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释读韩非子-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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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樽白髅挥刑�到，明白的道理，装作什么都不明白。这是君主的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驾驭臣下的方法，因为君主也无法判断大臣的主张是不是试探。有时候大臣也是很狡猾的，我们从《说难》中可知，大臣在提出正式一项主张之前，很可能提出一个相反的、并不成熟主张以做试探。如果君主反对，那正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君主赞同，就放弃自己的主张，做到全身而退。面对大臣“由其出观其入”的试探，君主只需“你有千条妙极，我有一定主意”即可。无论你提什么主张，我一概答应，让你去施行，但是对你的所言所行我一概进行无情的“形名参同”。你说所言所行的好坏优劣我一概心知肚明，最后跟着的是赏罚。在“形名参同”和赏罚之下，大臣一切狡猾的试探都全部失灵，谁都知道千骗万骗、骗不过实践，千包万包，包不住火苗，最后只能用心做事，实心事君。
　　
　　这种大口进、小口出，秋后算账的做法很高明，也很阴险；是对人类贪婪与“记吃不记打”心理的无耻利用。武则天当年就是用这手把戏将李唐王朝的读书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方面敞开大门授官，达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地步，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对具有反抗意识与作奸犯科的官员大开杀戒，几乎达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官位与铡刀之间，士人只得放弃抵抗，入彼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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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主道》太重要了，计划多说一点，说细一点。

韩非还主张“官有一人，勿令通言”　。意思是每个职位只配备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这是韩非对政治结构的一种巧妙设计，很可能还受到了军事学的影响。稳定的君权应该建立在一盘散沙的大臣之上，大臣与大臣之间彼此隔离，只对工作负责，只对君主负责，不应该有工作之外的联系和交往。韩非对大臣的心理有过细致的研究，他知道如果大臣只是为君主做事，是没有必要相互通气的。大臣之间相互进行超脱于工作之外的交往，主要是为了相互帮忙。一个官官相护的官僚群既不是老百姓想看到的，也不是君主想看到的。结成网的大臣比散沙一片的大臣更难对付。君主要打破大臣工作之外的联系，就可以达到军事学上所谓的各个击破的效果。
　　
　　接下来；韩非向君主传授了“防虎秘笈”。虎是指君主身边那些有野心的大臣，在先秦时代，还没有后世的那种将君臣严格隔离开的“礼治”，大臣篡位在意识形态和舆论上所受的压力比较小得多，在韩非子的体系中，没有绝对忠诚的大臣，只有无法让大臣保持忠诚的君主。君主原本对大臣有绝对的优势，大臣不可能与君主正面交锋，大臣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只能从君主那里借力。也就是扯虎皮做大旗，扛着红旗反红旗。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用这种手段危害自己，就需要深深隐藏自己的心迹，让大臣无法猜度，大臣无从凭借，也就无法施展野心。君主的威力正式存在于这不可度量的虚静之中。虚静的君主好像漆黑的夜晚，大臣篡位的火苗将无从隐蔽，一旦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凌厉的诛伐。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心机深不可测是善于掌权的君王、政治领导人的共性。秦始皇的性格是有名的深藏不露，露必伤人，《三国志》中记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旧唐书》说李世民：“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明史》记载朱元璋“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韩非子总结了君主权力被臣下截留的五个方面：1，信息权；2，财政权；3，行政权；4，布道权；5，用人权。此五种情况中其余四条比较容易理解，关于布道权需要多说几句，中国自古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君主不但应该是实际政治中的首脑，也应该是宗教中的教皇，这里的宗教应该大而化之，包括君主一切赖以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比之与后世，在历代王朝，君主应该是儒家精神的形象代言人；在梁山水泊，君主应该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首席代表；在太平天国，君主应该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意识形态的力量千万不可小视，有时候直接决定现实政治，有时候是现实政治的副手。一个英名的君主一定要同时保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袖地位，由于君主在意识形态内的活动主要靠像牧师那样的布道，所以我称之为布道权。韩非的原文是“行义”，只指就道德方面，我将其引申为意识形态，如果韩非看到我这样来解释，想必他也会同意的，他那个时代对布道权只是个模糊的认识，人类历史在经过两千年后，我才能够看得更清晰。韩非提出的这五种君主必须掌握的权力，虽然年代久远，但丝毫没有褪色，现在看来也无须补充。
　　
　　最后韩非谈到的是赏罚之道，行使赏罚权是主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君主通过：知“道”——无为——虚静——用人派事——形名参同———赏罚，形成一个闭环，意味着功德圆满，修成正果。在这条链中，越靠前越具有哲学意味，越靠后越贴近实践。赏罚的前提是形名参同。君主依据大臣提出的方案授予其相应的责权，并根据责权考量功效。方案与责权；责权与功效两两相符才能获得奖赏，任一环节不相符都要受到惩罚，可见韩非对臣下要求很严格，不但要结果正确，还要过程正确。赏罚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赏如春风化雨，罚如电闪雷鸣。行使赏罚的要领是：对事不对人，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偏心眼，论理论法该赏的，即便是最讨厌、最卑微的人也不能疏漏；该罚的，即便是最讨厌，最高贵的人也不能回避。在那个年代，与孔子提出的“刑不上上大夫”想比，韩非明显进步了许多。
　　
　　《主道》这一篇为君主之道树立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出发，一环套一环最后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随后的几篇是对主道的补充和深入阐释。

2、“有度”与“守道”———以法治国，一用就灵。
　　在韩非的理论体系中。法是治国之本，术是御臣之鞭，而势是法术的载体。法与术相互渗透、又相辅相成，同样是为君主做加法，但又有所不同，法主要侧重于总量的增加，而术主要侧重于比重的增加。法是前提，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有度》和《守道》两篇从不同角度讲君主为什么要任法治国以及如何任法治国，因此放在一起。
　　
　　《有度》就是要有法度，一开篇韩非用二十一字就道破法度与国势之间的关系。“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世上没有永远强大的国家，也没有永远衰弱的国家。一国之内奉行法律的人强，国家就强；奉行法律的人弱，国家就弱。话说到这就没法往下说了，为什么呢？因为理已经被说尽了。就像《古文观止》一样，好的古文看到这里就不用再往下看了。既然道理到此终结，我们只能折回去韩非为什么这么说。
　　
　　任何一套政治学说体系，都对一番对历史规律的自我解释。儒家对王朝兴衰交替的看法是：天下非小弱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非同样承认国势强弱变化无常，对于内在规律则认为是奉法者的强弱决定了国势的强弱，放在古代，这种说法不说是另类也是冷门，但依现在的眼光来看，则别有一番新意在里头。韩非举出了楚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的例子，楚庄王、齐桓公是春秋霸主，燕襄王、魏安釐王是战国诸侯国君，也是一时之雄。这四位爷的共同特点是，在位之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开创了一番事业，但如昙花一现一般，即开即灭，没有传承下去。原因都是在统治晚期私行当道，坏了公法。公法一坏，纷乱四起，新任君主为了应对危机，只得求诸于私行以为权宜之计，结果私行更加深重，陷入恶性循环。
　　
　　韩非的论断在后世得到了反复的验证，一个朝代的建立初期都会下很大功夫去完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也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到了后期，一些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的个人开始出现，规章制度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关系，私人利益，继而造成社会矛盾，引发外敌入侵或农民起义等灾难性后果，到最后即便有君主想扭转乾坤，也早已被环境同化，不是从整顿纲纪开始，而是采用了与私行同样的做法，不外乎拉拢、靠个人关系、搞派系斗争等等，无异于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只能获得短期疗效。
　　　
　　私是法的天敌，有私行的地方就没有公法，公法能带来的好处，私行必然破坏。公法之所以为公法就要求公正、严明、客观，只对事不对人；君主实行公法就应该大大方方，堂堂正正，说说什么是什么，明明白白我的心。韩非子特别反对君主在法度上搞伪诈，在量功度罪的时候偏心眼。如果韩非知道后世有本《三国演义》的书，书中有个曹操的人，一定会对他的某些做法嗤之以鼻。《三国演义》中记载：有一个晚上，曹操的反对派在许昌放了一把获，造成了骚乱，曹操怀疑某些大臣参与了纵火。第二天曹操召集群臣，当众宣示，昨天参与救火的站到一面旗下，在家老实呆着的站到另外一面旗下。群臣站好之后，结果参与救火的那群大臣拉出去统统被杀。也许不少读者会在心里暗暗赞叹曹操的高明，其实在韩非看来曹操的做法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没有好处。曹操这样做的依据是干过坏事的人才会掩饰，考究起来这样的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人很可能就是简单地认为说救火总比说在家躲着强，要不显着没有责任心，于是就稀里糊涂冒充了一回，这部分人虽然不诚实，但总不至于挨刀。以曹操在历史上的英明，我极疑心这一段是罗贯中杜撰的。在英明的君主看来，这样的做法是一种近视的小聪明，一时耍耍还行，长期使用将不利于官僚队伍建设，也会给君主的形象能带来负面影响。李世民对这个问题有很有见地。有一次他表示，对待大臣不可以刻意使用诈术。
　　
　　法度是君主的保护神，是国家利益的保护神，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所在。法作为一种照顾到君主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正道，总是不如只满足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私行来得方便和报酬丰厚，所以只要私行能够行得通，人人都会放弃公法。虽然私行横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成为受害者，但还是会为了私行奋不顾身，因为大环境已经形成，人们别无选择。
　　
　　公法的败坏，私行的猖獗造成的结果是守法的贫穷又命断，造恶的富贵又寿言，富贵向标杆一样极具传染性，其余的人看见造恶能带来富贵，于是造恶成风。统治到了这种地步，不是被外界的对手击垮，就是被内部的对手翻盘，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六月就下起大雪。嗯，打住，这里是讲解《韩非子》，不是写《窦娥冤》的读后感。法度是君主利益之所在，国家利益的保护神，让奉法者强大起来，是君主、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仍然能看见韩非对人性趋利避害的利用，既然人趋利避害，那么就让奉法者获利，让背法者遭受惩罚。在一个国家里，如果高官富豪都是恶迹斑斑的人，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有问题。前些年经常听人感叹，社会风气不好啊，不贪污受贿，不投机倒把，根本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即便现在，一个善于通过走动关系获得法外利益的人也颇能获得他人由衷的敬佩。在老美那边最受人的尊敬的品质是勇敢和诚实，在我们这里勇敢的面对不如利用潜规则四两拨千斤，诚实更是窝囊、缺心眼的代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是反对权术的。
趋利避害的天性为人类与动物所共有，但在行为方式上只有人才具备完整的理性，这是韩非学说人的模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理性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依据，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成立的，理性主义曾经长期统治哲学界，现在人类的许多活动领域也依然建立在理性之上。正因为人是理性人，所以才能与同样具有理性精神的法实现无缝连接，法才能作为人行为的指导。理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动之前先对结果进行预期，孔子曰“三思而后行”，阿Q谨尊圣人教诲打架之前要先估量了对手。因为人能预见，所以韩非子不惜用牛刀杀鸡，“以其所重禁其所轻，其所难止其所易”，目的在于预防。人们不做违法之事也是基于算计，违法办事成功的几率低、风险高，因此只得遵纪守法。　如果偷盗的收益不如种地，就没有人从事偷盗，如果抢劫的收益不如打仗，参军就是受欢迎的。
　　
　　法应该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守道》中有言“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人们依法进取，就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国家、君主也能从中受益，这就形成了一个双赢格局。对照前文的“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可以看出，韩非在法制结构上的设计有其合理性，趋利避害的天性和强国尊君的要求通过法度实现了有机的整合，这也是韩非的学说为什么没有沦落为乌托邦的空想，能在日后大行其道的原因。
　　
　　法虽然是君主的命根子，可法这个东西看起来却一点都不讨人喜欢。法是客观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样，不会主动去讨君主喜欢，相反它很矜持，只有君主对它好了，它才会主动加倍回馈君主。法是冰冷的，它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不会通过声、香、色来给自己做广告，相反君主只有付出智慧、心血和时间之后才能感受到它对自己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强有力的支持。在君主身边，法有许多强劲的竞争对手，它们虽然实行起来有害，但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妩媚动人。
　　
　　头号对手是派系，派系的产生源于人们自我保护的心理，谁都知道团结起来力量大，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大臣有意无意地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圈子。由于他们人多势众，对君主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体现在他们的意见从四面八方对君主进行围攻，相互之间无孔不入的帮衬抬举，君主的意志也是由概念、逻辑、推理、欲望、意识等构成，想不被影响实在是难。派系对于君主的诱惑在于：如果君主采纳了他们提出的建议就能获得一个圈子里所有人的支持和拥护。派系的利益出发点不会是法度，只能是他们这个小圈子的利益，所以对君主的支持和拥护只是表面上的，受益的不是君主，而是派系小圈子。派系的存在还能对君主的权力形成分流，别的大臣见依附派系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纷纷前来投奔，结果君主的人越来越少，派系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韩非说：“亡国之廷无人焉”，并解释说朝廷无人不是朝廷里面没有人，而是没有君主自己的人。法度遭到派系的破坏，其结果是奉法忠君之人因不依附派系遭受打击，而背法行私之人依附派系坐收名利。法度与派系不共存，有法度则无派系，有派系则无法度。在前篇《主道》中已经说过，君主的安全基于一盘散沙的大臣，所以君主不可因表面上的拥护而放松对派系的警惕，对于派系要见一个灭一个。
　　
　　法度的二号对手叫毁誉。毁誉就是舆论社会风气对一个人的褒扬或贬斥。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