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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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是,对日政策也由抵抗更明显地转变为对日谈判。4月中旬,国民政府通过北
大校长蒋梦麟与英国公使蓝浦森联系,要求英国调停停战。5月3日,蒋汪决定起用
亲日派、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郭为委员长,成立有华北各界实力人物参加的“行
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职责是“改善华北方面的中日关系”,并将此意转告
给日本方面,以博得对方的好感。
而在军事上,何应钦起初是想要顶一顶。他准确地判断日军如果再进攻,主要
将来自山海关方面。因此,他将华北的中国军主力集中于滦东地区,沿滦河构筑数
道防御阵地,又将其余兵力配置于长城沿线。
为了“教训”何应钦,并在停战谈判开始前再作一次军事讹诈,5月3日,关东
军经中央部批准下达了由冈村宁次起草的“关内作战”的命令。命令指出:“华北
方面之敌,依然坚持挑衅态度,不仅再度进入滦东地区,而且在兴隆县方面已越过
长城线进入热河省内,我军务须予以致命打击,以挫败其挑衅性进攻。”6日,东一
京的参谋本部也提出了《北支(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其要点是:“以关东
军继续使用武力加强压制为基调”,“坚持在沿长城地区反复打击中国军队”,同
时,“采取措施,加强促进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方面的分立倾向”;中国如要求停
战,其军队须“大体上后退至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以南及以西,
并以事实表明不再进入该地区”;而且“中方必须在事实上厉行取缔排日,并予以
切实保证”。该方案还告诫关东军,要“避免缔结停战成文协定。在看清形势的基
础上,根据对方之迫切要求行事”。 从5月7日起,日军沿长城猛攻中国阵地,很快又侵占了滦东地区,并侵入滦河
以西。15日,在冈村宁次的建议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发表声明:“如果中国
军队幡然悔悟,放弃以往的挑战态度,从国境线远远后撤,则本军有意速回长城线,
从事维持满洲国国内治安之本务。若中国军队仍不改变态度,则本军亦不得不继续
作战。”
未等何应钦答复,5月17日关东军的第6、第8两个主力师团,开始向南推进,目
的在于“以作战上最有力的态势进入谈判”。第6师团于当日占领唐山,18日进入玉
田,19日占领蓟县,20日越过平谷、三河,第一线部队抵达蓟运河一线。第8师团于
19日攻占密云,21日进攻怀柔,23日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并继续南进。这样,北平
已处于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
此时的何应钦已无心再战,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情势下,急于要与日军达成停
战。而人数较中国军队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也已用尽。冈村宁次认为,日军
虽暂时胜利,但整个平津地区的各派系中国军队约有40个师,区区几个关东军师、
旅团尽管战斗力强悍,长期作战毕竟不支,“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
战。唯恐予中国军以反击的余裕”。可是,他的这个看法一时不被东京方面理解。
参谋本部的首脑们起初对关东军人关作战顾虑重重,这时见战事顺利又主张继续干
下去,全然不顾现地作战的关东军兵力已捉襟见肘。于是,“关东军对此发出抗议
电报,认为停战谈判应由其自行处理,其他机关不得干预”。5月22日,参谋本部在
关东军指挥官们的压力下,电告武藤信义可以与中方进行停战谈判。
何应钦和黄郛知道,此时关东军的掌权人除武藤信义元帅外,其次就是冈村宁
次副参谋长。所以,黄郛的和谈密使殷同于5月24日到达长春后,就要求直接与冈村
宁次晤面。冈村在日记中记载:“5月24日及25日,我应殷同的邀请,单身前往他的
住处密谈,并把我军有意缔结停战协定的想法告诉了他。通过两天的会谈,彼此间
疏通了大体的意见,达成了有关停战的大致意向。”
冈村宁次这次与殷同秘密会谈,起初居然对顶头上司武藤连个招呼也不打,可
见其专权跋扈和武藤之所以对他反感的原因。后来,“可能是军司令官知道了这一
情况,故而委任我为全权代表。本来,协定全文已经决定,任务只是迫使对方同意,
因此可以说委任谁为全权代表都是一样”。
其实,这是武藤顺手推舟让这个军部的大红人再去出次风头。
中方谈判代表是熊斌。此人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人广西陆军干部学
校、奉天讲武堂,武昌起义时投身革命;1924年起在冯玉祥部工作,1925年任过北
京政府的陆军部次长,1931年改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国民政府参军,1932年后
任参谋本部厅长。日方以冈村宁次为正式代表,又命喜多诚一大佐、远藤三郎少佐、
藤本铁熊少性等参谋和林出贤次郎书记宫随行。另外,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住比重
和日第6、第8师团各选派的1名参谋,也作为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参加谈判。
5月29日,冈村率代表团由大连乘日海军驱逐舰“朝颜”号,在风平浪静的渤海
上以24节的速度驶向塘沽。因山海关及沿京奉铁路一线,早已成为中日双方军队争
战或对峙的地区,陆路交通基本阻断,所以,选择塘沽为谈判地点也便于日方代表
走海路前来。
5月30日,“朝颜”号驱逐舰抵达塘沽港。冈村一伙人换上一艘小艇,沿海河往
塘沽镇驶来,他“目睹海河河口及两岸堑壕上,中国兵守备之状态,不禁要属下做
好战斗准备”。自诩“中国通”的冈村宁次,虽然知道中国有“两国交兵,不斩来
使”的古训,但带着这10多个人闯入同仇敌忾的对方营阵中,还是令他战战兢兢,
不得不小心谨慎为妙。
当天下午2时,以熊斌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乘火车经由天津驶抵塘沽。冈村先派永
津佐比重前去接洽。下午4时,中日所有谈判代表集中开了一次会,双方寒暄之后,
互认委任状,熊斌和冈村宁次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随员,并约定次日上午9时正式开
会。
在塘沽逗留期间,冈村二行被安排宿于火车站的站长室,由日本卫兵和中国警
察共同负责警卫。塘沽镇上戒备森严,唯恐中国民众和下级官兵袭击这伙所谓“和
谈”代表。
5月31日上午,双方按约定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但严格说来,这并非真正的谈判,
而不过是日方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一个仪式。会议一开始,冈村便拿出了事
先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说了一下大体内容,要求中方在1个半小时内作出是否同意
的答复。他还蛮横地宣称,对草案中方一字也不许更改。熊斌事前得到南京国民政
府的指示。此次停战谈判应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不可有放弃长城以北领土之
类的文字。熊斌披阅日方草案内容,发现字面上没有这类文字,但还是希望能发表
一项声明,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或一个地区的立场。对此,冈村宁次自然
不会同意,熊斌也只好不再坚持,在日方限定的上午11时前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日本
的草案,在上面签了字。这就是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
文如下:
1.中国军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
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行为。
2.日军为证实第1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
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
3.日军在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1项规定时,不再超过上述中国军之
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1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
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签字后即生效。作为以上证据双方代表于此签上名盖章。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宁次和熊斌经讨论,又签订一项觉书,内容是:万一
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应由双方协议之后再作处置。此
外,日方还提出希望条件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
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形式上是中日两国特定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所委派的代表签订
的,但其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并无差别。这个协定有两方面的严重含义:
第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省的非法侵
占;第一二,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使冀东至北平20余
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日本侵略华北的通路被打开,正如战后日本战史专家自己所
供述的那样:“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
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冈村
宁次就是在这关键的一步上,为后来“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楔子,
尽管他战后竭力表白这不是他的初衷。
塘沽停战协定,仅经过数小时的所谓“谈判”就高速度签了字,除何应钦在日
本军事胜利面前急于想停战和冈村在谈判桌上的欺诈威逼外,冈村宁次后来还谈到
了一个原因:“由于永津佐比重驻北平武官,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国委员探询日方
意图时,故意透露好像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这是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
但是,及至谈判条件内容时,出乎中国方面委员意料,条件并不过分苛刻。加之,
作为我方随员也参加了会议的永田武官又从中说服,也有关系。由于这一功绩,永
田武官后来被委任为关东军参谋,受到特殊功勋的恩赏。”冈村和盘托出了他这个
谈判高手,与部下里应外和共同施展欺骗、讹诈的嘴脸。
与熊斌签完字后,冈村着实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转天的日记中看出:“夜独
居客舍。此次签字,深感已使圣上安心。”7月27日,武藤信义元帅暴病死于任上,
冈村于8月初送灵枢回东京。7日,武藤葬礼一结束,本庄侍从武官传天皇圣谕要召
见冈村,“我作为一名少将,被再次吩咐即时上奏是少有的”。8日下午,冈村去叶
山御用邸参见天皇,并用了约15分钟把塘沽停战协定的拟制和签订情况详细上奏,
“陛下非常满意”。后来,裕仁天皇还亲自率侍从,携带协定文本到靖国神社向阵
亡将士的亡灵“报捷”。因为这个协定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
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是它这段侵略成果的总结。
达成停战协定,也使伪满政权感到高兴。冈村称:“当6月5日我回到长春时,
意外地受到了满洲国高级官员及很多满洲国人的迎接。6月12日夜,满洲国国务院设
宴招待我全体停战交涉委员时,除国务院高级官员、各部总长全体参议等,几乎满
洲国的全体高级官员数十人都出席了宴会,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在日本人炮制和
扶植下的“满洲国”虽然“立国”,但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他们的心理就是虽然热心讨伐匪寇,但不希望中国人和中国人进行战争。因此由
于停战,人们特别高兴。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冈村宁次视塘沽协定为他一生事业的“杰作”。由于这个协定是经他本人拟制
和签订的一时其内容的夸赞“虽有自私之嫌、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
洋战争,我同长期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日本战败后,1945年12月5日一美国
《时代》杂志记者马裘里·萨班斯小姐采访冈村时问道:“如果日本在进入满洲或
在塘沽阶定后即行停止岂不更好?”这时作为待审的侵华日军总司令似乎也有所察
悟,对这位“其军事素养之丰富,观察之敏锐一远远凌驾日本记者之上的美丽小姐
的卓越见解,不胜惊叹”。冈村回答说,塘沽协定签订后,“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国
对外的积极政策,那就好了,不论当时或后来,我都认为应在此停止”。
冈村的回答一半是撒谎——一个是战争赌徒事后诸葛亮式的后悔。因为对日本
的国家利益来说,得到了这份塘沽协定。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政府默认
了它侵占长城线以北的事实,对华北事务它也可以插上一手。无奈,日本军国主义
分子的胃口太大,竟进一步要发动对华侵略的全面战争,结果在中国及反法西斯国
际联盟的共同打击下战败投降,使日本反而失去了原来通过战争得到的台湾、朝鲜
半岛等大片土地;它好不容易在中国东北拼凑起来的“满洲国”也垮台了。军国主
义的所谓日本“国家利益”。真可谓是鸡飞蛋打,连到手的东西都没有保住。
武藤信义病死后,关东军司令由菱叫大将继任。菱刈上任后,不想让小矶国昭
和冈村宁次当自己的参谋长、副参谋长,要换上自己更信赖的人。小矶没什么想法,
他早想离开关东军返回东京,另谋仕途晋升之道。冈村并不想走,“我期望牺牲一
生,永驻满洲服务于国家,又考虑到对居住在此地的日本青年的指导,以及一部分
同志和关东厅日本官员的希望,也应永远呆在满洲”。他把这个想法说了,菱刈没
有啃声。菱刈早从死去的前任那里闻知,这位副参谋长虽仅为少将,但恃才做物、
权欲旺盛,且在下面的基层干部、幕僚中很有威望,留下他恐怕有喧宾夺主、架空
自己这位大将司令官的危险。冈村见留任不成,又要求按他的职级平调到关东军下
面部队中任旅团长,菱刈推说他本人没有意见,但要听从东京方面的安排。
东京军部内,此时正矛盾重重。日本陆军中权倾一时的荒木一真崎体制已开始
不稳。陆相荒木因病卧床不起,反对派借机逼他辞职,荒木想让参谋次长真崎接替
自己,但遭到闲院宫的反对,最后妥协的结果由日军教育总监林铣十郎大将担任陆
相;真崎就任林铣十郎留下的空缺,并由中将晋升为大将。
但是,林铣十郎当上陆相不久,没能得到这个职务的真崎很快就拉了一批亲信
与之作对。林铣十郎也不示弱,他手下的一帮幕僚也处处与真崎派作梗。一时间,
日军领导层内部乱了套。冈村宁次本是荒木和真崎这一派的干将,也受过他们的提
携栽培,但他这两年离开东京远在关东军任职,客观上使他与荒木、真崎的来往不
那么密切了,加之他对谁也不愿得罪,所以,在军部的一般将佐看来他是个超然派,
便希望趁关东军新任司令官菱刈不愿冈村留任的机会,要求军部首脑把他调回来,
为各派幕僚之间的团结“尽微薄之力”。
小矶国昭调走后,西尾寿造中将出任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比小矶能干,这
样一来,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作用不如从前了。1934年3月,“满洲国”正式实施帝
制,博仪由“执政”登基做了皇帝,而在博仪所熟识的日本军官中,坂垣征四郎是
和他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因此日本政府也希望由坂垣来接替冈村担任关东军副参谋
长、兼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
满肚子怨气的冈村宁次,自参加完博仪的登基仪式后便什么也不想干了,上面
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