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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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的思想的性格，这就是事变的真正的特征”。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次事变就是要以军事行动彻底打垮蒋介石政权，为什么？就是因为蒋介石是欧美文化的代表，蒋介石统治下的支那，和日本人的教养根本不同，因为支那人丢掉了“东洋的教养”，而彻底地欧美化了，如果放任蒋介石在欧美文化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么，支那越是‘进步’，就越凶恶，就越破坏东亚的和平。这就好比让一个疯子持刀在大街上乱砍一样”。由此，宇田断言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圣战”。“从战争的目的上来区分，大体可以分为圣战和侵略战两种。圣战是必须打的战争，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又能够矫正对方的错误，这就是圣战；又，将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妨碍高尚文化的推进和创造的人打倒，就是圣战。相反，侵略战只是为了本国一方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这是要不得的战争，是在世界上制造不公正的战争。”他进一步把日本发动的战争说成是弘扬所谓“东洋文化”的战争。他说：世界文化可以分为东洋文化和欧洲文化。其中欧洲文化已走向穷途末路，“东洋文化在支那和印度早已失去了生命。东洋文化的精神只保存在日本文化之中”。
宇田尚设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的可能的创造者是谁？人们早就说非日本莫属。但这些说法还有浓厚的独断色彩，还没有超出盲目信念的范围，还缺乏更正确的说明。谁是可能者，这是有诸种条件所决定的，日本民族果真具备了这些资格吗？这需要严密地论证。”宇田尚的所谓“严密的论证”是这样的：有资格创造新文化的国民，其第一个资格“是对东洋的精神的、综合的、静的、保守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具有直觉力、选择力、吸收力和拥抱力的国民”；第二个资格是“对于欧洲的物质的、斗争的、积极的文化，也要有同样应对能力的国民”；第三个资格是“将东西方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综合起来，调和起来，依靠其综合能力而把握东西方异质文化各自的长处，并由此具备创造新文化的可能性”。他认为日本是唯一具备这三项资格的民族——
为了维护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之血肉的东洋文化——只有日本人才保有这样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融合欧洲文化并创造新文化，并将这种文化推向世界，就无论如何也要彻底打倒蒋政权。这就是今次事变的内在的意义，也是打倒蒋政权的必须具备的第一义的理由。（《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67页）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一份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2）
显然，宇田尚在这里所使用的并非是“严密的逻辑”，而是彻头彻尾的“独断”。东洋文化如何在中国和印度“早已失去了生命”，又如何唯独在日本能够保持生命？为什么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是“融合”，中国学习西方文化就不是“融合”？这些强词夺理的胡言乱语，却包含着宇田尚明确而清醒的意图，他就是要说明，此次对中国的战争，不能只是以武力征服和经济掠夺为目的，不能只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上进行，那样的话，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不能持久；重要的是要在思想层面上进行，以便从根本上、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事变”不过是第一步，“打倒蒋政权”也不过是一个前提。这就是他所说的“事变的思想性”的实质。
宇田尚说，要做好“对支文化工作”，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原理”，“指导原理”也就是“大东亚新政治体制”的“指导理论”。而这个“指导原理”的确立“对日本而言是一个最深刻的宿命的课题”。在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现有的观点和看法有些混乱。他指出，在几个有关“指导原理”的看法中，把“王道”作为指导理论似乎最为有力，但他认为来自中国的“王道”这个词及其所包含的思想，不足以成为“指导理论”，而日本有“皇道”一词。“皇道”和“王道”有一些共同点。在中国，“王道”所赋予的王者的政治地位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中国的皇帝经常被推翻，便沦为“霸道”，没有日本天皇那样的纯粹性和权威性；而在日本，“皇道”中的天皇的地位是绝对的、“至纯至高”的、万世不变的。因此，只有“皇道”才有资格成为整个大东亚的根本的“指导原理”，并以此来处理东亚各国的关系。在宇田看来，以“皇道”作为东亚的“指导原理”，就是确立日本在思想上对“支那”等东亚各国的指导地位。换言之，“皇道”的确立，意味着日本是“指导国家”，而中国等则是“被指导国家”。而——
所谓指导，并不意味着指导国家的利己主义的指挥和强制地统帅。而是对被指导国家的正确成长予以积极的帮助。可以理解为父亲对儿子、兄长对小弟的愿望和行为的一种自然的主动的协力。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来指导东亚。我所主张的指导就是如此，别无其他。
“指导”的另一面具有强制的因素。在被指导国家的意志和行为正确实施的情况下，强制的因素不必表现出来。但当其意志出现了偏差，其行为在道德方向出现了错误，而且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错误却没有断然加以纠正的气魄，在此情况下，（日本作为指导国家的）强制的因素当然要表现出来。小弟出现了精神上的毛病，自己又不能改正，兄长强制他改正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兄长之情，兄长之理。这里有对弟弟的深深的爱，是不得不如此的自然行为。父亲与儿子关系亦如此，自不待言。
……
平等绝不是无差别的平等。在东洋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无差别的平等的观念……对支那和日本来说，君臣、父子、长幼、上下级的自然的秩序是很被重视的，是自然存在的。
……
兄长作为兄长的权威必须得到承认。假若小弟不承认，不听从和依靠兄长的正确的指导，那么他就不能全面成长、健康的发展，就没有指望在新体制下和平安定。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必须是新体制的中心，必须立于指导者的立场。日本应该明确地宣布这一点。（《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84～87页）
宇田尚在这里的意思已经讲得赤裸裸了。原来，以“皇道”作为指导中国的“原理”，就是以日本的思想来“指导”中国，以日本之“是”为“是”，以日本之“非”为“非”，日本是绝对的衡量标准，中国不能不服从；日本领导中国，正如长兄管教小弟，老子指导儿子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里，宇田尚是拿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但问题是，家庭成员之间长幼关系是天然的，不可改变的，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究竟谁是“小弟”、谁是“兄长”，谁是“父亲”，谁是“儿子”，却是由他宇田尚来决定的、由日本来决定的。而中国倘若不服从管教，那就甭想“在新体制下和平安定”，这种“吾皇为天下之皇”的“皇道”思维，真是一种“霸道”的思维了。而宇田尚对这一点丝毫也不掩饰——
以天皇陛下为中心，在东亚结成新体制的日本，作为盟主必须得到拥戴。对于这一点，参加国假如同意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多说什么；假如有国家不同意，那就断言不允许它参加〔东亚新体制〕。难道日本不应该有这种信念和气魄吗？这不是日本人恣意的要求，这是历史的必然，道德的必然。（《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88页）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一份典型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3）
这就是宇田尚提出的“对支文化工作”的“指导原理”或“指导理论”。其实质，通过所谓“文化工作”，使中国人接受这种“原理”和“理论”。就是使中国人甘心情愿奉日本为“家长”、为“兄长”，沐浴在日本的天皇及其“皇道”的“皇恩浩荡”中。宇田尚在《对支文化工作草案》一书中，十分重视宗教工作在“文化工作”中的重要性，有专门的章节谈到“宗教工作”、谈到如何利用宗教。他提出，日本占领下的“新生支那”“应该采用儒教为国教”，认为只有儒教可以统一支那南北的思想。“但支那的儒学现在已处于濒死的状态，尽管还有一点对孔子子孙的崇拜之风，但儒教的精神几乎枯竭。”因此，必须“在儒教中注入新的生命，如何注入新的生命呢？生命之源在哪里？当然在于日本精神，别无其他。就在于把日本的精神赋予儒教”。对于中国的佛教，宇田也同样认为，佛教在支那已经“衰颓”了，断言“今日的支那可以说没有佛教了。有的只是作为从前支那佛教之残骸的寺院而已”；“民众对佛教不关心，僧侣丧失了救济的精神，支那佛教的衰颓，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对佛教漠不关心，并部分地导致了支那文化的全面地丧失了活力”。他认为日本的佛教是国民的宗教，是民族精神的食粮，它生存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在这个意义上，繁琐的支那佛教也应该革新。因而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日本佛教“应该在衰颓的支那佛教中注入新的生命”，他提出的措施就是，让日本佛教布教者“大量渡支”，“日本佛教的支那进出具有两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是可以促使中国宗教的革新，还可以遏制社会上根深蒂固的邪教倾向。因此，政府要对日本佛教进入支那给以强大支持。
宇田尚对回教问题特别予以阐述。他认为，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回教徒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回教徒的存在对于日本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回教徒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具有绝对的势力，如果把回教徒争取过来，就可以切断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路线，而西北地区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援助通道。如果全体回教徒都支持日本，那么红色苏联和外蒙古就只能后退。宇田分析道：“对回教徒加以争取，让其参加防共阵营，绝非不可能的事情，而是有很多的可能。其一是回教徒对犹太人抱有深刻的反感，因此对以犹太人为根源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本能的、感情上的厌恶。另外，回教徒对基督教和佛教等却表现出强烈的连带观念，而且对日本人本来也有好感。这是回教徒的三个特性。”据此，他强调“要做好针对回教徒的政治工作”。首先要组织成立回教徒联合会，在这方面，宁夏的马鸿逵可以利用，并要做好马鸿逵以外的另外“五马”、特别是较有势力的马仲英的说服工作；要采取具体措施，加强与回教中央指挥机关的联系，要在“兴亚院”中新设一个专门统辖各地回教徒的一个部或一个科，要对回教徒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还要给回教徒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文化是东洋文化的一个方面，可以来纠正欧洲文化、贡献于新文化的创造。宇田认为日本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将广大的回教徒争取过来，促进欧洲人在亚洲的全面退却。
宇田尚很明白，要做到这一切，军事行动是前提，“文化工作”是根本。所以他接下去反复强调，日本在支那要收抚人心，不能过分依靠“经济第一主义”，因为中国的症结还不是老百姓吃不饱，而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权”将全国统一起来，因此，“对支文化工作”要注重“政治”，要确立“精神”。他反复强调：
我们的对支文化工作要以赋予支那以精神为其主体。以物质为主体可以收一时之效，却会埋下后患。而赋予支那以精神的工作，当然就是以亲日思想为核心，努力对他们加以教育培养。（《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150页）
究竟用什么方法、手段或途径来实现“对支文化工作”的这一根本目的呢？
宇田尚提出，对支文化工作“应该以军队为中心推动力”，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军队在中国，也最了解中国。而他提出的主要的“文化工作”手段就是“有效的政治宣传”。对中国人宣传些什么呢？对此，他罗列十四条：
1．“世界新局势的宣传”，即向支那人宣传世界局势正对日本有利；
2．“亚细亚的新局势”，即向支那人宣传现在亚洲各国都纷纷摆脱欧美的压迫，各国的亲日倾向越来越强；
3．“东亚的自觉是全亚洲开放的动力，这也是促使欧美变化、端正文化方向的动力”；
4．“英美对亚洲的侵略”，即向中国人说明欧美历来都是“侵略国家”，他们在历史上对亚洲各国极力掠夺和压榨；
5．“国际联盟的本来面目和无力”，即向中国人说明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徒具形骸，没有任何力量；
6．“介绍外国对日本的评论”，即把欧美等国家的那些对日本“公正”的评论告诉中国人，同时也要适当选一些对日本抱有恶意的言论，但要指出其谬误；
7．“蒋政权的罪恶”，例如“东洋思想的放弃”、“黄河决口”、“容共”、“抗日”等；
8．“蒋政权的地方化”，即告诉中国人失去了汉口、失去了广东之后的蒋介石政权，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不可指望；
9．“对有影响的〔主张抗日的〕思想家的代表性言论进行批驳”；
10．“满洲国的现实的成长”，即宣传“满洲国”建设的成就；
11．“日鲜的融合”，即宣传日本与朝鲜合并后的“完全融合”的现实，向中国人表明“日本统治的正确”；
12．“台湾生番族的保护政策”，即向中国人宣传日本人如何保护台湾的土著人，在日本的保护下幸福地生活；
13．“日本不崛起的话，那将会怎样”，即让中国人明白，如果日本不崛起，亚洲将彻底沦为欧美的殖民地；
14．其他与日本相关的事项。例如向中国人宣传“日本的政治力、经济力、国民的精神力、科学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充实、交通网的整备、警察力量、治安”等等，要使中国人“充分认识日本的优秀性”。
（《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190～206页）
可见，宇田在这里已经将日本对华宣传的事项罗列得十分具体了。实际上，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华的所谓“文化工作”的内容无非就是如此。宇田用了二百多页的篇幅所论列的对华文化工作的思想原则、指导理论、意义与价值之类，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这些具体问题上。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条项中没有一条符合事实，也没有一条符合逻辑，它不过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上挂的纸幌子。在鲜血淋漓的刺刀下，这些幌子与说词还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攻心战（1）
攻心战：对知识阶层的利诱，对底层民众的“宣抚”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对华文化工作的方式途径多种多样，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上面，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收揽人心，是“攻心”。七七事变后，日本在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攻心战。对于中国社会上层，特别是文化阶层，日本采取怀柔手段加以利诱。首先，他们策划成立了一系列文化团体或组织，将中国文化界的一些人士拉进来，组成了以日本人为主导的、包括日华两国文化人士的各类团体。日本“东亚研究所”编辑的《日本的在支文化事业》一书第151～154页，列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