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4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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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世纪，针对西班牙对美洲实施的大规模殖民过程，特别对其中的可怕奴役、大量屠杀，以及对印第安人的人性否认，萨拉曼卡大学的一批天主教神学家曾勇敢地批判不义的祖国，他们不畏王权和神权，显示了人类的良知。　
　　1539年，维多利亚修士发表《论神学》，否认教皇把美洲赠送给西班牙国王的诏书合法。他说，耶稣从未把世俗权力赐予个人，教皇也无权处理他人的财产土地。美洲是有人居住的土地，本地居民拥有对土地的一切自然权利。西班牙无权借口传播基督教，对美洲发动战争。　
　　那时，西班牙王国的宗教裁判所每天都在用火刑处死异端。殖民主义以神圣的名义，在拉丁美洲大肆屠杀掠夺。人们不能想像，他们究竟是冒着极大的恐怖，还是那个时代也存在一定的言论空间——后人只知道，维多利亚修士和萨拉曼卡的人道主义先驱们，为视为劣等非人的印第安种族，实行过伟大的辩护。　
　　居然我就坐在他脚下！……我大吃一惊。　
　　如今读着他的话如读天书，不仅无人听，而且读不懂。　
　　在遥远的古代矗立的良知，使我感到一种被连根拔起的震撼。它使我亢奋而紧张，心里交叉涌着尊严和羞耻。如今，全世界都默认地注视着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施暴。他们以国际的名义，把弱者的土地和石油，赠送给正在犯罪的强盗。只因为强盗的武器，只因为强盗的恫吓。　
　　五百年前维多利亚修士的一系列名言值得重新背诵：　
　　“如果臣民意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就不该前去打仗，哪怕受遣于君主的命令。”　
　　“一切民族都有权自我管理，选择他们喜欢的政治制度，哪怕选择的不是最好的制度。”　
　　“与其强暴他人，不如放弃自己。”　
　　……　
　　若想知道更多只有请教人。我们看着铜像身后的大教堂，这儿多半就是当年维多利亚修士的栖身之地。但教堂的门紧闭着，不是弥撒的时间。　
　　正打算去敲门时，教堂的巨大铁门吱呀一响，几个人漫步出来。我们赶快跑上去，似乎是一位神父出来送客。　
　　等他送走了客人，回身推门时，我们深施一礼，问道：　
　　“您能给我们讲一点维多利亚修士的事情吗？”　
　　他怔住了：“谁？你说的是谁？”　
　　我们指着雕像：“当然，就是他，FranciscodeVitoria，萨拉曼卡的维多利亚修士。”　
　　他听懂了。他的嗓音尖锐：　
　　——“噢，你说他么？他是很早以前的人了！”　
　　他不耐烦地转身进去，大铁门戛然闭上了。我吃了一惊，这个家伙，好像他对维多利亚修士怀有一股仇恨。　
　　突兀地，黑暗里剩下我们和那座孤单的铜像。　
　　　
　　3　
　　——谁都说，现在这个时代，朋友愈来愈少了。　
　　可是我的朋友——只不过多是成了雕像的朋友，倒是多了起来。　
　　在这座不小心会说它没意思的城市，还有一座雕像不能不提。它和我莫名地勾连，似乎是深交的密友。　
　　不知始自何时，或许是从读过莫德在《托尔斯泰传》里写的一段话后，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这念头经过了整整一个九十年代，都没有变得淡薄。我在想象一个人，我对他抱着超出一般的敬意。他对我当时遭遇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参考，我一直企图贴近他。这个人（也许我说的是他的雕像），就是圣芳济各（SanFranciscodeAsis）。　
　　莫德的那段话，是在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托尔斯泰的思想行为进行知己的批评时写出的。他迟疑着，反对了人类史上的一种流脉——虽然高尚但注定失败的思想和行动。我读得出他写这一段时，有一种情感纠缠笔锋的心境。话语斟酌到如此地步，显露出他的艰涩选择。莫德如是说：　
　　但是托尔斯泰犯了许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恶，又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种不适当的补救办法：在试验这个补救办法时却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而采取一条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个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尝试来纠正社会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会改革的道路都证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这样，伟大的圣芳济会运动是这样，托尔斯泰运动也是这样。　
　　（徐迟中译本，p。671）　
　　不过，尽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给我更大的提示还是他列出的名单：早期的基督教公社，圣芳济会运动，托尔斯泰运动。　
　　对圣芳济各，他使用了“伟大的”一语。而那时，不知何故我正把圣芳济各想象成天主教的苏菲。他的清贫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秃落头顶，都和我心醉的神秘主义者不仅异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　
　　当然我已学会留意事情的复杂性。谁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没有藏着针锋相对的故事！有时我甚至暗想，我永远不能对他们——发达列强的文化，达到精确的把握！也许我的异国随笔，不过是我即时心境的记录，以及我善意的愿望而已。　
　　我怎能知道圣芳济各会的暗部？就如同你啃完了一本弗莱彻的专著，你以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么？……我不熟悉圣芳济各的“伟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败”，但是我喜欢他如同圣徒的远影。维多利亚修士也一样，毕竟他的原则是新帝国主义战车无法逾越的障碍，如当路拦截的一座石敢当。　
　　人类就沿着这些人的脚印进步，毕竟第一步，是由他们迈出的。　
　　我每逢遇见合适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们打听圣芳济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语焉不详。我还喜欢路过教堂时，就试着和神父攀谈。在圣塞巴斯蒂安，我们几乎靠这样的攀谈，和一个巴斯克神父聊得两厢满意。但这在中国不易：他们在和陌生人交谈时，是敷衍的和警惕的。　
　　渐渐地，遥远的圣芳济各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情结。有时，电视里出现了教堂或教士，别人正看情节呢，我却突然大喊道：“看！圣·弗朗西斯科！……”　
　　因为我看见了绳子，那条教士腰上束着的、充当腰带和标志的绳子。一定是他们：白绳子，打着结，褐色长袍……　
　　还曾拜访过一个叫“小兄弟”的修会。他们也穿褐袍，被称为Capuchinos——这个词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称他们与圣芳济各会类似，我却觉得绳子系法似乎不同。　
　　那天也没能畅谈：教堂正有一个集会，满街的白发老夫老妇，人拥人挤，我们要拜见的神父穿梭其间——还能指望谈什么呢？我坐在小兄弟会教堂的台阶上，消磨了一个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暧昧的人道主义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么标榜民主的人都不吱声。一个新帝国，一个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新十字军，正在指鹿为马，胁迫世界。　
　　记得我无所事事，只呆坐着，盯着小兄弟会的屋顶。　
　　在高高的尖顶上，一下午总是停着一只啄啄跳跳的鸽子。谁知道我的心思？谁理会我对他们——圣芳济各、马明心、托尔斯泰的追究？这一杯Capuchino不喝也罢，满意的答案，怕要走一趟阿西西才能找到。那只鸽子不时跳上十字架，又跳到一个褐衣教士的浮雕。我眺望着鸽子，心里茫然若失。　
　　SanFrancisco！……我暗自念叨着。不知为什么这名字惹我喜欢，它朗朗上口，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那天我还没有看到圣芳济各的雕像。　
　　在萨拉曼卡找到雕像的那天，是在维多利亚修士之后。　
　　　
　　4　
　　圣芳济各很难找，最后发现，它躲在一个小小的公园里。　
　　与前两座不一样的是，圣芳济各是一个现代派的铁雕。粗糙厚沉的黑铁，弯成尖顶帽，铸成刀剑般的腰绳。那个铁像扭曲着，做着一个古怪的搂抱姿态。当然做得粗糙，使用铁质，都可以强调他的安贫。现代派的手法，更可以略去事务的暗黑一面。　
　　维多利亚修士和圣芳济各派似乎在给我描绘着一个粗粗线条，这个轮廓里似乎充斥着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中国智识阶级装点嘴巴的人啊人，它随时准备牺牲——从抛弃财产到反抗皇帝，从受歧视的思想到被判为异端。　
　　当然，还从一个异端到从者如流的大派别，一种纯净的理想，到一个世俗化的教团。在浊浪滔滔的人间社会，它被本能与利益的合力裹挟，随波而下，九曲八折，迷失了遥远的初衷。　
　　坐在铁圣徒的脚下，啃着剩下的半个波卡迪奥，我看不懂他虚怀合抱的姿势。　
　　几个铁星星，粘在他的手上或那合抱的袖口上。　
　　——或许那不是铁星，是变形的鸽子？　
　　愈看愈觉得，粘在圣芳济各袖口的铁星，就是鸽子。　
　　突然想起小兄弟会屋顶上的那只鸽子。我恍然大悟：落在屋顶上的鸽子，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和这铁星鸽子一样，它是建筑的活雕塑。这鸽子的含义是什么呢？愈看愈像，几枚铁星粘着黑铁的衣袖，古怪的形状没有遮住飞翔的姿态。没错，就是变形的鸽子。　
　　圣芳济各，他究竟和鸽子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有人说他生前呵护动物，我觉得不仅那么简单。看来到处与圣芳济各有关的地方，都有鸽子的存在。我猜来猜去，还是想到了那只叼回了橄榄枝的鸽子。也许恋着圣芳济各不肯离开的鸽子，正以眷恋呼唤和平，虽然今天人们正在容忍战争，谁都不理睬和平的教喻。　
　　我只能找到这样的他，这座变了形的铁人，就是让我牵挂了好久的他。　
　　再端详时，铁像愈发地怪异了。　
　　莫德在那段温和告诫的末尾，提出了他的主义：　
　　“脱离普通群众，我们决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实践中，结果是拒绝专业化的人——就是说，拒绝主要从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过着不自然的生活。”　
　　必须说，这样的主义，导致了对战争和杀戮的漠视。在事实上，高尚的取道未必就一定意味着绝对主义。关心他人，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判断和机智。　
　　不，即便莫德的善意是确实的，即便他的探讨基于深刻的社会经验和真实——人们也不能以那些经验作为依据，批判托尔斯泰的原则。因为在今天，在暴虐的武力行为之外，还有恣意的舆论制造。这是更大的罪恶；它随着电视信号的覆盖，占领着每一个角落，腐蚀着艰难的世界。　
　　国际法被侮辱了，虽然电视机高唱国际准则。共同语言在呼喇喇崩溃，哪怕再简单的黑白是非，看法都冰冷地截然对立。语言的灾荒也随之蔓延——抵抗者牺牲被称为击毙，侵略者被击毙却叫做战死。　
　　离开那天，我们又沿着旧路，把三座雕像浏览了一遍。　
　　维多利亚修士的青铜像和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雕像如出一辙，除了那本他的著作。显然，他被敷衍了事地塑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街头饰件。　
　　圣芳济各的铁像则意有所指，粗糙、黑铁、抽象，都显得言简意赅，且避开了细节。包括他座下的冷清，雕塑所处的公园是一个没人去的角落，门可罗雀，连鸽子都要焊接粘住——我不由佩服无名的作者。　
　　维多利亚，圣芳济各——他们若是都失败了，还有我们伟大的导师托尔斯泰，他若也最终失败——那也无非是人的精神，以及文明程度的一次失败而已。　
　　而不朽名著《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的纪念雕塑则是手法含混的，一如罗丹的作品。那本书的语言太诙谐了，这样易招误读；好像只要凑得出噱头谁都可以续作，一个中译本就干脆把它译成《小癞子》。而罗丹笔法抹平了雕塑版的明亮，它暗含忧郁，眼神模糊，老头不刁，小孩不油，人物显得比较“正面”。　
　　但我们是一些前定主义者。虽然缺乏职业的流浪儿履历，却对小拉撒路他们那一套生来熟悉。我们的血统里，活跃着一种随时准备找他俩入伙的暗示——因为我们宁肯那样，也不愿做体制的顺奴。他俩确是我们的同伙，不同处顶多是，我们的形式是思想的流浪而已。　
　　到了二十一世纪，才发现人没有怎么进化。和平、高尚、他人的饱暖，那一样都没上完初级班。我突然悟到——只有他们，这托尔美斯河上的流浪汉，它的含义才是最隐秘的。人类还会从头开始，从解决最低限的需求开始，重头跋涉漫长的进步之路。踟蹰于饥寒，如动物流浪，重复小拉撒路在托尔美斯河上的悲惨旅途，永远也不能答复——关于人道的深刻追问。　
　　我最后停在石头桥旁休息，爬上仿造罗丹的双人像坐下。回想了一番维多利亚，又捉摸了一阵圣芳济各，迷茫的西班牙大地荒凉沉寂。我又把带来的小说翻阅了一遍，心里暗暗称奇，真不得了，简直是一本寓言。三座雕像还是得评它第一。不仅小说，就连老小主人公本身，也可以由代代人接续创作。　
　　2004年元旦　
　　　
　　旧友重逢　
　　　
　　火一样的阳光；，和以前一样灼烤着。　
　　千佛洞已经俨然旅游胜地。游客轻佻地问，导游放肆地说。那时我还年轻，模糊中记得就是从这柏孜克里克找到了你。那个文物管理员和你讲了些什么，我们怎样找到了又退回了那匹马，我们第一天是怎样从哪里出发的，都已经记不清了。记忆如被水浸泡得太久的一页纸一样，颜色褪尽，粘连稀烂，只剩下影子般的一些漶印。　
　　但你的眼神却牢牢地浮升着，在这么多年的流逝中，微笑着摇晃着，从我的脑海里注视，使我无法忘怀，诱促我再次寻找。　
　　血红的这道山脉，仍然像一条凝固的火焰。一条砂子路从高处绕过柏孜克里克的后山。尘土爆卷而起，一辆卡车运着煤；隆隆驶过头顶。我突然一阵激动，决定去找你。　
　　顺着路绕过去就是木头沟。　
　　那一年研究生要进行毕业实习。我盼实习能有些意思，就先骑马翻越了冰大坂，再坐你的毛驴车，走遍了火焰山。　
　　居然又是由我来指挥路径。我茫然而没有把握，往事如同虚构。二十三年的时光，没有解决我的语言问题。我们凭着三个单词，居然结下了一种友情。如今我简乘着一辆毛驴车般的夏利。司机麦尔燕，同行的小马岳父，他们都会说维语。　
　　狰狞的赤裸山石一派鲜红，粗野的壑谷道道渴裂。我又进入了这座火焰山下的小村。葡萄晾房的土坯，维族土屋的大门，简陋的小寺，还有莫名的麻扎儿。眼睛里的一切，都苍凉地摆成图案。这是我记忆中的木头沟么？　
　　停在一座土坯的寺旁。这个小村坐落在山背后，静悄悄的。麦尔燕向一个女人问路，我走开几步环顾四方。隔着洞开的门看见几个妇女，席地坐成一个圈子。果然路走对了，这里就是木头沟，而且也有里铁甫这个人。外面的棚下，一只锅在煮着汤。四野静寂极了，一切都显得隐秘。　
　　小村荒凉无人，似乎所有的人都去赶巴扎了。我眺望着高耸的杨树，粘满尘土的叶片簌簌抖着。麦尔燕的翻译只是哗哗地说，偶尔转头扔给我一句。似乎不巧出了事，里铁甫跌伤了。那几个农妇坐着不知在做什么，心中一阵遗憾，事情总是不如人意。就在这时，听见了“Ｈｕｏ”“Ｈｕｏ”的赞叹声。我暗想，一群女苏菲在这儿念呢。但我没露声色。偶尔的一瞥，使我的心簌地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