泉。”每句都加双圈（均见1919年8月15日致孙荃信）。他认为可取的二首，恰是王诗中不够香也不够艳的诗。他始终以自己的诗论标准来衡量鉴别：是憾天地、震聋聩的真情实感呢，还是挑逗轻薄的肉香腻艳！
还有人说他的诗出自宋诗。他对宋诗的冷漠，前文已有提及，他一生对宋诗实在谈得不多，究竟读了多少宋诗也记载不多。论家是就他的某些诗中的谴词造句与宋诗相类比而考定的。要是按此寻求，他的不少诗句也与龚定庵诗极为相似，那末，是否这部分也出自清诗？而且，即如他的《毁家诗纪》第五首中的“灵犀一点此传心”句，要是说它本自宋潘用的《郊游书所遇》中的“脉脉灵犀一点通”，那末是否也可以说它本自李商隐《无题》中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呢？那就又出自唐诗了。
倒是一位不常以研究现代作家为题发表著述的论家提出了一个“韵”字，来概括郁诗的风格特色：“所谓‘韵’，是指风神绰约，韵味盎然，令人有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感。”郁诗在客观上所达到的境界，此论文是否精当，不妨更广泛地求教于时贤硕学；而单就诗作者主观上一贯的追求、取舍和学养来说，此论即使不必哗然誉为一字中的，亦是庶乎近焉了。
作者自进入名古屋八高，特别是改医科为文法科后，大量阅读西洋文学而创作欲冲动，还多次想写自传体小说。据日记，已开始写或者仅只构思和有题目的有《樱花日志》、《东都旧忆》、《相思树》、《还乡纪》、《紫荆花》、《夕照湖闲居记》、《哭诉》、《金丝雀》、《病中岁月》、日文小说《三川·变形》等等、等等，但目前所能见到的却只有《两夜巢》的大部分原稿，那已是一篇故事相当完整 的白话小说，大概离《沉沦》的出世也就不远了。
作者按自己的传记理论所写的自传，至此只能结束了。《沉沦》以后的岁月，免不了太岁爷头上动土。诚如序言已指出的，在那个“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年代，即使是“著书都为稻梁谋”，“专写自己的事情”也是有罪的！
（作者为郁达夫长子）
我出生前的几个小时父亲被害了
郁美兰
父亲对我来说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在我心中永远闪闪发光，但却又是那么遥远而不可及，因为我也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从未与父亲见过面。
我是在父亲“失踪”（被日本法西斯从家里骗出去暗杀）那晚的翌日凌晨呱呱落地的，只差几小时没能与父亲见面。因此，最早就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父亲的一些情况。这里有必要对我母亲介绍一下，因为迄今为止，连对父亲最后那一段历史最有权威的胡愈之伯伯（我的先生即是胡愈之的侄儿），都把我母亲说成是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这是不对的。其实，我母亲是一个有着坎坷命运，极为普通的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中的一员，平凡得就像中华大地上的一颗小草。
母亲于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广东台山县江联区东碧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现在老家），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广州）和两个妹妹（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美国），外祖父名叫何子原，外祖母叫欧琼叶（均已过世）。母亲原名叫何如转，一九三一年在她十岁那年，因为家中贫困潦倒，外祖父不得不忍痛把我母亲送给一位陈姓人家，从而改名陈莲有，随后被陈家带到印尼去。成年后在一个制作饼干的工厂工作，一九四三年经别人介绍与父亲结婚，时年二十二岁，比父亲小二十五岁。由于母亲从小家境贫寒，从没机会上学，只会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过去所有文章都错称母亲只会讲印尼语），所以也不可能对父亲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也就是在那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父亲最后时期的苦心所在吧。
母亲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母亲的经历使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每当父亲看到母亲舍不得花钱时，就多次动员母亲说：“钱你就随意花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许还因为父亲长母亲二十五岁之故，父亲对母亲格外关心、体贴，尤其是当母亲身怀有孕，出门行走不便时，总要悉心搀扶着母亲，这对从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温暖的母亲来讲，印象真可谓刻骨铭心。她回报给父亲的，当然也是无限的柔情和深深的谅解。母亲曾问及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父亲回答说“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父亲在看书、沉思或写字时，母亲从不去打扰他，甚至连走路都要蹑手蹑脚，让父亲能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当有客人来找父亲时，母亲在礼貌地送上茶水表示欢迎后，就主动回避，有时还起“放哨”的作用。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之下的父亲所希冀的最好结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誉满海内外的文学家、诗人郁达夫，在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里，会与一个不识字的华侨女子结婚了，这就是郁达夫的性格。这一点，从父亲当时所写的诗句中即可明显看出：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洲。
父亲是以化名赵廉、一个酿酒厂老板的身份与母亲结婚的，平时家中自然备有各种各样的藏酒。父亲非常善于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当地的华侨、华人和印尼人外，甚至还有日本人。但是，每当有日本宪兵到家里来作客并要酒喝时，父亲总是叫母亲拿出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酒，并一再对他们劝酒，直到他们喝到九分醉意才罢休，而父亲本人却不怎么喝，等到日本宪兵一离去，父亲常常会情不自禁愤恨地说：“让这种高酒精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母亲回忆说，当时她只感到无比感动和自豪，觉得父亲这个文弱“读书匠”还是个有血气的人，非常了不起呢！父亲在那种条件下，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反抗日本法西斯。
母亲还经常对我们讲：你父亲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啊，他常常是出门时身上装着钱，回家时却身无分文了。每当遇到朋友有困难或需要用钱时，他总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而且从不放在心上，更不指望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