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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解毒于丹-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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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小红凝视着李寻欢,目光里似也有泪,悄悄接着道:“他想和你一样有名,可是你……你是不是就比他快乐?我想……你若是他,一定就不会像他这么样做的。” 
  李寻欢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少年的身影消失处,过了良久,才沉声道:“我若是他,也会这样做。” 
  孙小红愕然道:“你……” 
  李寻欢道:“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顾一切去奋斗,至于奋斗的结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乐?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 
  读过小说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小李飞刀”李寻欢在经历无数风风雨雨之后,不仅早已宠辱不惊,甚至连生死都已经置之度外。这位少年侠客正在追求的名利、地位,对他而言已经毫无吸引力,但他说“我若是他,也会这样做”,这不正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庄子式的悖论吗?如果说此时李寻欢就是那只飞在昊天的鲲鹏,这位年轻的剑客就是在树间觅食的斑鸠,我从他们身上同样看到了无法超越的困顿,还有永不放弃超越的希望。 
  美国有一部著名电影叫做《肖申克的救赎》,它和大家所熟知的《阿甘正传》同年竞争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终以微弱的差距败北。但后来的时间证明,它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远比《阿甘正传》要高。电影中那位被判了终生监禁的男主角说过一句话,我愿意用这句话来为“逍遥游”做一个简短的注释—— 
  “Hope,is a good thing。”(希望,永远是个好东西。) 
  正是我们无边的希望,带领我们在无边的时空中尽情享受“逍遥游”。   
  〃《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吗(   
  文/秦嘉川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1页这样说: 
  《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 
  可能于丹真的这么认为,当然也有可能这是于丹当时的无心之语。但仔细想想,于丹的说法对吗? 
  在具体讨论于丹所言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本著作——《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的作者是唐代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约公元550年~630年,他原名元朗,字德明,但后人习惯以他的字来称呼他)的代表作,它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字、音韵以及经籍版本、经学源流等多个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但也正是这本巨著,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这个疑问源于《经典释文》所收入的十四部经籍。 
  我们知道,《经典释文》的内容依次为:《序录》一卷、《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传》六卷、《公羊传》一卷、《榖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一共三十卷。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也许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怎么《老子》、《庄子》与我们熟悉的《诗》、《书》、《礼》、《易》、《春秋》一起并列在《经典释文》中,被冠上“经典”的名号呢?不会是大学问家出错了吧?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讨论讨论什么是“经典”这一经典问题。 
  其实,正和读者们的发现一样,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很多的大学者已经提出过,许多学者还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何璐在他的《樵香杂记》卷下中说: 
  “《经典释文》为古义之渊薮,学者得以考见先儒音训,惟赖是书,厥功甚伟。独怪其不及《孟子》,而以《老子》、《庄子》,俱列经典,是居何义也。” 
  何璐认为《经典释文》“厥功甚伟”,因为它是后代研究训诂学、经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的必备参阅书。唯独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何它没提到《孟子》,相反却把《老子》、《庄子》收入其中?何璐虽然表达了自己的疑问,但对这个疑问他在文中并没详谈,我们也难以得知他的看法。 
  我们知道,古代目录学发展到清代,在许多大学问家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学术高峰,这个高峰的一个标志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简称为《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的伴随产物,一共二百卷。可以这么说,它基本反映了18世纪前我国古籍的总体状况,对后世学人搜罗资料、研讨古籍,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对《经典释文》做提要时说: 
  “其列《老》、《庄》于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于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于陈季,犹沿六代之余波也。”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孟子》是直到北宋才被列为“经”的,那么在唐代,不把它列入经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老子》、《庄子》在南北朝时期备受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以至于陆德明把它们以“经”来看待,这也是符合当时学术环境和陆德明的学术思维的。我们觉得,《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还是可信的。 
  当代中国史学界著名学者杨向奎在他的《唐宋时代经学思想——经典释文、十三经正义等书所表现的思想体系》(发表于《文史哲》1958年第5期)一文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并且做了很好的解释,我们来看看杨向奎先生的说法: 
  “从儒家的前后历史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目录,所谓‘经典’,当指儒家的经典,在魏晋以前,唐宋以后,儒家的经典中绝对容纳不下老庄;这是南学的风尚,是王弼一派的支与流裔。他并著有《易》和《老子》疏,说明他在玄学上的造诣,虽然我们看不到原书,但《唐书儒学传》也说他‘善言玄理’。这一种推崇老庄的学风,一直到初唐仍然存在,虽然那时推崇老子有其政治上的原因,打算拉老子作为李唐的不祧祖先,南朝的学术传统,也是有力的因素。这是中唐前的普遍看法,认为老子和儒家经典可以合流,唐人正义引用老子者不下几十条,引用庄子者也有几处,出于唐人的《隋书经籍志》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思想。” 
  杨向奎先生的说法不可说不详备了。在他的文中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正如杨先生所说:“在魏晋以前,唐宋以后,儒家的经典中绝对容纳不下老庄。”这无疑是对“《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的最好反驳。 
  我们知道,隋唐时代随着政治上南北的逐渐统一,经学上魏晋以来形成的南北学之分也趋于一统。作为南学后人的陆德明,他的经学思想自然延续着南学的传统。南学的主要特点就是“谈玄”,他们强调经学与老庄的合流,在当时便有把《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的说法。再加上杨向奎先生所说的初唐“政治上的原因,打算拉老子作为李唐的不祧祖先”,看来陆德明列《老子》、《庄子》于“经典”还是可以理解的。 
  说了这么多,我们明白了《庄子》在魏晋至唐代初年的特殊地位。也许我们会说,《庄子》在思想上的高度与我们通常所谓的儒家“经典”完全可以相媲美。这话确实不假,但和其他的概念一样,“经典”也有它特定的意义和范畴。笼统地说“《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今天常说的“经典”,指的是古代儒家的经籍。 
  我们知道,历代确定和通行的儒家经典的数量不尽相同。简单来说,“经典”的演进轨迹,是由先秦时期所谓的“六经”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扩充、发展,到宋代定型为“十三经”。这个递增的过程也是中国经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作为后人,我们还是有义务和必要了解“六经”到“十三经”的发展过程,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下面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经典”的历史。 
  从先秦到西汉,逐渐形成“六经”的概念。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先秦文献里称述的“六经”一词,最早出现在于丹所说的“历代被奉为经典”的《庄子》中,今天我们在《庄子》的《天运》、《天下》、《徐无鬼》等篇章中我们都能找到“六经”这一词。这说明,至少在“六经”概念已经开始形成的先秦,《庄子》并没被称为“经”。 
  西汉时期,人们又称六经为“六艺”。尽管称谓不同,但“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籍,还是被当时人们共同认可的。我们知道,六经实际上到了西汉只流传下来了除《乐》经外的其他五部。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却没有设立《乐》经博士便是最好的证明。关于《乐》经失传的问题,在历史上更是众说纷纭。 
  发展到东汉,五经增至七经。“七经”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后汉书·赵典传》中。东汉通行的七经,指在原先五经的基础上再加上《论语》和《孝经》。当时规定,除了设立五经为官学外,《论语》和《孝经》为学生的必读书,读书人非读不可。这样,“七经”的称谓逐渐形成。 
  到了唐代初年,为推行新王朝的文化政策和促进儒学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五经正义》,为五经制作了标准的注释。同时,从五经升发,提出“九经”概念。具体是在之前五经的基础上,把《礼》和《春秋》各扩充为三,即《仪礼》、《周礼》、《礼记》和《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NB338梁传》。 
  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十二经于长安国子监门前的石碑上,作为士人传习和考试的文字定本,史称“开成石经”。这十二经就是唐前期的九经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 
  到宋代,由原来的十二经再加上《孟子》,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 
  以上就是儒家“经典”的精简历史,我们可见看出,于丹所说的“《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一句,是有待商榷的。   
  “齐物”就是“庄周的密码”吗(1)   
  ——兼说《庄子·齐物论》 
  文/杨昊鸥 
  《于丹〈庄子〉心得》第32页这样说: 
  这就是庄子在《齐物论》里面提出的观点:世界的一切,以它自己的角度去观察,永远都有它自身的密码。这个密码是看不破的。 
  在前面很多文章当中,我们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意思:请于丹教授在讲孔子是这个意思、庄子是那个意思的时候,拿出相关的元典引文佐证。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着重谈谈作为《庄子》核心篇目的《齐物论》究竟在说些什么。读者自可两相对照,若有收获,岂不快哉? 
  《齐物论》乃是《庄子》全书枢纽之枢纽、核心之核心,是打开《庄子》的最为捷径的一把钥匙。笔者在数年前读《庄子》时曾随手笔录“读庄小札”数十则,其中一条仅录于下: 
  逍遥而不本于齐物,无所恃也;齐物而不出于逍遥,理必无也。 
  关于《齐物论》篇名释义以及“逍遥”与“齐物”两者关系的问题,请读者参见本书的另一篇文章:《“谈笑论生死”是庄子的生死观吗》。我们现在来具体看看,在《齐物论》这一篇里,庄子到底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在《齐物论》的一开篇,讲述的是南郭子綦和弟子颜成子游讨论“人籁”、“地籁”和“天籁”的问题。这个故事似乎和本篇的主旨并无太大关联,前代已经有许多学者质疑《齐物论》是否在写作之初就作为一个整篇。因为其中内容过于零散,而很难按照一般的解读方法对它的逻辑脉络进行归纳和整理。在这个地方,笔者是不同意这种质疑的。人、地、天三籁的讨论最终指向的是“自身”,这是一个连接“逍遥”和“齐物”的重要命题。 
  在这一段的结尾,庄子借南郭子綦和弟子之口的这样说: 
  子游曰:“地簌则众窍是已,人簌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簌。”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结合上下文,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颜成子游已经明白了“人籁”和“地籁”都是要有所凭借才能够发出声音,比如人要凭借乐器,自然界的声音要凭借山川河流,但他仍然不明白什么叫做“天籁”,于是向老师发问。南郭子綦向弟子解释说,作为最高境界的“天籁”,就是可以不凭借外物,自然而然可以发声的一种状态。 
  在本书另一篇文章《何谓“逍遥游”》中,笔者已经详细说明,庄子所谓“逍遥游”,实际上是在说不能逍遥;而不能逍遥的本质,就在于天地万物都有所凭借;正是因为有所凭借,才令得我们时时刻刻处于困顿之中。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熟知牛顿三大定律的最后一条: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同一条直线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我们要从地面上跳起来,必须要借助地面的反作用力,在这个时候,地面就是我们“跳”这个行为的凭借。也正是因为这个凭借,使得我们如果被悬挂在空中两脚踩着空气,就无法实施“跳”这个行为,这就让我们受困。 
  庄子在《齐物论》的第一篇提出了这样一种理想状态,那就是不凭借于任何外物而自己可以发声的“天籁”,这是一种哲学假设,并不是一种物理论证。那么,庄子为何要做这样一种假设? 
  紧接下来,庄子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困的现实状态进行了一番描述。他说,他们将心思存留心底就好像盟约誓言坚守不渝,那就是说持守胸臆坐待胜机。他们衰败犹如秋冬的草木,这说明他们日益销毁;他们沉湎于所从事的各种事情,致使他们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有的情状;他们心灵闭塞好像被绳索缚住,这说明他们衰老颓败,没法使他们恢复生气。他们欣喜、愤怒、悲哀、欢乐,他们忧思、叹惋、反复、恐惧,他们躁动轻浮、奢华放纵、情张欲狂、造姿作态。好像乐声从中空的乐管中发出,又像菌类由地气蒸腾而成。这种种情态日夜在面前相互对应地更换与替代,却不知道是怎么萌生的。最后,他感慨说: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如果说庄子在《逍遥游》整篇和《齐物论》到此为止的文字是在展现人们受困于自身和内心的现实状况,那么在下面的段落中,庄子罕有地用论述的方法深入讨论了人们为何受困的根源。他把这个根源推到了人们无法认识事物矛盾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凭借的。就像我之前所举的例子,人们往往看到大地对双脚的束缚,却看不到没有大地我们无法行走、无法跑跳一样。 
  这种盲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在我们往往被自己的观念所束缚。所谓一种观念,不仅仅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一定要求,还表现在和另一种观念的对立上。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四川人喜欢吃辣椒,这是一种饮食观念。偏重于麻辣口味就意味着必然对其他的口味有所排斥。笔者自己是四川人,刚到广东读大学的时候几乎吃不下饭。当时觉得广东人做菜很不可思议,要不就弄得酸酸甜甜,要不就弄得少盐寡味,不好吃。当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来品评菜肴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观念和立场,那就是麻辣味的东西好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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