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史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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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种观赏作用的时髦品。并传达出当时的观念与意识型态。“月份牌”，以美女图案为重点的画片、包装，多数附有月历，但逐渐演变为商品广告的专门象征，这些明眸皓齿、丰满绰约、装扮时髦，大幅超越当时中国女性真实生活与面貌的天仙佳丽，多年以后，竟成为我们追忆昔年往事最印象鲜明的影像。月份牌的美女，基本上是传统的富贵幸福与好莱坞式奢华浪漫的综合体，人间哪得几回见。然而，朝着新时代迈进的上海女性，不论是大户闺秀、小家碧玉，甚至交际名花、青楼艳妓，却都致力模仿着这样的梦幻形象。上海发达的纺织工业，更加推动这股潮流。当年流行的一首短谣：“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十足地说明了上海在衣饰装扮方面，无疑地领全中国之风骚。月份牌成为当时一个传达最新信息（无论观念上和物质上）的媒介，不论是西方观念的表达或是画中的商品，都是透过月份牌传达。民众在观看杂志、电影、月份牌之后，会有意无意去模仿类似形象的女人。所以媒体、时代、女性的产生可说是互相影响。而画家也只是把这样的氛围画入月份牌中。在月份牌中再现的，都是当时所流行、蔚为风潮的时装、发型、与器具，所有人们在看月份牌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它的亮点，并加以模仿或购买。如果以服装作例子，则可以注意到从过去三寸金莲、长袖旗袍、梳髻的女人到穿高跟鞋、短袖、露臂、烫发的女人。而她们手中所拿的器具从扇子、手帕到西式皮包、书、香烟、和阳伞。不单只有形象上的改变，其所拿的器具也都会是特殊的亮点，让人一目了然。作为当时流行的时髦品，会诱发人们的模仿欲和购买欲。因此月份牌同时兼具绘画与摄影的特色。当然，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其中的政治意涵。月份牌不只有展览、宣传的功用，对于女性形象的召唤，它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透过月份牌、透过它所再现的图像来了解时代氛围、观念和流行风潮。 上海在1843年后，因为西方列强入主租界之后就有两种计时方式：一为公历、一为中历。但从《近代上海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上海，中历或公历的使用是不分国籍的；甚至会出现华人用公历、洋人用中历的情形。两种计时方式所造成的，就不再仅是一种和其它中国城市一样的时间感，而是两种。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1911年宣布停止使用中历、改用公历计时，但上海早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使用公历；如《申报》在1872年就附上中历与公历。而在月份牌中，附上中历与公历两种计时方式的习惯，只是这种多重时间感的延续。 这种中西合璧的奇妙现象在许多方面保留着。 传统中国女性的意象是拿书、扇子、手帕、逛花园、搔首弄姿；现代的女性意象是：拿烟、骑单车、骑摩托车、戴手表、穿西式婚纱、打高尔夫球、拿阳伞、学开飞机、划船等等，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传统形象。表情也从羞涩、木讷、纯净、抿嘴而笑，到开朗、活泼、性感、露齿而笑。王德威说：“对女性而言，头发的长短，双脚的缠放，甚至旗袍领子的高低，都成为男女、新旧欲望的指标，更不提感情及婚姻的挑战”；这之间女性形象的转变不言而喻。民初以来畅销上海的“礼拜六”杂志，其封面仕女形象也日趋翻新：目光由谦卑垂视而含笑平视，由拘泥守礼而活泼自信，姿态松弛随意。至此，女性形象从端庄谦恭、卑微刻板，转向活泼无所拘束的过程大体完成。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5）（图）
再者，女性的服装、发型、家具都不再像过去般保守。如郑曼陀（1885…1959）为中国山东烟公司所画的女性有些仍是停留在过去传统形象：梳髻、小眼、细眉、长袖、长裙、绣花鞋。但如杭稚英（1900…1947）创立的稚英画室在一九三O所画的女性就相当洋味，所画的女人更是风靡上海：烫发、大眼、红唇、西式洋装或改良式旗袍（短袖，甚至无袖）、高跟鞋。月份牌的形成是因为当时上海风气的脉络而来，是当时的风气造就了月份牌及新女性；但月份牌也反过来，也召唤了新女性的产生。所以当李欧梵说：“事实上，《良友画报》的封面女子‘真的女人’和月份牌女郎‘画家虚构出的人物’在时尚、姿势、脸部和背景特征上都惊人地相似”时代、新女性、和月份牌可说是相辅相成。 曾经沧海 1930年代的上海，其实已经是个高度商品化、高消费的城市，所以，民众消费最多的，也是影像所带来的信息。人们消费影像，而影像成了真实世界的替代物；人们借着影像来了解这个世界。在月份牌里，不论其性质和其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因其时代脉络而来，是一个混杂。而如果人们透过消费月份牌、认同月份牌来塑造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的话，类似的混杂时代概念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复制。 1923年，一位美国人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开播日所播出的内容是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当晚也播出两支洋人乐队在上海饭店演奏爵士乐的现场实况，这种当年在全球都算时髦的音乐，就透过上海那时总共五百多部的收音机，流入听众的耳朵，此后多年，上海人对爵士乐，彷佛也一直流露出特殊的兴趣与情感。出现于上海的电光公司（电力公司）、救火会（消防队）、火轮船（蒸汽渡轮）、铁马路（铁路）、德律风（电话）、黄包车、公共汽车、私家轿车，乃至于从徐家汇开始扩散至各地的教堂、教会等等，这些西方洋人的文化与现代事物，在上海作实验，稍后为全中国都带来了重大改变。 就市民娱乐而言，不论在饭店、舞听或咖啡馆，爵士乐都是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装潢，足以吸引宾客流连忘返。1933年营业的“百乐门”舞厅，曾以豪华舞池无比兴隆，抗战胜利之后，又凭着中国爵士乐界传奇人物吉米金的号召，奏响上海夜夜笙歌。 关于文学，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在《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中说明1930年代上海作家的作品就具有上海风华、纸醉金迷的特色：“早在1928年，新感觉派作家即有《无轨列车》作为代言刊物。顾名思义，速度的追求，机械都会文明的耽溺、逾越尺度的欲望、空虚惫懒的姿态，尽囊括在‘无轨列车’四字之中，刘吶鸥的《都市风景线》、张若谷的《都会交响曲》更道破他们强烈的都市心态”。 在光鲜亮丽的上流社会之外，上海广大市民的食衣住行，其实还是无法脱离传统中国的生活基调。就居住方面，与北方四合院同样著名但却是从租界兴起的宅第形式：石库门，广布民间，幢幢相连，构成上海市容最坚实最贴近的一部份。这一时期，中产阶级人数大量增加。为了适应他们的生活需要，新式“石库门”住宅大量增加。这类住宅在命名上以“坊”、“村”为标志，不见了“富寿康”等老牌字眼儿。住宅内的水电，卫生设备已较为齐全，有些还安装了煤气和暖气。 瘦高狭长以节省空间的石库门，孕育出上海独特的市井生态，多少柴米油盐，多少悲欢离合，都在这壁薄如纸，门户相通的街巷里弄之间冒出又消失。由于住宅更新与人口增加，石库门逐渐成为中下阶层汇聚之地，破败贫困的象征。今天，在时代仓促的巨轮下，上海的石库门文化已然消逝。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6）（图）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人士，并居住在这一街区，你的生活将舒适高雅，丰富有趣，绝不逊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可能毕业于1908年马相伯创立的位于重庆南路上的震旦学院，你可能每天拐过重庆南路到淮海中路的建于1906年的法租界公董局大楼上班，或者去瑞金二路上的巴斯特研究所从事医学研究。你的孩子可以去南昌路上的法国学堂上课，那里有良好的师资和优美的环境，如果你生病了，瑞金二路上的教会医院广慈医院会以高超的医术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解除你的病痛。如果你信教，你可以去伯多禄天主教堂做礼拜。周末，你可以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法国公园散步，或者和你的朋友相约去茂名南路上的法国总会，喝茶聊天。当然，你的住所附近还有几家响当当的电影院，巴黎大戏院，国泰电影院，兰心大戏院，你能看到几乎与欧美同步上映的新片。你还可以选择去回力球场或逸园跑狗场，偶尔试一试自己的运气。 也可以不用花钱，去淮海路商业街逛马路，看橱窗，在三十年代前后，这里有西比利亚皮货行贵妇专卖店，有上海最早的皮鞋店欧罗巴皮鞋公司，上海最大的俄侨商店——百灵洋行，还有精致的巴黎首饰店，走累了，你可以去上海最早的花园餐厅也是法租界内最大的欧式餐厅——著名的特卡琴科兄弟咖啡厅里喝杯咖啡，不怕没有位子，它拥有百余张咖啡桌呢。透过白俄和外侨开设的各种时尚店铺，可以感受到强烈的西洋风格。当然，这里还有也许我们一生都不会走入的法租界巡捕房以及法租界监狱。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7）（图）
总之，在这思南路花园街区的方圆一公里内，一切舒适生活必须的条件都具备了。当然，享受这一切，你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从鲁迅先生写于30年代的《病后杂谈》中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三十年代的房钱。“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这里的两是按当时的“关银”计算而来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还明确地告诉我们，“每两作一元四角算。”那这样一所按描写估计是新里或花园里弄房子，每月光房租就需要140元，而当时的北京，只要1/4的价钱就可以租一所很阔气的大四合院了。可见上海当时的高价生活。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8）（图）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皇城内外：老北京的前世风景（1）（图）
生活调查 考察北京的历史有两个绝佳的观测点，一个是1911年，清廷退位，有着皇城尊严的京城像失去了灵魂；一个是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走马灯般的政府更迭忽然寂静无声了。 1930年代以前，曾经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居住着大量皇族、贵戚，集中了大批政府官员，属于消费性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庞大。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后，人口陡降到只有70多万，但从事饮食、服装、日用诸业工作有90124人，其中车夫多达6万余人。车夫的生意之难可想而知。电车被砸事件后，电车公司给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车夫此举的原因，决定电车票价下调二厘大洋。 1929年，北京全市电车线路长42。9公里，每日平均乘客6万4千多人，而且没有无轨电车。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20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4条，不久扩充为6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即使这样，1929年10月22日，北平还是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的事件。据记载，当时砸毁有轨电车63辆，电车站闸5座，掘毁轨道岔子10处，这一事件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电车抢了人力车夫的“饭碗”。 随着各业的萧条，物价下降，房价下降。地安门东大街4号是的王府，房屋100多间，标价4万元，因无人问津，一直降到一万零五百元。据陈明远《二三十年代北京人的生活水平》一文所述，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年~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 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20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上海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至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北京的公用建设也远不及上海，1929年，电灯用户21116户。铺设自来水管146万英尺，供给8000余户使用，绝大部分用户使用土井水，北京人俗称：“井窝子”。水夫用水车往各家各户送水，成了北京的一景。水夫们多为山东人，他们坦率诚实，挑水进门，目不旁视，不论多热的天，不打赤膊。用户每担水不过付一文钱或半文钱，包月更少些。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皇城内外：老北京的前世风景（2）（图）
人世间 上海人泡舞厅，北京人玩北方特有的遛冰，化妆遛冰很有些西方化妆舞会的味道。不过这在当时仅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娱乐。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一般老百姓和公子哥儿们，有的熬鹰，有的养鸽子，玩蛐蛐更是盛行。斗蛐蛐分上、中、下三等。下等是小孩们蹲在门口槐树下，赌个玻璃球或香烟画片。中等是书画文人，在自己家里以点心、水果为输赢。上等的要设局，赌注百元左右。 根据1927年至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合每月17元（合人民币6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人家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年至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