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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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不干人事作曲曲折折的辩饰。不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
知，而且正是在做掏臭茅坑的劳作，反而连累了他那想攀附为祖师爷的作贼
佳人，等于又拉他出来亮一次相，重新来丢人现眼一番，其结果是不知谁陪
谁的绑，很近于库普林小说中的盗尸人的故事了。
看来，周作人的不辩解主义倒真是聪明之举，当然他还不很彻底。想学
祖师爷的低能徒儿连这点心传的皮毛都没有学到，还自诩为祖师爷的千古知
己，真不知令人从何说起。
1996 年3 月
怀黄嘉音
说心里话，我对“西风派”连同《西风》杂志向来不怎么恭维，现在也
是。但经过不多的接触，对《西风》主持人黄嘉德、黄嘉音兄弟，印象倒不
坏。“文革”结束后，得悉黄嘉音的惨死，不禁唏嘘。
其实我和黄嘉音的接触十分短暂。1958 年9 月，我被发往“宁夏军前效
力”。“宁夏军前效力”一语，是套用前清的刑法术语，我那时被发送的名
称远为光荣，叫做“支援边疆”。据说，那时上海的第一把手柯庆施要把“社
会渣滓”通通驱出上海，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我自然在劫难逃，我和妻子
吴仲华带着两个女儿都发遣就道。上海出版系统和新闻系统大约有百来人在
选。黄嘉音也是右派，他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当时我和他尚无一面之雅。
在临出发前的某天，他忽然打电话给我，自报姓名，约我在一家咖啡馆
见见面。素昧平生，我想不出有什么事要谈。心想大概是我夏天刚去过青岛，
他哥哥黄嘉德在山东大学外语系任教，一定是黄嘉德有什么事要他转告。黄
嘉德是我于1951 年在苏州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时的同学，院系调整前他
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长，院系调整后分配到山东大学。我去青岛系应革
大政治研究院的另一同学张维华教授之约，张维华原是齐鲁大学的文学院
长，也分配在山大。这样，我在青岛作客时，黄嘉德也刚会晤过。除这点关
系外，我想不出黄嘉音何以要会见我这个陌生人。
他在咖啡馆门口等我。这以前并未见过面。他兄弟俩长相不大一样，黄
嘉德较矮而略肥，他则瘦高，如果不是他认我，我是认不准他的。我么，非
但臭名昭著，而且在出版系统的反右批判大会上多次亮过相，无人不识。所
以也只有他先到那里等我的一法。
当时人们心里的政治弦都绷得很紧，虽然未必有人窥伺，但两个右派分
子在一起，自己心里也嘀嘀咕咕，有不安全感。因此，我立即问他有什么事，
是否黄嘉德有什么事要他转告？想三言两语谈完就走。他说不，有事要请教。
黄嘉音是一个斯斯文文，说话都轻声细气的人，大概也是慢性子，讲话有呐
呐不出口之状。说是，他也被“批准”要同路到宁夏去了，也是全家去落户。
所踌躇的是，上海那么多书，那么多东西，该怎么办？是带去还是处理掉？
他问我是如何处置的，想看我的样。
这事我怎么能给他出主意？我只能说，那还是你自己决定；至于我，除
了带不动的送人外，书什么的是连箱带橱都打包带走的。我解放前夕才定居
上海，而他在上海已生活了几十年。我说：“你怎么能同我比？你自己考虑
吧。”于是，在他犹疑不决的满面愁容之中分手。
当时的遣送由上海出版局的人带队，各户的行李也由机关统一运送装
车，包了一列火车经兰州再转包兰路往银川。由上海用卡车运到火车站，搬
运的人由公家派，那还没问题；一到兰州要转车，搬上搬下，好几个折腾，
就得同行者大家帮忙，至少要彼此照拂。黄嘉音带去的东西竟有一卡车半之
多，你想这些人怎么会不怨天恨地！沿途听人对他烦啧啧，我真为他不好受。
沿途和在银川候分配前，共有十天左右的接触，对他略略有点了解了。
黄嘉音是个十分老实、屈己顺人而又相当轻信的好人。谈些什么忘了，有一
点印象鲜明：他完全相信那套知识分子改造的说教，诚心诚意地想革面洗心，
重新做人；相信自己的真心诚意必能感动上帝，会有出路、有前途的。沿途
所表白的就是这些。我敢肯定，他绝非和尚念经似地唱改造八股，真的出自
内心，是否做戏我是分辨得出的。
在银川的招待所里呆了六七天以后，黄嘉音比我早一两天分配。他和另
外几个人分到山区的固原县。宁夏的河套地区比较富庶，号称“塞上江南”，
称“灌区”。山区则穷困艰苦得多，有的地方连淡水都吃不上，经济文化的
闭塞落后可想而知。握别时，他还动情地说：组织上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锻炼，这是对他的考验，是厚爱，云云。我赔着笑而心里十分凄凉。
我被派到中卫县，濒临黄河，地区在宁夏说是一等的。我乍从大都市到
那种地方还觉得不能适应，我常常想黄嘉音这个福建人，抗战前就在上海住
了几十年没挪过窝，在那种地方不知怎么个熬法。和我同样是贱民身份，我
在那里是拉车，苦力的干活，同伙都是劳动者，歧视是不大有的；而他，听
说是派在小学里教书，孬好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做伴，味道肯定难受得多。1960
年当地发动“双反”运动，这运动是党内批判彭德怀的外延，凡有“分子”
衔头的人都被拘捕到劳改农场改造，我自然也在劫中。我在炼狱中时，心里
肯定黄嘉音也难幸免，但边地消息闭塞，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直到1964 年我调回上海以后，才从宁夏来人得知了他倒霉的命运，他的
灾难出在他带去的一架钢琴上。当然，没有钢琴灾祸也迟早会爆发。
私人家庭置备钢琴，如今在上海并不稀奇。这些年望子成龙的父母都给
“小皇帝”买琴练琴，据前些日子的一个参考性估计，全上海约有8 万户人
家备有钢琴，不少是职工家庭。但在解放前，中小城市除了外侨家庭外，钢
琴却是稀罕物事。我的家乡杭州，抗战前人口约四五十万，我的亲戚朋友和
熟人之中，就没有听说家里备有钢琴的；抗战期中我在成都，人口也是四五
十万，也没有听说哪家私人备有钢琴，有之，则在华西坝大学区的外籍教师
家里。你想想，宁夏固原这样的偏僻之区，一个人家有一架钢琴该是什么样
的轰动事件！
黄嘉音在去宁夏前，对于是否要把钢琴带去是有所踌躇的。他曾向领导
谈过这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既然去安家落户，就该带去，这也是将沿海的
文化输送到边疆的好事，云云。他信从了，而且当然也考虑到，在那种缺乏
文化的荒漠里，带着钢琴去，空下来弹奏一番，也可聊慰寂寞，于是带了去。
他在那里教书，孩子们自然要到做老师的他家里去玩。家里满是当地八
辈子都没见过的新奇玩艺，孩子们能不惊喜若狂么？其中一个孩子就玩丁咚
丁咚的钢琴，乱敲乱打。黄嘉音不能不心疼，因为弄坏了当地没法修。他大
概进行了干涉，哪知这孩子是当地一个头头的儿子，平日娇纵惯了的，什么
人都让他三分，岂能受得了冒犯？哭着回去向当官儿的父亲告状，说老师欺
侮他了。这一下，黄嘉音还能有好果子吃么？
天高皇帝远，在那种地方，要收拾一个外来人，而且是黄嘉音那样的文
化贱民，那真是太容易了。据说，他不久就被驱逐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山坳里
去，名称当然叫“下放锻炼”。钢琴，包括人们所喜欢的东西，当然换了新
主人，沿海的文化彻底输送给了边疆——当然不是边疆的老百姓。
但黄嘉音最后的命运当时还是不知道。。
经过了“文革”浩劫，我从农村流放地重回上海后，才听说黄嘉音早已
在“文革”中死去。有说是自杀的，有说是被“革命群众”打死的。总之，
死了。
1980 年我到济南，在山东大学见了黄嘉德，问他弟弟致死的确况，黄嘉
德也不清楚，也说或谓自杀，或谓被打死。无论如何都不是善终，彼此都只
能黯然。
黄嘉音瘦削而颀长的身影至今我还保有印象，他那温文尔雅的内向的神
态也依稀在目。只是难以想象，在一群造反愚氓的胁逼凌辱之下，他会是一
种什么样的情状？这样一个绝不会去犯人的知识分子，真心诚意想“改造”
的人，竟落到如此的下场！
1996 年3 月
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
有人说，当前贪污腐化之风的第一风是吃喝风，也就是慷公家之慨，塞
自己之腹的大吃大喝。虽然钞票并不落入私囊，酒足饭饱之后，拍拍肚皮就
走，与贪赃纳贿相比，不露形迹，但其蛀空国库的危害程度，丝毫不比把钱
装进腰包轻。报上曾披露一个统计数字，说全国某年以公款吃喝的花费达
1000 亿元。据此，国家曾发了不准用公款吃喝的红头文件36 个，可是禁令
管它禁令，吃喝我自为之，于是，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36 个红头文件
管不住一张嘴”。
红头文件是颇有法律力度的，也竟对此风无可奈何。令行而禁不止，或
有各种对策可以推诿躲避，这才是最危险的信号。以此类推，既然这份禁令
可以不遵守，别的禁令同样可以搪塞规避。明令不准打白条，白条依然满天
飞；明令禁止乱摊派，关卡需索依然如故；明令不许假借名义公款旅游，公
费旅游照旧从国内名胜蔓延至世界各大都市。凡此种种，都是传媒多次揭露
过的。社会这点有限的积累怎么能经得起如此糟塌！至于政治纪律、社会风
气之类的政治账，就更没法计算了。
由此看来，当前最大最致命的不正之风，不是吃喝风、摊派风、白条风
或公费旅游风，甚至也不是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权钱交易之类，而是煞不
住不正之风的法令废弛风。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下面只当你是假的。36 个红
头文件既管不住一张嘴，那么就同样也管不住要旅游的腿，要捞钱的手，更
管不住要动坏点子的脑袋。千亿万亿的民脂民膏也只得任其流失，什么都只
能肩胛一耸两手一摊了事。
报上也常见办了许多贪污案，清出了多少贪污款，惩治贪污腐化不能说
没有成绩。但如果对玩忽法令的现象不大力制裁，要想根本治住贪污腐化风
是不可能的。其实，贪污腐化不是哪个国家的特殊现象，全世界所有的官僚
机构都不能避免。肃贪廉政工作做得较有成绩的是新加坡。其诀窍就在于执
法严格，规定了的就要动真格，该办的就办，不讲人情，不搞下不为例。一
次犯案，就终身剥夺了担任公职的权利，绝不宽贷。只有这样，庶几能刑清
政肃，达于郅治。
因此，红头文件要么不发，经过慎重考虑发下去的就要兑现，否则就等
于打白条。有如法院发票，第一张是传票，第二张就是拘票，言出法随，敬
酒不吃就请吃罚酒。严刑竣法，辅之以群众监督，红头文件的权威才能牢固
地建立，不是放空炮。
或曰：你这是书生之见，只能说说而已，事实上是做不通的。对曰：不
是做不通，而是想不想做，有没有决心做，有没有魄力做。否则，只管发红
头文件，说过了就算完事，其效果岂不等于是公文游戏，徒然在办公桌子堆
得更厚一点，增加文山的高度而已！究其实，费去这些文件，也只增加点消
耗，仍然是国库吃亏。故曰：红头文件只须一个，凡一件事要下几个红头文
件，就说明开头的已经失效，再多也不管用了。
1996 年8 月
男人扮女人
鲁迅《野草》里有一篇《立论》，说讲老实话的必挨打。这因为，老实
话常常令人扫兴，煞风景；于是逆耳，于是拗众，远不如到处撒糖精之有趣。
鲁迅本人也因偶尔说些按理无可非议的老实话遭到讥贬。如他反感于“男人
扮女人”，说过几句不敬之词，实在不知错在哪里？本来这玩艺是旧时代封
建礼法和习俗的桎梏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扭曲人性的陋习。试想想泰国的“人
妖”，是何滋味？但因这种扭曲人性的玩艺已相沿成习，见怪不怪，如吸毒
之成瘾，鲁迅的意见于是惹人不满。碍于鲁迅的威望，不好直斥，也仍嗫嗫
嚅嚅地说这是鲁迅的“偏激”。偏激当然不足为训，正正规规的老实话便被
轻轻否定。
倒过来看，女人扮男人呢，好像不那么刺眼，不大引起思想障碍，更易
于为人接受，丝毫没有别扭感。其实，颠倒性别，扭曲自然，与男人扮女人
并无二致。女扮男易于接受的道理很好解释，因为长远以来是男性中心社会，
视女人为玩物，遗泽深厚；虽然提倡女权，男女平等呼喊了多少年，此习顽
固未变。只要看一看选美运动，就只有选美女而无选美男的，只以女性为评
头品足之资这一点，即可知矣。
在女性这一边，也由于男权社会之故，愿化女儿身为男子。女子乔扮为
男性者，载籍多有，小说弹词等俗文学中更不鲜见。男儿扮为女身者则只有
极少数的风流小生想混入脂粉队中去沾点一亲芳泽的便宜或出于不得已之
类，绝无向往于作女性之例。女性求作男性而不得，在名义上过过瘾的事却
有，起原盖亦甚早。唐人崔令钦《教坊记》就有一条记载：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
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新妇；弟见呼为嫂也。。
这种女人慕男性而自称为兄弟，并以男性之俗，称所匹配的对方男子为
嫂为娣者，即名义上过过男人瘾之例，为男性所绝无。从不闻有男性自结为
姐妹，称其匹配的女性为姊丈妹夫者。即此可见女性幻化成男子是高攀，而
男子则决不甘屈身为妇女。诸葛亮以巾帼等女饰送司马懿，是为了达到屈辱
而激怒之的目的。女子被称为“巾帼丈夫”则是无上荣誉，求之不得，毫无
见不得人的委屈感。而男子，即使被讥为“娘娘腔”或“妇人家一般见识”，
在感情也不能接受，要光火的。
再说，缩小到舞台上，男人扮女人也是后起，不早于明清之际，至少不
见于记载。现在所能考知的，在钱谦益、吴伟业等诗集中，有赠演《西厢记》
中红娘一角的苏州人王紫稼（亦作子阶、子嘉），是男人扮女人的；冒辟疆
家的歌僮徐紫云（字九青，号曼殊）是演旦角的，极得词人陈维崧眷爱，《湖
海楼集》中有《满江红·邯郸道上示曼殊》一首。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有
大量的男性旦角，有如《品花宝鉴》所描写的大量“弁而钗”的群芳。而女
人扮男人，则早在金元之世，也即中国戏曲史的最初时期就已出现，如《青
楼集》中所记的著名女演员珠帘秀，不但演旦角，也擅软末泥。“末泥”也
就是后来的“正末”，即剧中的主要男性人物。其徒弟燕山秀也“旦末双全”。
可知在中国，女人扮男人是与戏剧而俱来的，故人们习以为常，毫无接受上
的思想障碍。虽然以情理说，这种阴阳倒错，也非人性之常，不足为法，也
是旧时礼法所限才有的现象。
男人扮女人，说白和唱腔必须憋尖嗓子，运用上颚和头共鸣。若在日常
生活中有人如此拿腔作怪声，人必掩耳。即以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感受说，
有道是“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渐近自然”，则憋出来的尖音，就是违
自然而远自然的。由于两性的发音器官构造的差异，男人发女声也夹杂着男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