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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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42人的惨剧。 9月14日投毒那天直到上午10点，仍有人看到陈正平在街上观望。在公安清查了周围店铺后，陈正平走到门面房房东那儿，平静地说：“听说陈宗武烧饼有毒，公安收了大饼摊。这几天也做不成生意，我回家去了，你给我个电话，水电费过几天给你。”房东事后回忆：“我当时心里很慌，没想到他倒比我还镇静。” 9月15日凌晨2时40分，由洛阳客运分公司担当的上海开往洛阳的1659次列车在徐州车站即将开车，列车乘警长崔万鸿接到紧急通知：投毒犯罪嫌疑人陈正平可能乘坐1659次列车逃逸。列车乘务人员组织拉网式排查。4时50分，12号硬卧车厢1号有一名男旅客侧着身子朝里酣然入睡，崔万鸿发现这人正是要查找的涉案人。不等他反应过来，崔万鸿一个虎扑将陈扑在铺位上。 陈正平已被处死。 类似原因的投毒案还有几起：4月2日江西九江发生连环投毒案，案犯认为社会上的人瞧不起自己，要别人知道他的厉害；广东韶关仁化的投毒案是案犯与丈夫吵架后要把事情搞大，就在校内的食堂投毒……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指出，社会的急剧变化，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危机，乃是在人的心灵上丧失了三种东西，那就是共识、秩序和意义。因为缺乏共识，产生许多误会和冲突，引发彼此的疏离和仇恨；由于缺乏秩序，显得无规范，无纪律，似乎伦理和组织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加上缺乏意义，使得生活没有目标，人生迷失了方向。人间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由紧张引起人心灵的封闭，而封闭的心灵受到了刺激，就会引发某些人对整个群体的仇恨，这也是系列投毒案更深层的原因。经济也许得到了巨大发展，可是人们之间的信任、理解和包容却相对滞后。 9月30日傍晚，在贵州省台江县南庄村，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在户外玩耍，等待着父母回家。这时，村民张这满出现在村口的小卖部前，小卖部的主人当时外出。张这满看着闹哄哄的小孩们，开始轻轻地点起人数来，：1、2、3、4…… 6时40分，张吐了点口水在手心上，用力搓了搓，扭头走回距小店有30步的家。6时50分，张这满提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斧子走出家门，径直走向玩耍的儿童。“扑、扑”两声闷响，张这满手提斧头，砍向两个蹲在地上的小孩的后颈。另两个吓得呆若木鸡，张这满前跨一步，又是几斧，两个小孩又倒在血泊之中…… 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张这满共砍死7个4～10岁的儿童，砍伤6位成年人。 张这满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几乎找不到。 在当地村民的眼中，张这满神志正常，只是个话语不多、不合群的青年；警方在庆功请功之余，表达出同样的困惑，他们也提出过无数的假设，但没人知道张杀人的理由。 张这满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成绩也不行，念到四年级便没法再读下去了。1996年春节刚过，张这满曾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到广东打工。一年后，揣着七八百元钱的张这满回到了村中。村民说，从广东回来后，张这满的嘴更像是上了把锁。平时惟一干的农活，只是帮家里把牛赶上山而已。 张的哥哥与弟弟也很少说话，总是听到弟弟在抱怨，“他老说自己没得本事，搞不到钱，没人瞧得起……” 民警曾经试图在张这满长期居住的阁楼里发现线索，但除了一床棉被和一杆钓鱼竿外，一无所获。在大家的眼里，张这满与村里人从来没有过任何争执，他就像村头的一块石头，大家好像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事发后，当地政府给了受伤者为数不多的补偿金，死亡赔偿每人1200元，让张这满家属赔偿，但张的父母无钱赔偿。张家1头价值1300元的水牯牛、3头价值1000元的猪、4000斤价值2000元的稻谷及价值3000余元的建房木材均被死者家属掳去。对此，张家父母没有怨言。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认为：张这满的犯罪看似没有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中报复社会的动机。他有心理障碍，没有道德观念，没有罪恶感，情感冷漠，这是一种反社会的人格特征，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容易自杀，也可能在外界的剌激下变得狂躁。张这满同村里人到广东打工，说明起初他选择了一种超越自卑感的方式，不幸的是他失败了。受挫后，他的自卑感越来越强，对社会、对周边人的仇视越来越深，以致最后选择了杀人犯罪的方式来超越自卑。 有分析说，美国的贫富差别是很大的，而美国人之所以比较能忍受，是因为美国人相信，美国给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现成的果实，这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没有人在这个社会里有坐享其成的资格；之所以有这种信念，一大原因是他们有权力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这个权力是在选举中体现的，因此当自己在竞争中失败时，就不应该抱怨规则的不公；美国富人在这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中获胜后，将一部分财富捐回给社会，从而赢得尊重。
2002大盘点第115节 尹健庭教育怪论
2002年 尹健庭教育怪论 犯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其中也有教育的。教育不仅是教学生技能，更重要的是教怎样做人，怎样适应社会。这一点公立学校已形成传统，已有定议，但仍有一些教师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们的路就很不平坦。 49岁的尹健庭原是湖南省重点中学株洲市二中的语文老师，其撰写的教学论文《入学教育课》中，表达了以下观点：“读书干什么？考大学干什么？……读书增强了自己的本领 ，提高了自己的资本，将来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挣下大把的钱，从而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事业辉煌，甚至找一个漂亮的老婆，所以，我强调读书是为了自己。” 2001年，尹健庭的“怪论”在全国引起大哗后，当年8月31日，株洲市教育局下发文件不得聘其当教师。2002年1月，尹向株洲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株洲市教育局，要求其撤销限聘的处理意见。6月7日，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经审理认为：根据《教师法》有关规定，在尹健庭的教师资格证未被撤销之前，他应当享有受聘权。8月8日，法院下达了判决书，官司赢了。 尹健庭这样解释“读书是为挣大钱娶美女”：“我们当年250多名知青下放农村，我是惟一考上大学的，是凭实力考上的，不是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要推荐的话，我就没资格了。我爱人当时是女知青里面最漂亮的一个，100多男知青追她呀，可她最后就被我追到了。” 尹健庭被解职后在全国跑了很多地方，到青岛去过两次，北京两次，深圳两次，广州两次，杭州四次，金华三次，还去过义乌、天台、温州、桂林、湛江……北京一家网络公司，2001年12月份打了几次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工作。老总问你要多少钱，尹说4000元，少一分就不干了。公司同意了，但在北京干了一个月，公司没有给具体的事情做，闲养着，尹心情就不舒畅，感觉好像在受怜悯恩赐。2002年春节前几天，尹回到株洲的家。 2002年8月，尹健庭受聘于广州某高考补习学校语文助讲，月薪初定4000元起。据说，尹的讲课像演讲。 尹健庭终于走进了市场经济，从公立学校走进民办学校。另一位语文老师，原青岛市二中的王泽钊也走了这么一条路。 十几年来，王泽钊基本上不用国家的统编教材，带过17届高三毕业生，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多年来编写的150万字自编教材，很快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王泽钊上课，不循常理之处甚多。人家上课都用人教版教材，他往往只在开学三周内就将教材有选择地讲完，余下的时间都讲自己为学生精选的文章。王泽钊的考试答案往往是开放性的，例如诗歌鉴赏，学生所答能自圆其说就成。他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语文课就是语文课，可在他这里，居然还细分出了阅读课、对话课、辩论课、表演课等好几种。 高三阶段，一轮轮的题海战让学生疲倦不堪，有学生用念诗来自嘲这种压抑的生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王泽钊说：“他们能想起文学的力量，用文学来抵御单调和乏味，我真是很感动，我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王认为传统的语文课本，“有价值的文章不多，更谈不上人文素养”，“有的干脆在说谎”。比如《荔枝蜜》的结尾说：“多可爱的小生灵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美的生活。”他对此大有疑问：“小蜜蜂是在为人类酿蜜吗？你去取它的蜜试试！” 此外，“现行的教学方式并不鼓励创造性思维”。他举一个例子，小学语文课中，有“雪化了是什么？”一题，有学生答“雪化了是春天”，被判零分，因为“雪化了是水”才是标准答案。“就这样，一个诗人被扼杀了，世界上也许多了一个庸人。” 王泽钊天马行空般的授课方式，当然引起了部分人的非议。王泽钊过去的一位校领导认为：他不依靠教材，很多学生在课后无法复习。 有趣的是，对王泽钊有非议的，往往不是校领导，而是语文教学组的同事。2000年学校搞竞争上岗，让各学科组自己投票，结果王泽钊差点下岗，最后被“降岗使用”。 王泽钊“觉得窝囊”，以“不适应学校环境”为理由，递交了辞职报告。目前，王泽钊正应聘于两家民办学校。 一个教师走了，天塌不下来，但对一群学生的影响，则是无可估量的。一日为师，终生父母，爹要出走，娘要嫁人。孩子怎么办？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2002大盘点第116节 公务员长薪农业税不免
2002年 公务员长薪 农业税不免 “五一”长假疯玩之后，北京、上海的文化节又兀自开锣拉幕了，中国的外国的艺术家各争其艳，美仑美奂。接下来还有世界杯，又有一个理由去喊去灌酒去韩日撒欢了。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于是有人考证，中国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轨道。说来就深了，但莫朝信不一定这样看。他的乡亲们也不认账。 莫朝信是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学生，布依族。1997年认识他时才上小学二年级，从那以后我每学期帮着他交学费。某一学期给他寄学费晚了，过后他来信说，家里正盖房子，没给他备着交学费的钱，他就日夜担心着，直到老师告诉他北京寄来了学费，方才踏实下来。千恩万谢。 咱修养差，不检讨自己，光骂他爹：盖房子晚上俩门仨窗的怕什么？孩子上学不比这重要？干嘛不先挪出点钱，让孩子着这么大急！ 忽又想，不是9年义务教育应该免费吗？然后一叹，应该的事情多了。义务教育之后，莫朝信初中毕业以后怎么办，还能接着上学吗？过去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就上师范，《红旗谱》里严江涛就上的师范，免学费，有饭吃。现在不成了，在山西一个地区师范读大专，一个学期的学费就上了4000元，比北大本科还贵。越到下面越敢捞钱。 说这话有点过了，没有钱能干什么？比如义务教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中央政府只占2％，乡镇投入则高达68％，另外的30％由省市县三级分担。所以才有人在乡村的墙上刷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那是因为只要手头紧了，干部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请教师勒紧裤带。莫朝信们怎能不自己掏钱义务求学呢？ 中央政府也不容易，哪哪都要花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培勇说，1996年编制九五计划时立下了两个财政目标，一是到2000年基本消除财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100亿以内，结果现在是在3000多亿；二是国债规模控制在3000个亿，不料现今到了18000亿，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债。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大头，这两年税务干部们辛苦了，一路高歌狂进。2001年税收达15000亿元，增收2400亿，比ＧＤＰ的增长速度快1倍。 于是经济学家厉以宁很为国家高兴，信心大增：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政府加大投入，二是减税，如今投资是加快了，税却没有减，你把农业税免了就行了嘛，一年才300多亿元，政府哪少这点钱？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不像厉以宁那般乐观：目前国家一年的税收总额只占到ＧＤＰ的15．6％。这个比例是很低的，所以没必要取消农业税。 有学者指出税务局长无权决定某个税种或税率的调整。 反正是缺钱，各家肯定得争，各说各的理，局外人很难插上话。 正此时，公务员再次加薪的事公布了。经济学家戴园晨说：“第一次给公务员加薪，我举双手拥护，第二次加薪，我一只手拥护，一只手反对，这一次我举双手反对。” 咱亲友中多为公务员，多是公家人，但咱也反对。 公务员该不该加薪？当然该。反腐败啦，提高素质啦，ＷＴＯ了人才都被挖走啦，加薪有100个理由。但咱也知道，公务员加个一两百块钱，对反腐败用处不大，最多是锦上添花而已。而加一次薪，国家要掏1000多个亿。而且，所有沾上边的公家人都会跟着加薪。 另外，公家人决不是穷困潦倒，他们的收入不是工资单上的那点，他们有权力，他们是强势群体。民工到深圳办证，政府随便每年就收了10个亿。 与公家人对应的，就是莫朝信的这些弱势群体，几年后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城市，和公务员共同生活。 什么是经济？就是比较效益，钱就那么多，给公务员加薪，谁也不会嫌钱多。但也就是高兴一下而已。拿这钱解决义务教育，可能会有那富农不屑一顾，也会有钱被贪污被挪用被浪费（咱给莫朝信交学费，都是寄到学校的，怕他爹挪走去盖房子或喝酒），但从广大贫穷的农村来说，这钱是雪中送炭，甚至，在农村被消费了，都比在公务员中撒芝麻粒，效益要高。 一个是锦上添花，一个是雪中送炭，哪个更经济？哪个更政治？ 前苏联解体后，那里人民生活水平大跌。但他们依然受人敬畏。一是地大物博，二是人民的素质，虽然困顿，但人民依旧文明，依旧秩序，三代培养一个贵族。 反观自己。湖南永州铺了一条光缆，沿线每隔一段就立一个小水泥柱，上书：光缆无铜，盗窃无用。 农民真苦，这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其苦更在于甚至要被告诉光缆无铜！已有专家警告，要重视城乡差别。
2002大盘点第117节 户均财产23万元
2002年 户均财产23万元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6月说，农民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简单的农民数量多，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缺吃少穿，更集中的反映是农民货币收入低下、增长缓慢，换言之，是农民买不起的问题。 邱晓华认为：当一个国家人们收入发展到1000美元左右时，合理的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应该是1：2。而2001年，中国农民的纯收入是2366元，城市居民收入中可支配的货币收入是6860元，表面差距为1：3。实际不然：在农民的2366元中还有40％是实物收入，未卖出产品也折算为收入。因此，农民真正的货币收入只有1700多元，而1700多元中还有20％用于第二年的生产性投入，最后只剩1400多元可以购买工业消费品，这与6860元相比，差距超过1：5。问题不仅于此，城市居民还有隐性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