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释读韩非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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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所以君主的安全应该一种稳固的实力对比格局之上。
大臣能够威胁君主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他们的实力，所以君主的安全正是基于控制好大臣的实力，大臣的实力表现在经济的富有，地位的尊贵，权势的威盛，这些都是君主所要防备的。君主只有在实力上对大臣形成了绝对优势，才可以说自己是绝对安全的，同时也是对接班人的负责。君主对臣下的信任，臣下的对君主的感激虽然听起来虽然感人，但权力之争根本不相信眼泪；君主不可能仅凭借显赫的威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就能把臣下玩弄于鼓掌之中，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做支撑，到头来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君主最简单、最根本的控制臣下的办法就是限制臣下的实力，除此之外，其余都是不可靠的。韩非的理论道出了后世开国君主心中的秘密。每当新朝建立，君主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战争期间不得已形成的异己势力集团，对待大臣不是杀头就是杯酒释兵权，对待地方势力的威胁，则软硬兼施进行削藩，直至君主对大臣，中央对地方在力量上形成绝对优势。君主的实力一旦小于臣下的实力，君主就失去了驾御臣下的基础，也就是失去了威势。按照实力决定秩序的规则，臣下取代君主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这里有一个很明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君主必须依靠许多大臣才能治理国家，这就需要对大臣进行授权，如果大臣取得成绩，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奖赏，那么如何保证大臣手中的权力是君主所用，所获奖赏对君主无害呢？因为权力只是一种工具，它即可以用来贯彻君主意志，也可以用来为掌权者谋私利。韩非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尽之以法，质之以备”，就是将法作为大臣的行为规范，立足于防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法中有详细规定，一旦超越雷池，面临的将是严惩。大臣的爵位高不要紧，如果职权大就需要注意；大臣的帐下有许多人马没有关系，但他们之间只可以是工作关系，不可以存在工作关系之外的效忠关系；大臣有钱没关系，要看他是不是把钱用在收买人心，修守战之具上；归根结底就是对于权力这个敏感的东西，大臣只有临时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力归君主所有。君主并不在乎大臣的爵位很高、穿着装饰跟别人不一样，享受的待遇高等一等，哪怕见了皇帝不磕头也没有关系，这些东西只能够满足有功之臣的虚荣心，但对君主无害。秦王嬴政遇见大军事家尉僚客气的像小学生一样，又是牵马、又是引路，还赐给王服，但对于兵权，秦王就不会这么慷慨了。君主也不担心臣下有钱，相反有时候倒是希望臣下有钱，贪恋于物质享受的臣下对君主是安全的。明白其中奥妙的君主赏赐有功之臣多用爵位和金银，而对于职权的授予则是另外一套规则。
2，二柄———一手萝卜，一手大棒
韩非在向君主讲明制臣的必要性之后，马上又提供了制臣的武器。这是一种双手武器，必须同时使用才能发挥威力。一是刑罚，而是奖赏。形象一点讲就是一手萝卜，一手大棒。在讲解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训练动物的过程。马戏团进行表演的时候，不少动物都能作出他们在自然界从来不曾有过的动作，猴子可以独轮车，狗会做算术，大象能够踏着节拍跳舞等等，动物们精彩的表演博得了人们的阵阵掌声，马戏团也从中大赚一笔，可谁知道动物们台前风光的背后是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情运用。动物训练人员根据动物的特质设计出一个动作之后，通过诱使或者强迫等方法让动物完成，做得对就给予一点食物作为奖励，做的不对就进行体罚。动物的智商毕竟不能跟人比，只有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之后，动物才能正确的完成动作，其实这也不是动物掌握了动作的要领，仅仅是在奖励和惩罚之下形成了条件反射。
由此可见，赏和罚的威力是多么巨大，连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都能被制得伏伏帖帖，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韩非既然认为人与动物一样趋利避害，就不难理解他向君主建议用对付动物的手段对付群臣，从趋利避害到赏对罚错之间是条无缝连接，如果认为趋利避害正确，那么赏对罚错就在情理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韩非对君臣关系的界定。君主与臣民之间是一种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平等，所有的资源都归君主一个人所有，没有卢梭的契约，也没有罗马人的共同体，就像公司，君主是老板，所有臣民都是雇员。韩非既不指望臣民能够克己爱人，也不奢求他们能舍小家为大家，他甚至反对那些怀有这种想法的人。如果有人告诉韩非说以天下为己任，我相信韩非的回答是，天下是君主的天下，与你何干？你只要专心干好你的事情就行。韩非心目中的理想臣民是关注于自身利益的人，只有针对这样的臣民，赏罚才对他们有效用。 韩非认为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利己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为君主打造出赏罚两种武器，而那些利他多余利己，好文胜于好质的人，则遭到了韩非无情的打击，韩非将他们定义为社会的无用之人。
利己的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增进自己的利益，最害怕的莫过于自身利益受损，凡是能增进自身利益的事情都会满心欢喜的去做，凡是会损害自身利益的事情都会小心翼翼的避开。君主正是利用臣民的贪婪和恐惧的心理实现了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赏和罚像一根风向标，明确表达了君主的意志。商鞅在城门仅仅立了一根木头，整个秦国都知道从此之后朝廷要说话算数；曹操在洛阳北城的衙门口摆了五色大棍，附近的太子党都知道现在胡作非为行不通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赏对个体工商业者进行鼓励与保护，于是整个社会下海经商蔚然成风，经济为之一振。
韩非看得很清楚，臣民之所以围在君主身边做事，并不是崇拜君主的超凡魅力，也不是发扬什么集体主义精神，每个人的头脑总都想着同一个事物———利益。韩非与马克思一样，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臣奉君命的本质是君能给予臣利益，君能制臣的本质是君比臣实力强。上层建筑总是跟着经济基础走，表面现象总是围绕内在逻辑转，一旦经济基础、内在逻辑发生了改变，经济基础与表面现象随之会发生改变，君主切不可因表面的光鲜麻痹了对本质的判断。战国年间，乐毅率领燕国军队大败齐国军队，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泯王率领一小股随从夺路而逃。以前的齐国是东方的霸主，周围的小国见了齐泯王都是客客气气，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也是忍气吞声，养成了齐泯王自大傲慢的心态，可是现在形势变了，齐泯王已经没有了让人畏惧的实力。逃命之际，齐泯王却依然像以前一样拿自己当大国的领袖，结果处处吃闭门羹，后来因得罪楚国大将淖齿被虐待致死。
在大家都只讲利益的情况下，自然就是谁能动我的利益我就跟谁走，赏罚也就不单单是一种利益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凝聚民心的手段，民心本身就是实力的一种体现。所以一个合格的专制君主非常在意民心的归向问题，务必使全部的民心都集中在自己这里，在这种前提下，任何一个得民心的大臣、英雄、才子都是危险的，后来在中国的官场形成了一种习惯，叫做功归于上。其实韩非站在君主的立场也主张臣下这么做，臣下能这样做对己对人都有好处。不过韩非这里的“上”指专制君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上级有所不同。其实，韩非担心的并不是大臣的功劳本身，韩非主张君主无为，君主既然无为，大臣就必须能干，大臣能干就会立功，立功就应该得到奖赏，这里面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啊，有一些事情大臣立功之后，收获的不仅仅会有君主的奖赏，还有君主十分忌讳的民心，尤其是大臣在处理一些民心工程时，比如开仓赈粮，兴利除弊，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政务。君主并不在乎大臣立下的功劳和应得的奖赏，臣下所得的奖赏只能是他们创造价值中的一部分。如果单以经济算账，君主从大臣创造的价值中获得的永远比大臣多。老板本来就是这么当的嘛。不善于榨取员工的剩余价值就当不了老板。
可是一旦涉及到民心的归属，事情就麻烦了，对于民心，君主是一点都不想给。在经济问题上，君主与臣下能够实现共赢，而且臣下那里的单纯财富并不能对君权造成威胁。民心就不一样了，争取民心是个零和游戏，大臣那里的多了，君主这里的就会少，而且民心与财富不一样，对君主能够形成威胁。如何让臣下获得应得的利益而又不至于赢得民心，需要两方面同时努力。作为君主要注意时时刻刻将涉及民心事务的赏罚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如果开仓赈粮，一定要晓谕百姓是君主的旨意，而不是某某大臣的主张；如果打击坏蛋，一定也要是君主的命令，而不是某位检察官的英明。老百姓知道了赏罚的出处，也就知道了归依的对方。作为大臣，一旦干出点深受老百姓欢迎的业绩，就要主动地将功劳归到君主身上，要让老百姓明白自己只是奉旨行事，其实并没有作什么，如果要报答，应该报答君主。说到这里已经属于“术”的范畴了，术与法不一样，法是光明正大的，要让所有人知道。术是隐蔽的，只有君主自己掌握，不能向外人透漏，一旦公开，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所以臣下对君主的术只能去猜，没有人会告诉你，就算猜中了也只能没事偷着乐，说出去就是祸。
这种争夺民心的斗争虽然看不见，但却非常残酷，稍不注意就会遭受惨重的失败。韩非举了一个田常窃齐的例子。春秋时期，齐国的本来是老姜家的，后来有一个姓田的家族族闯山东到齐国去发展。田氏家族人才辈出，经过数代努力已经成为齐国的一流门第。到了田常这一代，齐简公无心政务，田常见有机可趁，便开始向最高权力发起冲击。他的做法一开始在圈里人看来纯属败家行为。青黄不接的时候，田家向农人借粮时用大斗，秋天往回收的时候却用的是小斗。老百姓非常感激田常，许多人大老远的跑来投奔，田常从中选取骨干精英，能力超群之人封官进爵，顺便说一句，这些官爵在齐国范围内有效，原来田常从齐简公那里把用人大权也骗到了自己手中。齐简公对田常公开邀买人心的行为坐视不理。可能是他没有学习过韩非的理论，意识不到民心归臣下对自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想当然地认为田常封官是为了给自己办事，败家又跟自己没有关系。后来田常羽翼丰满，凭借坚实的群众基础，毫不费力的窃取了姜齐的社稷。西汉末年，在位的刘氏家族对王莽的麻痹大意，直接导致江山的易姓。
赏罚牵连着民心，民心决定着大权的走向，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作为君主一定要紧握赏罚大权。原则上讲一定是这样的，实际上天下事务千头万绪，需要进行赏罚之处数不胜数，君主不可能针对每一件事情都做出赏罚的判决。联系到我们前面讲过的“无为”与“任法”，不难找到解决方案。制定赏罚标准任法而行，君主不用日理万机就能将自己的赏罚意志贯彻到底。赏罚的理想的境界是：天下臣民皆知能赏我者只有君主，能罚我者也只有君主，所以我要听从内心深处趋利避害声音的召唤，为君主的事业而奋斗终身。
韩非在强调了君主独掌赏罚大权的重要性之后，紧接着指出了行使赏罚权中的一个误区，这个误区看起来很浅显，但却牵扯到人们习以为常，视之当然的价值观，根治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有必要将它挖深挖透，不惜拔出萝卜带起泥。
故事很简单。春秋年间宋国的司空子罕有不臣之心，便对宋君说：“老百姓都喜欢得红包，受奖赏，这样的好事，您自己来做，好让百姓都感激你。老百姓都不喜欢接受挨批评，受处罚，这样得罪人的事情不如由我来做。这样主公您在百姓中的形象永远是光辉灿烂。”宋君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啊，子罕真是好人，坏处自己承担，好处留给君主，于是就将刑罚大权交给子罕。子罕凭借手中的刑罚大权颁布法令，打击异己，老百姓为了安全纷纷投奔到子罕旗下。子罕羽翼丰满之后，发动政变，劫持了宋君。
这个故事的结论也很简单：君主要紧握刑罚大权，既要善于做好人，也要善于做坏人，既要善于唱红脸，也要善于唱白脸。
但其中的道理却很复杂。不论什么年代，什么国度，设么意识形态之下，社会的普遍舆论总是倾向于善的一面，认为常说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伸出援助之手，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等等。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快乐被视作恶，以增进别人的幸福而获得幸福被视作善。其实这依然是人类趋利避害天性的一种反映，只不过同时表明了人具有理性，人们与人方便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方便。这样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福祉，但却是君主的迷药。丧失权柄的宋君就是在这剂迷药的麻痹下丧失了辨别能力。常人的道德准则本不适用于君主，古今中外许多君主从不同角度感受到了这个意思。看看成功人士怎么说吧。
马基雅维利“君主既要像狐狸一样狡猾，也要像狮子一样威猛。”
凯撒：“我不用你们爱戴我，我只要你们畏惧我”
再看看恶是怎样推动历史前进的吧。彼得大帝为了革除俄国积弊，带领俄国踏进文明世界，对俄国的守旧贵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清洗，无数王公大臣被杀死。商鞅进行变法初期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抵触，商鞅应对的办法是照章办事，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触法则罚，毫不手软。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同样是恶，分为“作为目的的恶”和“作为手段的恶”，作为目的恶是彻头彻尾的满足一己私欲与人为敌，而作为手段的恶是为了实现将来的善眼下所必需运用的手段。君主应该不惮于使用作为手段的恶来达到君尊国强民治的目的，而要坚决防止沉浸在作为目的的恶所带来的享受之中，须知水可载舟亦可，亦可覆舟。
赏罚同为掌握民心的工具，给人的感受不一样，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作用力，只不过一个是引力，一个是压力；一个调动了人性中的贪婪因子，一个调动了人性中的恐惧因子；为奖赏人们心甘情愿去做事，怕处罚人们不得已而为之，但切不可高估了人们心甘情愿去做事的积极性，也不要小看了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创造力。实际上，这两者有时候很难说清，人们早八晚五辛勤工作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害怕没有钱花呢？其实两种原因都有，可能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为了过上好生活占主，经济形势不少的时候害怕没钱花占主。
赏罚是君主手中非常可怕的武器，用到极致，臣下除了一门心思的做事，别无其他选择。且看韩非是怎样将人算计到骨子里的。建议准备当老板的朋友们留心一下这一段，也为以后管理下属做个思想准备。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
首先要注意，是为人臣者陈言，而不是为人君者陈言，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