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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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到解放以后，所写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即在
靠卖鲁迅吃饭时，仍在损害鲁迅，恶毒地将现实主义的鲁迅拉下来变成自然
主义的鲁迅。所有这些，聪明的论客们在宣扬周作人如何这好那好的“客观”
研究文字中，何尝点明过一个字？善于抉发“文心”的评论家们对周作人“文
心”的核心部分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舔嘴抹舌地叹赏他的智慧和境界，以
此为“真赏”，真不知其玄机所在。

至于鲁迅的文心，那真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一生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
而战斗。为此，他必然要不妥协地站在残民媚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及其帮凶
帮闲们的对立面。如上所言，当时代表人民力量的主流并非是一尘不染，无
可訾议的。在文艺方面，既有苏联“拉普”的坏影响，又有当时斯大林在政
治上主张的“中间势力最危险”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危害，这种危害侵入
文艺领域，由瞿秋白、冯雪峰等党的代表播送和影响鲁迅。在当时的理论水
平下，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中，即使两害相权取其轻，鲁迅也只能选择代表人
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维护其权威。直到“两个口号”之争，宗派主义
的猖獗实在使鲁迅不能容忍时，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和
错误倾向不妥协的态度，坚持其独立思考的勇迈精神。这是鲁迅的深沉的痛
苦，也显示了他的发光的良心。而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如对“第三种人”
的争论，都是为维护“左联”的权威，即某种意义上的“遵命文学”。今天
看来似乎不无可议之处，或可视为带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偏颇。但这主要是由
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为代表的当时成问题的路线影响所导致的。解放后冯雪
峰曾著《党给鲁迅以力量》一书，如以当时的某些斗争来说，以瞿、冯为代
表的影响实在是损害了鲁迅的。当然，责任也不在瞿、冯，这是那时“国际”
和上面的路线。在当时复杂的很不明朗的斗争环境中，鲁迅也如他所说的看
人要看其大节一样，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势力一方，配合其战斗，
别无选择。何况，“第三种人”确也对进步文艺阵营进行干扰，对“左联”
冷嘲热讽，态度并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员的社会性行动和文学倾向也确有毛
病，这些都在鲁迅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再说，鲁迅就他们的文学倾向进行批
评，在正常的文学批评中也是应该的，只是人们习惯于将当时的文学论争都
当作政治斗争来看，问题的性质就沉重起来了。纵然如此，认真读一下鲁迅
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可以发现和他对待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诛伐有所
区别，并不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鲁迅是掌握分寸的。至于文笔的辛辣，
乃是其一贯的风格使然，鲁迅批评同一阵营的战友亦复如此。对老朋友，如
数度分合、最后也并未彻底决裂的林语堂，鲁迅的批评也是很不松和的，收
于《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草二、三》，反复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
人的辛辣尖刻可以为证，但究竟只是看问题的见解之争，和对敌人的诛伐究
竟不同。

鲁迅热烈地爱，也热烈地恨，对于有害的事物，对国民性的痼疾，鞭挞
固然不留情面；对于某些不良倾向，并非构成大患的，他也常义愤溢于言表，
或因爱深而责重，如严父师之责子弟，其实出于对人生的爱心，但很多人以
为未免太“偏激”。凡对陈腐的中国社会的死样活气的习俗有痛切感受的人，
却会觉得他“偏激”得可爱，觉得中国文化多么需要鲁迅式的反中庸、反乡
愿的“偏激”呀！鲁迅是人，当然也有缺点，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
但“偏激”绝非缺点，正是他的生命的华彩部分。

鲁迅的“偏激”是对事不对人的。要伤着人，那是因事而伤人。比如，


最近还有人因他批评梅兰芳一事而啧有烦言，呶呶不休。鲁迅与梅兰芳何怨
何尤？他是评现象而及人。鲁迅讽刺“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难道错了么？这
种扭曲人性的丑陋的传统宝贝有什么值得肯定？去年6　月17　日的《光明日
报》，刊有沈阳市取缔男扮女装的模特表演的消息，试问这类恶劣的表演也
取缔错了么？我们是否还应该称颂男子留辫女子缠足呢？那些玩艺以前不也
是被当时人啧啧称美的么？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学问题，当然
也是“国民性”的问题，岂止是批判一个具体的对象而已！

当然，习惯于欣赏“男人扮女人的艺术”的人们是不喜欢这些逆耳之言
的，他们习惯于这种“永恒的艺术”之美妙，不自觉自己的精神之被扭曲。
天真地喊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讨人嫌的，鲁迅不正是以人性之本然揭示
了这种“艺术”之扭曲人性么？而且，鲁迅还不知趣地揭了底，揭出这种艺
术“男人眼里扮女人，女人眼里男人扮”的欣赏者的心里的隐秘呢！当然是
无可饶恕的“偏激”、“不识相”和“可恶”了。

鲁迅从来就为卫道的君子们所敌视，为屠伯们所痛恨，为“死的说教者”
所嫉忿，为形形色色的帮凶帮闲们所疾首，为“蒙大旗作虎皮”的帮朋派友
们所忌惮，也为讲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们所不满。而且正如
鲁迅所自陈，他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
与时宜不合。”（《伪自由书·前记》）分明是抨击某一现象，因为所取的
是标本，便被疑为专对私人，各就自己的疮疤与图像对号入座。不少读者也
往往只注意鲁迅“骂”了某人，而不察鲁迅指摘时弊的秉持公心。由于时间
的距离，情况的隔阂，新一代的读者更难以就彼时彼地彼事的具体情况判明
是非，连就事论事也难以办到；何况还有许多对鲁迅的重重曲解，在给读者
以误导呢！

诚然，有《鲁迅全集》在，不存偏见的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认识鲁迅；
从事鲁迅和现代文学、现代中国研究的人，也有巨帙的《鲁迅研究学术资料
汇编》，搜集着与鲁迅论战过的几乎全部文字，可供参比，藉这些文献判明
鲁迅和论战对手们的曲直所在。可是，这毕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细读和泛览
的。房向东先生积数年之力，勾稽了鲁迅和曾与之有过干涉的人物的材料，
并广采研究者的有关评论，写成《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对当年的
一场场公案作了集中的描述，分人成篇，颇似传统的“学案”体的格式，扼
述这些与鲁迅有过干涉的人物的简况和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史，对未曾与鲁迅
直接交往过的人也扼叙了对象的基本性状，提供了鲁迅之所以要“骂”的背
景材料。对几起重要的论战，则扼要引录了双方论旨的原文。对论争双方的
是非或作出自己的评价，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见解。即使直叙事象，作者本人
的倾向也鲜明地流露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对于理解鲁迅，理解现代文学和文
化史乃至理解现代中国，我想该书都是很有用的。

不管作者在书中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否得当，乃至我自己也未必完全
同意他的有些见解，但这些意见都是作者独立作出，没有怀着别的不光彩的
目的去解读鲁迅，这一诚实的态度就值得肯定。作者盛情约我作序，故就平
时对鲁迅的一点想法写出如上。鲁迅至今还活着，并将随着历史永远活下去，
研究鲁迅的工作也将永远做下去。凡是认真而又诚实的研究者，必将获得读
者的感佩，我相信该书及作者也是。

1996　年10　月


鲁迅的不可及

鲁迅逝世已整整六十周年，他的伟大的一生早已盖棺论定，下葬时覆盖
在遗体上的“民族魂”三个大字，最精当地表明了人民对伟人的崇高评价。
在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能承当这三个字的庄严谥法的。

这里想举一个看似并不重要的事实来证明鲁迅的不可及，其实却是考验
一个人的人格的。那就是，在鲁迅，从他从事创作生涯起，历年所有的著作，
没有一篇是不能公之于世、让天下人覆按的。这事看来很平常，但求之于并
世名家，乃至其声名威望几乎和鲁迅相埒的人，敢将自己的全部文章收编在
集子里的恐怕很少。特别是与鲁迅有过瓜葛的人，如化名杜荃、绍伯之类的
人，有胆量将那些不成样子的大作收入他们的全集么？这不是一般文人“愧
少作”的问题，“愧少作”，不过如鲁迅所说，只是“忸怩于当年的幼稚，
如婴儿时的照相那样，重新翻出来看时自觉可笑”罢了。而有些先生的文章，
如果此人还有点滴良知的话，重读时是要羞惭无地，悔恨莫及的。为了爱惜
自己的羽毛也要百般隐瞒藏匿，惟恐别人知道。

顺便说说，在50　年代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许多人做应声虫，对别人慷
慨声讨，热烈诛伐，说了不少胡说八道的话，到晚年要编文集时，也只有隐
没摒落的一法。

但鲁迅，哪怕片纸只字，无不可公之于众。日记、书简，一无需隐蔽；
更不用说曾经刊载过的文章了。因为他诚实，表里一致，心口一致，没有丝
毫两重人格和“做戏的虚无党”的恶德。你能说这是简单轻易的事么？

鲁迅常被人认为喜欢“骂人”，常被人责为“尖酸刻薄”，“绍兴师爷
刀笔作风”（近年来则委婉其辞称之为“偏激”了），这纯然是无知妄谈。
只要认真读鲁迅的文字，同时也翻一下和鲁迅同时代的各派各路人等对鲁迅
的攻讦文字，便会觉得鲁迅较之于他的论敌们是何等宽容厚道。一般说，鲁
迅打的都是反击战。除了指摘时弊，鞭挞黑暗外，凡针对某个人的文字，鲁
迅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且其用意一秉公心，不很涉及私忿。他的笔
锋诚然犀利，具有穿透力，使论敌无所遁形，但都是据理发挥，诚如他自己
所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看看别人攻讦他的那些文字，人身攻
讦者有之，无理取闹者有之，造谣诬蔑者有之，破口大骂者有之，有些文章
读起来真令人恶心。鲁迅从不与论敌一般见识，他的反击是致命的，然而却
是高格调的。人们倘愿意验证，可以翻一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同时代人对鲁迅的攻难文章。当
然，此书的有些介析性的文字观点十分“正统”，即带有50　年代文坛掌权人
士的冬烘偏见，要善于鉴别，但6　大本丰富的资料却很有用。

因此，那些攻讦鲁迅的文字的作者，在编自己的文集时，是不敢将某些
文章编入的；而鲁迅，不但自己的文字全部无需藏匿，他还希望编一部《围
剿集》，将论敌的脚法手气，连同他们的嘴脸心术，一一呈示世人，使读者
自己辨认。那自信的气魄，也无人能及。

1996　年10　月19　日


镝贯四章
——纪念鲁迅（1881—1981）诞辰百周年

镝贯灵台血永新，凝成药石愈斯民。
伊怀义愤连肝胆，乃吐文章慑鬼神。
三立皇皇真不朽，千秋荡荡莫能名。
神州破浪扬帆日，亿兆心香荐巨人。

荷戟文场百战身，但凭热血见精神。
揭穿做戏虚无党，扫荡维新白相人。
独运铁肩担险闸，唯求孺子有前程。
春风化雨润华夏，青史无愧民族魂。

怒面刀丛寻色相，收来笔下起风云。
奇文专为邓当世，讽世偏称隋洛文。
千古悲凉怜叔夜，终生事业迈灵均。
身同黎庶共休戚，合对君王表二心。

圣代崇文事不疑，苍生百炼亦难欺。
流年不惧交华盖，老谱堪援辨魍魑。
薄俗争谀财主赵，横眉独疾大王旗。
沉渣要泛由他泛，须信河清会有期。

1981　年9　月20　日


杂说之什

中国宗法制论略

世界各民族在封建制时期虽有大体相同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但由于
历史文明渊源，又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不同的特征导致其社会发展的不同走
向，并将其影响遗留至后世。西欧是封建农奴制，印度是封建种姓制，中国
是封建宗法制。相应的后果是，封建农奴制发展为殖民地奴役和国际性的奴
隶买卖，城邦领主的爵位使市民革命以后的民主社会仍遗留着贵族爵位和封
号；封建种姓制使现代印度仍然遗留着贵贱等级攸别的居民隔阂，并和宗教
的、民族的矛盾交叉而成为社会的离心力；封建宗法制则使宗法伦理和家族
姻亲的血统纽带触处成为民主政治和法治的顽固阻力。大革命或被称为天翻
地覆的变动也难以斩断千丝万缕的遗传链条，这是值得深思并动用各种物质
的和精神的力量，持久不懈地予以克服的。

中国宗法制余风遗习表现得最露骨的是，直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龙
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之类的血统论沉渣浮起并鼓噪一时。至
于封建帝制推翻以后连绵不绝的军阀割据，什么嫡系、旁系、杂牌的派系斗
争，亲属继承、裙带关系等等从上层统治到基层社区的权力组合和人际关系，
无不从宗法制这一总根发脉；渗透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的门生
故旧、乡里情谊、师徒传承等网络也莫不是宗法伦理的延展。有些现象其他
国家也有，但不及中国的普遍和宗法气息之浓重。宗法制以其本色和变形影
影绰绰地笼罩着社会，以至不了解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就无法把握中国的历
史与现实，不足与言中国。

中外学者对中国的封建宗法制有过不少论述，社会学家大抵从民族风习
的角度探讨，历史学家通常将宗法伦理的作用铺散于论析具体历史事实的印
证之中；其他学科的论著也各有侧重，概言之，这些论述充其量只将宗法制
视为中国社会有形的或精神现象上的构成因素之一；集中而系统的专论少
见，更没有将宗法制、宗法伦理揭露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灵魂，即凌驾于各种
文化因素之上的驱动力和制约力。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才能发现中国
社会的核心的核心。

统治中国人思想的周孔儒家学派的核心就是宗法伦理。儒家学派虽曾遇
到过挑战，如被孟子斥为“无父无君”的杨墨之学，主张归返自然的道家学
说——无父无君当然是反宗法伦常的，归返自然也是以宗法伦理为支架的政
教制度的否定，但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儒家学说终于战胜了异端。中国人
传统思想中的所谓“异端”，归根结蒂就是不符宗法伦理的意识形态。外来
思想如印度佛教和早期的耶稣教，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就不得不向宗
法伦理妥协，以至演为外来学说和运作形式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宗法伦理
化；所谓中体西用的体，也就是中国社会灵魂的宗法伦理。中国历来的以仁
义治天下，以礼治天下，以孝治天下，也即是以宗法制治天下。

宗法制的实质和总枢纽就是血统关系，追究它的原始状态就是生殖器崇
拜。权力分配上的家长制、宗主制、世卿制、子弟分封制等固然是赤裸的血
统原则，中古以后以门第族望任官的九品中正制，属吏委质制，部曲制，以
至后世的封赠制，任子制，无不以血缘关系为准。这些还仅是见诸典章明文
规定的，实际上的血缘授受更遍及整个社会网络。维持社会正常人际关系的


“五伦”，也以血统为纲：父子是直系血统，君臣（主仆）是父子关系的模
拟，夫妻是绵延血统的配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