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时光-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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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曰“造势”。可惜的是，倘若主角底气不足，则反成笑柄，更证明了广告造就不出文豪。
又有一种人，求名心切，但只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他从事学术的方式是结交学术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煊赫的名字。帕斯卡尔曾经将这种人一军道：“请把你打动了这些名流的成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也会推崇你了。”我的想法要简单一些：就算这些名流并非徒有其名，他们的学问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
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沽名钓誉，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出卖灵魂。叔本华把尊严和名声加以区分：尊严关涉人的普遍品质，乃是一个人对于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名声关涉一个人的特殊品质，乃是他人对于一个人的成就的肯定。人格卑下，用尊严换取名声，名声再大，也只是臭名远扬罢了。
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定，容易受舆论、时尚、机遇等外界因素支配，所以，古来贤哲多主张不要太看重名声，而应 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就是这个意思。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认为，爱名声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尚可激励他们上进，对于成年人就不适合了。一个成熟的作家理应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质方面，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为其创作的真正报酬。热衷于名声，哪怕自以为追求的是真实的名声，也仍然是一种虚荣，结果必然受名声支配，进而受舆论支配，败坏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名声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带来吵闹和麻烦。风景一成名胜，便游人纷至，人出名也如此。“树大招风”，名人是难得安宁的。笛卡尔说他痛恨名声，因为名声夺走了他最珍爱的精神的宁静。我们常常听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债如山，也常常读到他们还债的文字贫乏无味如白开水。犹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仍然源源不断地供应名牌泉水，商标下能有多少真货呢？
名声如同财产，只是身外之物。由于舆论和时尚多变，它比财产更不可靠。但丁说：“世间的名，只是一阵风。”莎士比亚把名声譬作水面上的涟漪，无论它如何扩大，最后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可·奥勒留以看破红尘的口吻劝导我们：“也许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要折磨你，那么，看一看一切事物是多么快地被忘却，看一看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时间的混沌；看一看赞扬的空洞，看一看那些装作给出赞扬的人们的判断之多变和贫乏，以及赞扬所被限定的范围的狭隘，如此使你终于安静吧。”据普鲁塔克记载，西塞罗是一个热衷于名声的人，但是连他也感觉到了名声的虚幻。他在外省从政期间，政绩卓著，自以为一定誉满罗马。回到罗马，遇见一位政界朋友，便兴冲冲打听人们的反响，那朋友却问他：“这一阵子你呆在哪里？”
在有的哲学家看来，关心身后名声更加可笑。马可·奥勒留说，其可笑程度正和关心自己出生之前的名声一样，因为两者都是期望得到自己从未见过且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人的赞扬。帕斯卡尔也说：“我们是如此狂妄，以至于想要为全世界所知，甚至为我们不复存在以后的来者所知；我们又是如此虚荣，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我们欢喜满意了。”
中国文人历来把文章看作“不朽之盛事”，幻想借“立言”流芳百世。还是杜甫想得开：“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也认为身后名声是不值得企望的。一个作家决心要写出传世之作，无非是表明他在艺术上有很认真的追求。奥古斯丁说，不朽是“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的荣誉”。对作家来说，他的艺术良知即他的上帝，所谓传世之作就是他的艺术良知所认可的作品。我一定要写出我最好的作品，至于事实上我的作品能否留传下去，就不是我所能求得，更不是我所应该操心的了。因为当我不复存在之时，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再和我有关，包括我的名声这么一件区区小事。
话说回来，对于身前的名声，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必毫不在乎。袁宏道说，凡从事诗文者，即是“名根未尽”，他自叹“毕竟诸缘皆易断，而此独难除”。其实他应该宽容自己这一点儿名根。如果说名声是虚幻的，那么，按照同样的悲观逻辑，人生也是虚幻的，我们不是仍要好好话下去？名声是一阵风，而我们在辛苦创作之后是有权享受一阵好风的。最了解我们的五六个朋友尊敬我们，我们不该愉快吗？再扩大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获得了五六十或五六万个读者的赞扬，我们不该高兴吗？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重视自己敬佩和喜欢的人对我们的评价，期望从有见识的人那里得到赞赏，以肯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当的。雪莱也反对把爱名声看作自私，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对名声的爱好无非是希望别人的感情能够肯定、证明我们自己的感情，或者与我们自己的感情发生共鸣。”他引用弥尔顿的一句诗，称这种爱好为“高贵心灵的最后的弱点”。弥尔顿的这句诗又脱胎于塔西坨《历史》中的一句话：“即使在智者那里，对名声的渴望也是要到最后才能摆脱的弱点。”我很满意有这么多智者来为智者的最后弱点辩护。只要我们看重的是人们的“心的点头”（康德语），而非表面的喝彩，就算这是虚荣心，有这么一点虚荣心又何妨？
1992．5
寡言者说康德、胡塞尔和职称
我正在啃胡塞尔的那些以晦涩著称的著作。哲学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胡塞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作为现代现象学之父，他开创了一个半分天下、影响深广的哲学运动。可是，人们大约很难想到，这位大哲学家在57岁前一直是一个没有职称的人，在哥廷根大学当了16年编外讲师。而在此期间，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逻辑研究》和《观念》第一卷，事实上都已经问世了。
有趣的是，德国另一位大哲学家，近现代哲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康德，也是一个长期评不上职称的倒霉蛋，直到47岁才当上哥尼斯堡大学的正式教授。在此之前，尽管他在学界早已声誉卓著，无奈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教授空缺总也轮不上他。
这两位哲学家并非超脱得对这种遭遇毫不介意的。康德屡屡向当局递交申请，力陈自己的学术专长、经济拮据状况、最后是那一把年纪，以表白他的迫切心情。当哥廷根大学否决胡塞尔的教授任命时，这位正埋头于寻求哲学的严格科学性的哲学家一度深感屈辱，这种心境和他在学术上的困惑掺和在一起，竟至于使他怀疑起自己做哲学家的能力了。
一个小小的疑问：且不说象斯宾诺莎这样靠磨镜片谋生的贫穷哲人，他的命运是太特殊了，只说在大学这样的学术圣地，为什么学术职称和真实的学术成就之间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假设我是康德或胡塞尔的同时代人，某日与其中一位邂逅，问道：“您写了这么重要的著作，怎么连一个教授也当不上？”他会如何回答？我想他也许会说：“正因为这些著作太重要了，我必须全力以赴，所以没有多余精力去争取当教授了。”胡塞尔的确这样说了，在一封信中，他分析自己之所以一直是个编外讲师的原因说，这是因为他出于紧迫的必然性自己选择自己的课题，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屑费神于主题以外的事情，讨好有影响的人物。也许，在任何时代，从事精神创造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选择：是追求精神创造本身的成功，还是追求社会功利方面的成功？前者的判官是良知和历史，后者的判官是时尚和权力。在某些幸运的场合，两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时尚和权力会向已获得显著成就的精神创造者颁发证书。但是，在多数场合，两者往往偏离甚至背道而驰，因为它们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需要花费不同的功夫。即使真实的业绩受到足够的重视，决定升迁的还有观点异同、人缘、自我推销的干劲和技巧等其它因素，而总是有人不愿意在这些方面浪费宝贵的生命的。
以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对于康德、胡塞尔来说，职称实在是太微不足道的小事，丝毫无损于他们在哲学史上的伟人地位。就象在莫里哀死后，法兰西学院在提到这位终生未获院士称号的大文豪时怀着自责的心情所说的：“他的荣誉中什么都不缺少，是我们的荣誉中有欠缺。”然而，康德、胡塞尔似乎有点看不开，那默想着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智慧头脑，有时不免为虚名的角逐而烦躁，那探寻着真理的本源的敏锐眼光，有时不免因身份的卑微而暗淡。我不禁想对他们说：如此旷世大哲，何必、何苦、何至于在乎许多平庸之辈也可轻易得到的教授称号？转念一想，伟人活着时也是普通人，不该求全责备。德国的哲学家多是地道的书斋学者，康德、胡塞尔并不例外。既然在大学里教书，学术职称几乎是他们唯一的世俗利益，有所牵挂也在情理之中。何况目睹周围远比自己逊色的人一个个捷足先登，他们心中有委屈，更属难免。相比之下，法国人潇洒多了。萨特的职称只是中学教师，他拒做大学教授，拒领诺贝尔奖金，视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富贵如粪土。不过，他的舞台不是在学院，而是在社会，直接面向大众。与他在大众中的辉煌声誉相比，职称当然不算什么东西。人毕竟难以完全免俗，这是无可厚非的吧。
可是，小事终究是小事，包括职称，包括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在历史上的名声地位。什么是大事呢？依我之见，唯一的大事是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好。
1994。12
杞人是一位哲学家
河南有个杞县，两千多年前出了一个忧天者，以此而闻名中国。杞县人的这位祖先，不好好地过他的太平日子，偏要胡思乱想，竟然担忧天会塌下来，令他渺小的身躯无处寄存，为此而睡不着觉，吃不进饭。他的举止被当时某个秀才记录了下来，秀才熟读教科书，一眼便看出忧天的违背常识，所以笔调不免带着嘲笑和优越感。靠了秀才的记录，这个杞人从此作为庸人自扰的典型贻笑千古。听说直到今天，杞县人仍为自己有过这样一个可笑的祖先而感到羞耻，仿佛那是一个笑柄，但凡有人提起，便觉几分尴尬。还听说曾有当权者锐意革新，把“杞人忧天”的成语改成了“杞人胜天”，号召县民们用与天奋斗的实际行动洗雪老祖宗留下的忧天之耻。
可是，在我看来，杞县人是不应该感到羞耻，反而应该感到光荣的。他们那位忧天的祖先哪里是什么庸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哲学家。试想，当所有的人都在心安理得地过日子的时候，他却把眼光超出了身边的日常生活，投向了天上，思考起了宇宙生灭的道理。诚然，按照常识，天是不会毁灭的。然而，常识就一定是真理么？哲学岂不就是要突破常识的范围，去探究常人所不敢想、未尝想的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吗？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就是从忧天开始的。在古希腊，忧天的杞人倒是不乏知己。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都认为天是会毁灭的。古希腊另一个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则根据陨石现象断言，天由石头构成，剧烈的旋转运动使这些石头聚在了一起，一旦运动停止，天就会塌下来。不管具体的解释多么牵强，关于天必将毁灭的推测却是得到了现代宇宙学理论的支持的。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天真的必将毁灭，那日子离杞人以及迄今为止的人类还无限遥远，所以忧天仍然是可笑而愚蠢的。说这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就是人应当务实，更多地关心眼前的事情。人生不满百，亿万年后天塌不塌下来，人类毁不毁灭，与你何干？但是，用务实的眼光看，天下就没有不可笑不愚蠢的哲学了，因为哲学本来就是务虚，而之所以要务虚，则是因为人有一颗灵魂，使他在务实之外还要玄思，在关心眼前的事情之外还要追问所谓终极的存在。当然，起码的务实还是要有的，即使哲学家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所以，杞人因为忧天而“废寝食”倒是大可不必。
按照《列子》的记载，经过一位同情者的开导，杞人“舍然大喜”，不再忧天了。唉，咱们总是这样，哪里出了一个哲学家，就会有同情者去用常识开导他，把他拉扯回庸人的队伍里。中国之缺少哲学家，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1998。11
纪念所掩盖的
在尼采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来临之际，世界各地的哲学教授们都在筹备纪念活动。对于这个在哲学领域发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哲学界当然有纪念他的充足理由。我的担心是，如果被纪念的真正是一位精神上的伟人，那么，任何外在的纪念方式都可能与他无关，而成了活着的人的一种职业性质的或者新闻性质的热闹。
我自己做过一点尼采研究，知道即使从学理上看，尼采的哲学贡献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打一个比方，西方哲学好像一个长途跋涉的寻宝者，两千年来苦苦寻找着一件据认为性命攸关的宝物——世界的某种终极真理，康德把这个人唤醒了，喝令他停下来，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向他指出，他所要寻找的宝物藏在一间凭人类的能力绝对进入不了的密室里。于是，迷途者一身冷汗，颓然坐在路旁，失去了继续行走的目标和力量。这时候尼采来了，向迷途者揭示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那件宝物根本就不存在，连那间藏宝物的密室也是康德杜撰出来的。但是，他接着提醒这个绝望的迷途者：世上本无所谓宝物，你的使命就是为事物的价值立法，创造出能够神化人类生存的宝物。说完这话，他越过迷途者，向道路尽头的荒野走去。迷途者望着渐渐隐入荒野的这位先知的背影，若有所悟，站起来跟随而行，踏上了寻找另一种宝物的征途。
在上述比方中，我大致概括了尼采在破和立两个方面的贡献，即一方面最终摧毁了始自柏拉图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开辟了立足于价值重估对世界进行多元解释的新方向。不能不提及的是，在这破立的过程中，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哲学天才。譬如说，他对现象是世界唯一存在方式的观点的反复阐明，他对语言在形而上学形成中的误导作用的深刻揭露，表明他已经触及了二十世纪两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现象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思想。
然而，尼采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学理的探讨，而在于精神的示范。他是一个真正把哲学当做生命的人。我始终记着他在投身哲学之初的一句话：“哲学家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人。”这句话是针对康德的。康德证明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真理的不可能，尼采很懂得这一论断的分量，指出它是康德之后一切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出发点。令他不满甚至愤慨的是，康德对自己的这个论断抱一种不偏不倚的学者态度，而康德之后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也就心安理得地放弃了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只满足于枝节问题的讨论。在尼采看来，对世界和人生的某种最高真理的寻求乃是灵魂的需要，因而仍然是哲学的主要使命，只是必须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