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毒于丹-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孔子所处的社会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那个社会变革风起云涌的时代，百家争鸣，我们的诸子先贤们，讨论的是如何实现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理想国。当然有提倡采用暴力革命，完全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与观念的，也有采取温和的改良来进行社会变革的。而孔子就是后者，持保守的立场。因为在他看来，前者是行不通的。无论你如何暴力革命，如何打破旧有观念，国家的统治面对的是众多的人民，这一点是难以改变的。所以周礼也是仍然存在于其中。于是，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同样可以在《论语》中找到：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子张的推想是即便是朝代更迭了十代，礼是什么样还是可以知的，于是，他举一反三，问：那么，在十个朝代以后呢？孔子的回答可以概括为：损益说。
孔子大意是说：殷朝因袭的借鉴的是夏朝的礼，他所增减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到了周朝，它的礼是因袭了殷朝。而我们知道，夫子所推崇的周礼，是最为全备的，简直是达到一个完美的顶点。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以上这种承继的关系中知道它是在哪些方面对殷朝的礼有所增减。而那些在周朝后面的多少个朝代，也会像殷继承夏，又对夏礼的不足作补充、周继承殷，又对殷礼的不足之处作了修改。三者之间就如同一个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后来的汉儒们便把这种规律称作是是合乎天地阴阳运行的道理。孔夫子三十岁所创立的，正是这种建立在周礼的基础上的学说。
对于这一点，于丹教授的心得将三十而立解说为“建立心灵的自信”，不知是从何处讹听而来？
为了说明“心灵的自信”是何义，她又说：“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来衡量你是否已经成功，而是由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坚定。……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立’的一种见证。”
然而，于丹教授并没有传授我们“心灵标准”指的是什么，那么，普罗大众们在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时，那该怎么办？赶紧再回去翻翻书，于教授的意思是说：“要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也即是说，无论自己心外的人们是如何，不用考虑其他的因素，内心认定的事情就要把它完全树立起来，坚定地走下去。这句励志的话，于教授可谓煞费苦心，几经周转，把一套心灵的福音书，冠上了孔夫子的名。3四十而不惑
在许慎撰、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注》中，“惑”字的解释是“惑，乱也。乱者，治也。疑则当治之”。也即是说，子曾经曰的“四十不惑”是指“知者不惑”，这是人格修养的三个重点要求，即：“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的“只有做到不迷惑，才算得上是有智慧的人”。
这一点表面的解释，于丹教授还可以算是勉强合格地解释到了。但是面对如何做到不迷惑的问题，她又开始施展她那绝世轻功——离题千里。她用那四十五度角的纯情，仰望天空上“心灵”的光芒，祈求这些“心灵”的光芒能够一不小心地坠落下来，覆盖在那套《论语》之上。可惜，这种事情千载难逢。
她开出的药方是减法生活。所谓的减法生活“也就是要学会舍弃那些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
“那么什么叫做不惑？就是人能够自觉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庸’，是中国古代一个至高的行为标准，它是哲学上讲的那个最合适的‘度’。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
于丹认为能使自己做到不惑的方法是减法生活，而减法生活就是舍弃那些不是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一切行为都是以心灵是否需要为准，而这种心灵不是外界所学来的。心灵需要什么？它 真的是那么自足的？真的能导人区别良莠，学会用美德去臧否生活？这是什么样的心灵，于丹从来没有能够说清楚。
既然于丹教授提及《中庸》，那么我们就翻翻这本书，看看是否真是她说的那样。
《中庸》云：“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这才是讲不惑的事情。孔夫子说，专门探求隐僻无益的知识，行为举止偏激怪异，不合中道，这种欺世盗名的行为，虽然能为后世的人们称道，我却是不做的。君子遵从大道而行事，虽然能择善而从之了，有的却半途而废，而我却不会止步不前的。君子按照中庸之道来行动，在天下混乱、礼崩乐坏之时，不与无道的人苟合，能保持遗世独立，而且不改往日操守，平常人都不理解他，他也无悔，只有圣人才能够这么做啊。四十岁的孔子，已经达到了用志不纷、矢志不渝的境界。
可见，中庸并不只是“度”的含义。
朱熹注疏本《中庸》开篇明义：“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下道，庸者，天下之正理。’”
意思是：“不偏不倚叫‘中’，不更易规律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即是要求人们处世为人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执中协同。这是必须坚持，而且不能改变的法则，被孔门弟子认为是集大成的心法。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于丹对这一句的解释是：“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
其实这段话揭示了处于社会中的人们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也即是持中状态。就是说对喜怒哀乐等情感要有一个适中的控制，过度的喜往往会走向喜的反面，过度的乐也不叫乐。
朱熹注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性即本性，持中即是性的本来状态，也就是生命本身所固有本质内涵。对喜怒哀乐能按应有状态掌握，无所偏倚，这就叫“中”，平时能持中，一旦表现出来，就能中节，这就叫“和”。如果把“中”看做是衡量的方法，那么，效果就是要达到“和”，也即是前面程子所释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然而，在《中庸》第二十七章，还有这样的话：“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是说君子既要尊重先天的德性，又要做到博学；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
这里包含的内涵要比于丹教授所说的要多得多了。
对于孔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还另外有所指。他的“不惑”，是指体系健全，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创立的学说体系已经完善，没有缺漏，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学说。
这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了：文、行、忠、信四种学说。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指“诗、书、礼、乐”，教的是人们如何学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四个词也是出自《中庸》。
这四个词其实也就是为学的四个层次，可以解作是几个递进的境界。“博学”是首要的，意思是首先要广泛涉猎，多读点书；“博”还意味着学问的博大，学习者的胸怀要能宽容。唯有博学，才能兼容并蓄，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第二个阶段是“审问”，有不明的地方就要追根问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要结合现实的实际情况，作考察、分析，这就是第三阶段：“慎思”。最后是第四阶段：“明辨”。真理是越辨越明的，不辨，则所谓“博学”的知识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
“行”是承继“文”而来的，是上面所提的四个阶段的后续，即是理论结合实践，做到“笃行”，即是“知行合一”，用实践去检验真理。这五个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
此外，“行”还应当可以指躬行周礼。
“忠”是尽心，出于自己的自觉自愿，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论语·公冶长》中： “子张问曰：‘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尹子文进无喜色，退无怨色，对于公家的事，尽心去做，这就是忠的典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信”是出于《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这是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胸怀坦荡，对人守信。要信守诺言，不可言行相悖，答应他人的事尽力兑现。为人诚实，不弄虚作假，不糊弄他人。
“文、行、忠、信”，这四门学科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有效地扼制社会道德失范，教导人们做一个谦谦君子。
4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是众所周知，然而，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行为却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因为他读到了一本书：《周易》。《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周易》的学问据说可以推算出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也即是一门究天、人两者之间规律的学问。
“大易之数五十，天地万物之理究矣”，意思是说，取五十根蓍草当做代表，就可以推算明白天地万物的道理了。这个办法流行至今，是中国民俗里卜蓍算命的最古老方法之一。
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其实含有双关的意思。一是指五十岁的时候；一是指上面提及的，他用大易之数，推知了自己的天命。圣人的德行要能够合乎天地的运行规律。孔子推知自己，能够合乎天道，而且可以算是不负使命。“知天命”的意思是指知道自己是上天所命，而自己的德行，已经不会辜负上苍的安排了。所以孔子给自己下结论说：无大过。即是没有大的过错。
《于丹〈论语〉心得》说道：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论语·宪问》）皇侃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可见，‘知天命’关键在于一个‘知’字，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当自己能够客观认识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知道这一切都很自然，那么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静应对。”
总结一下，于丹说“知天命”即是要把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的，无论是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很明显，这是一种宿命论。这种宿命论的确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安慰。但是，“知天命”有它比较固定的意思，正如《论语正义》所说：“是故知有仁、义、礼、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已有得于仁、义、礼、智之道，而推而行之，此圣人之知天命也。”简单地说，意思是：那些知道有仁、义、礼、智这些大道理的人们，奉行它，这就是君子知道了天命。而那些知道天命的圣人，很清楚自己在仁、义、礼、智这些方面有成就，而且能够到处推广它，使这些道理可以通过实践得到证实。
但是于丹教授的解释是能够不怨天、不尤人，不为外物所动，就如同庄子所说的： “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于丹说：“孔子所谓的‘知天命’，其实就是把学习的各种道理，最后达到了一种融会和提升。”（《于丹〈论语〉心得》第１１３页）这样的理解恐怕与《论 语》的本义“差之千里”了吧。
5六十而耳顺
“耳顺，就是不论什么样的话都能听得进去，都能站在发言者的立场去想问题”，于丹教授如是说：“在对天命有了透彻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有了巨大的定力之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此时，你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你能理解任何一个事情存在的道理，你能虚心倾听各种声音，并站在别人的出发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这种说法也有多方面的偏颇。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孔子为何说“六十而耳顺”？
孔子在六十岁左右时，周游了列国，四处讲学。他接触的人多了，学说杂了，世界观也宽阔起来。六十来岁时，他看淡了荣辱，无论任何人对自己的学说是否褒贬，他都能够大肚能容了。所以，孔子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即“能够被任用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吧。”
这种出仕与退隐、入世与出世、进与退的人生态度是矛盾的，孔子却能够在面对它时，做到通权达变的方法和气度。所以，耳顺是一种心胸开阔的状态，能够耳闻而辨知说话者的言行、品德。另一种意思是说，到了那个年龄的孔子，任何耳闻到的东西，都能够与他的学说相通。
如果我们参照庄周（《庄子·天下》）的“道术之裂天下”的说法，即天下的“道”本来只有一个，后来因为各家各派，站在不同的立场，持了不同的方法去阐释这个唯一的“道”，才会使“道”分为众多的学说，导致百家学说的不同，然而，它们都最终是通向道的。在六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孔子，已经明白了“大道为一”、“圣人之道，一又贯之”的说法。我们似乎也可以猜测，这时的孔子明白了的道理正如同庄周所提出的道理一样。然而，这个儒家学派的领头人物，竟然，活出了一派道家的风范。这才是这句话中最能令人意想不到的推测。
所以，六十岁以后，他能够做到舍己从人。
一个人的观点进入他的耳中，他能够避开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发现它的可贵之处。但是，于丹教授的心得把一切归于“自己的内心有了巨大的定力”。
6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句话有两种断句，一种是按照前面相同的断句法，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另一种断句便是如上面标题的断法：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第一种断句的意思是指说：孔子到了七十岁的时候，便开始放纵自己的心，但我所想做的事情，都不会逾越法度。第二种断句是指：孔子到了七十岁时，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而且做的事情不会逾越法度。相同的一点是：不会逾越法度。
即是说，孔子到了七十岁时，做什么都不会逾越法度了。他一生坚持的周礼，那套道德伦理系统，早已渗透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这个境界，他顺心而为，自然而合法，即便是连动个念头都不会背离道德伦理的规范了。
这是道德方面，孔子的修养树起的一座里程碑，矗立在中华文明和思想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