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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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变成‘反修防修’楷模的时候。”

我无意评论唐韧和牧惠两家的意见谁更中肯，只想从“文革”和义和团
的可比性说点私见。两者的可比性在乎其行为的愚昧、疯狂、凶残之相同。
但如进一步追究，则凶残由于疯狂，而疯狂的根子是愚昧。凡人愚昧了，失
去正常的理性了，便什么禽兽般的事都干得出来。“文革”如此，义和团如
此；援以近事，则西方的圣殿军，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也莫不如此。用个人
迷信、造神运动把人训练得愚昧了，才能疯狂、凶残，造成灾难。恩格斯说
“愚昧是灾星”，此之谓也。

1996　年7　月

讲政治

“干部要讲政治”是大好事。如果干部讲政治，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
则自律，就不会出现王宝森、陈希同、铁英那样的大大小小的腐败现象的泛
滥；政肃法峻，官场、商场、文场以及社会各领域的罪恶弊害就容易收拾；
社会转轨时期的诸种不稳定因素可以压缩到最低限度；道德风尚便能不变。

讲政治就要讲真话。十一届三中全会由小平同志主持的拨乱反正给中国
人民的最大德政，是解除了人讲真话就会带来的不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从记
事起，就面临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建国后前三十年又笼罩
着不说谎就要惹麻烦的不安全感。人们记得而且心有余悸的是，那时人人互
斗、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作伪证、卖友求荣、群起而颠倒黑白、指鹿为
马等，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须设防，提心吊胆地怕说错一句话或根本没有
说错就被人夸大、曲解、上纲而成了罪证。谁不满于某一宗细小的社会消极
现象，就被视为攻击社会主义；谁议及某一个别党员就被视作反党；帽子满
天飞、辫子任意抓。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训练得人人必须讲假话才能过日子。
人人不敢露真情，抒实感，连宗臣元戎彭大将军，也因讲真话落得悲惨的下
场。芸芸众生，抑可知矣。

《易》曰“履霜坚冰至”。积势非一日，于是爆发了三十年前的“文革”


大灾难。以至今日社会上的各种弊端，如以权谋私，欺诈蒙骗，帮伙作恶，
赌博迷信，拐卖妇女等等坏事，追根溯源都可以追到“文革”的无法无天时
期，堤防溃决，明涛潜流加上继起的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秩序未稳的新纰漏，
要整饬和理顺自然更为吃力，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现在人们可以放心，总不会因发点议论乃至发点牢骚就被“追查动机”、
“挖反动根源”了；不会再因表示不相信亩产粮食几万斤的弥天大谎而被责
为“破坏大跃进”或“秋后算账派”什么的了；不会再因不愿附和颠倒是非
的种种，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要被视为心怀鬼胎或居心叵测的异端
了。。纵向对比一下，我们现在是该心满意足，我们珍惜这一前所未有的政
治局面。

这种政治局面是和社会气氛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图配
套的。十多年国内的腾飞正是有赖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全民参与。维护和改进
这一可贵的局面，应该是干部讲政治的要着。亿万人民将馨香祝祷之。

1996　年8　月

要重视反面教材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提倡既向好榜样也向坏榜样汲取经验教训。孔子
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毛泽东重视榜样的力量，也不轻
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里甚至说：“失败的战例比胜
利的战例更为有益。”

但现状是，在肃政倡廉的宣传中，对好人好事的表扬很多很细，很有声
势，比如大张旗鼓树为英模，属于全国性领导干部中的英雄人物，60　年代有
焦裕禄，近来有孔繁森，对他们的事迹详细地晓喻周知，供干部对照学习，
这很好。可是对反面教员，往往不很注意发挥其教育警惕的作用。例如，最
近报道的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副书记孙庆祥、市委秘书长卢胶青、
副市长孔利民、公安局长李惠民、泰山石化公司总经理徐洪波等一案，看上
去竟是一个黑窝，全副班子都烂掉了。这些坏货究竟是怎么堕落的？组织的
和个人的毛病在哪里？通过他们的典型事例，仔细地解剖一下麻雀，对全国
各地各级的干部该有不少的教训可以汲取、不少弊害可以防范、不少潜在的
危机可以举一反三地警惕的吧！利用这样现成的材料教育广大干部，也不失
为“坏事变成好事”吧！

如果说北京王宝森案牵涉甚广，也是一项好教材，但因此案迄今尚未审
结，暂时不宜解密；那么这回的泰安市案件已经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终结，一切都已水落石出。这六位市级前领导，官儿说大虽不挺大，说小也
不算小了。案情又如此密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例又如此具有概括
性，将这伙人的劣迹，每个人升腾和跌落的道路，一老一实地记述下来晓喻
周知，乃至像宣传正面的英模人物那样大张旗鼓地宣扬，使干部从中吸取教
训，“见不贤而内自省”一番，引起警惕，严以自律；使群众从这些坏货的
作为中，学会对公仆的监督。用句上海俗话：“好处勿要太多噢！”

1996　年9　月


万众一心与万众一脑

今年是鲁迅逝世（1936　年10　月19　日）六十周年，因此常用心读读他的
文字，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读到《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
“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一语，感慨弥深。深感中国的许多事大抵坏在“吓
成的战线”上；乃至大小灾祸，也都出在“吓成的战线”上。

何谓“吓成的战线”？就是并非参加者心悦诚服，安于本愿，而是由某
种外力，或营造出某种气氛，迫使人不干也得干，不干就没有好果子吃的威
慑下形成的战线。

“文革”的全民造反如此，大跃进的全民炼钢、全国农田放空炮放卫星
也是如此。造成灾祸的前提是“舆论一律”，剥夺掉人们的理智思考；也就
是千万个脑袋只凭一个脑袋主张。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里有“我们万众一心”的句子，很好；但倘若改成“我
们万众一脑”，就荒诞了。可是，万众一脑也确实利于独断专行，省力省心，
某种情况下也有短期效果，所以万众一脑的做法对某些大小主事者是有诱惑
力的。但从长远看，终于是“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后果很惨。

大至国家，小至乡镇或一个单位，凡万众一心的都能众志成城，兴旺发
达。凡万众一脑的，即使不是死气沉沉，众叛亲离，顶多也只是貌似整饬，
实系虚劲；一遇风吹草动，就会露馅，哗拉拉散架了。看历史，一切洞若观
火，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常说的“改革开放”，就包含着开放大众的头脑之意。万众一心地奔小
康、奔富强，就要鼓励人人动脑，万众一脑万万使不得。即使万脑齐动之时，
七嘴八舌，甚至还有牢骚，有怪话，那又何妨！不就是几句怪话，几声牢骚
么？但听无妨。至于动脑袋动到越轨逾矩，有害于万众一心的事业，那自有
法律在，何必神经衰弱！

要万众一心，不要万众一脑。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概也就
是这个话头吧。

1996　年10　月


艺文之什

书和后世的责怪

今年的一百年前为1892　年，清光绪十八年。那时候的社会是什么模样，
人们大抵只能书上来了解了。二百年前，三百年前以至更早，人们要了解那
时的社会，就不是“大抵”，而是完全要靠书上的记载。书只是包括社会物
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在内的大文化中的文化分支之一，但一切文化全得靠它维
系着延续。一时代社会的盛衰，风俗的良窳，学术的繁荣和沉滞，总之，整
个社会面貌和灵魂都对象化在书里。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百年后的人，更不说更久以后的人，也得从我
们现在所出版的书里看我们的时代。当然，现在传播手段大大增加了，包括
电影电视等录像、录音的技术制品丰富了历史的纪录，但书籍仍然是纵向和
横向的主要传播工具，而且是最方便和比较可靠的传播工具。到图书馆里去
检阅一下日本出版的书，50　年代以前和60　年代以后的书就大不一样，书籍
的外表和印制技术首先就大为改观，反映着日本工艺的时代变化，更不用说
书的内容。其他国家的书籍也是如此，时代文化的面貌在书籍上呈现着。到
图书馆里去检阅一下“文革”十年的出版物，甚至只要去翻一下那时期的编
年书目，就让你觉得满目凄凉，一片荒芜。它们在向你诉说着那个时代，一
点错不了。

我当了几十年编辑，常常想起，这工作不仅是传播文化，而且是在为后
代塑造我们时代的形象。我相信，很多从事这一行的人也必然有此同感，并
为之有时兴奋，有时沮丧，有时叹惋，有时深感力不从心。当然，书籍塑造
时代形象不决定于编书的，不决定于出版工作者，也不决定于写书的人，归
根究底，以书来呈送的时代形象要由时代本身来决定。书的印制工艺水平为
整个工业生产的水平所制约，书的内容、学术质量由整体文化学术水平所决
定，书籍品种的搭配是否合于合理的比例更要由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风尚来
决定。近年内学术书的不景气，有分量的书难出这类令人焦心的问题，难道
出版业，更不用说编书的人能有什么回天之术么？——这里所反映的分明是
社会的知识价值观问题。

现代人常因解放前上海四马路皮包书店和某些专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商所
印制的劣等读物而气恼。现在出的书当然不至于粗制滥造到这种程度。但我
们恐怕不能因此而自我宽慰。几百年后社会文化进步了，后之视今如今之视
昔，那时的人们是不是也会因为当前的出版物而责难我们这一代的出版工作
者呢？那时就保不定有人说：瞧，这些20　世纪90　年代的出版业的先生们，
他们的力气花到哪上面去了？尽搞些流行的畅销书，有分量的像样的书只有
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责怪大概我们这代出版业中人也是“却之不恭”的。

后代的明白人当然也会懂得，书传达的是那个时代形象，不能专门责怪
出书的人。那么，责怪“时代”这个抽象的符号式的存在么？时代是你，是
我，是大家的活动构成的。以一本具体的书出得不好而言，可以责怪编辑；
一个出版社的多数书出得不好，可以责怪出版社或其领导。但是，这个年头
的出版物整体水平差，该责怪谁呢？不知道！——但是，总该有可责怪的对
象在。


1992　年11　月


作家替自己做广告

作家上书市签名卖书近年来是很流行的了。我也曾有几次被邀去亮亮
相，我都推故没去。并非因为怯场，群众大会上众目睽睽之下批斗都挨过了
的人，脸皮早已训练有素，有相当的厚度了，还会怯什么场？事实是，有那
么一点心理障碍，这样的亮相常使人想起鲁迅所说的“示众”。契诃夫的某
篇小说中也写到主人公吆喝围拢来看他的人群：“有什么好看！我是一个水
里捞起来的溺死的尸体么？”

得赶紧声明：千万别以为我反对签名售书，或对众多的签名售书的作家
有什么不尊重的念头。那可吃罪不起。真的没有，老天在上。

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从懂事起直到70　年代末，中国没有作家签名卖书这
样的事。簇拥着名人要求签名的事是有的，我少年时代就见到过。30　年代初，
在上海国际饭店门口看见一群人围着要求从饭店里出来的电影明星胡蝶签
名。人愈来愈多，挤挤攘攘的，惹得印度巡捕过来驱散人群。那时我想：要
那玩意干么，吃饱了撑的！

这种风习大概是西风东渐，外国传入的。如今已经十分风行，歌迷们找
流行歌星，球迷们找球星，此之谓发烧友。读者呢，当然是找作家了。于是
有作家亮相，卖签名本，推广销路，扩大影响。

由此而想起了作家替自己做广告。所谓广告，当然不是指要付广告费的
那一档，付费给传媒的广告大抵是出版社或销售书籍的店家做的。那种广告
里当然要夸赞一下书的好处，决不会说，这书没有意思呀，大家不要买呀，
天下没有这样的傻瓜生意人。此刻我忽发奇想，如果有哪家登书籍广告的，
来个出奇制胜，宣称这本书如何不行呀，不像话呀，读者诸君千万别买它呀，
作一如此的反宣传，说不定会激起人的好奇心，偏要买一本来看看，倒是置
之死地而后生的宣传妙法。但这是心血来潮想入非非的怪念头，属于闲话，
表过不提。

单说作家给自己做广告，乃是自表（请千万别联想到丑表功）其优异，
自夸其如何了不起。本来嘛，“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心理也是自古皆然
的。自我欣赏或自我陶醉之余，略略外溢一点，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中国古代文人也通行这么干，举点熟知的近便的例子，如李白自夸“请日试
万言，倚马可待”；杜甫自夸“诗是吾家事”、“晚节渐于诗律细”之类，
都是当仁不让的自我标榜，而且也名实相副，不算老王卖瓜。最常见而且至
今也通行的是一种聪明的自我表彰法，是故作谦虚状，字面上说自己如何如
何不行，才疏学浅，有如说唱艺人上场时所说的：“学生我初学乍练，唱得
好与不好，请看官们多多原谅”之类；但给人的印象是，正如朱熹所说：“其
辞若有憾焉，而心实喜之”。中国人依传统强调谦德，这种以谦逊自责的面
目出之的以退为进的自我宣传法也易为人所接受；又且自做广告而不露形
迹，不落言筌，故向为文人所乐用。

但讲究谦德也须有限度，合于分寸。谦抑过分，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虽然表现出谦谦君子的恂恂古风，却令人感到有些虚伪，有些装腔，这大概
就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吧。陈寅恪先生自是硕儒大师，我读他的书不
禁倾倒备至，但对他文中的过度谦逊却常有说不出的不舒服感，什么“寅恪
不学”，什么“博识君子幸勿以童牛角马见责”等等，自贬得太过度，反而
令人有故意矜夸自己的谦德的印象。你这样的大师“不学”，那么我们这样


的末学后生只好说自己字也不识了。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倘若一位学者自谦，
说他未必到家，议论并不周全，客气一下是可以的；如果他自说他是一个文
盲，那就虚伪得近乎欺人之谈了。

常见许多著作的序跋中有些例行的谦虚套话，说什么“谬误定多”、“意
见很不成熟”之类，也令人不免困惑。既然肯定书中有错误，何不检查改正
一番再问世？再说，有错误也许自己不能发现，倒也罢了；明知自己意见很
不成熟，何以要把夹生饭端出来让别人吃？岂非不负责任？其实，这些都只
是念念有词，有口无心的假客套而已；本人实际上是信心十足，自我感觉十
分良好的。

谦逊诚然是美德，但贵在实事求是。和西方学者打交道打得多的人发现，
西方学者不大有中国文人的假谦虚，会的就承认会，好的就承认自己好，敢
于痛痛快快地肯定自己，表现自己。这些年中外交流多起来了，中国文人的
性格也开放起来，不再讲谦德，宣传自己、包装自己、炒自己成为新潮。这
股风一起，又来了一个极端，以为能大胆自我吹捧才是“后现代”，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