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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瓤谷铡八枷氩叨蓖盘逋�22丸山学《大陆的思想战》卷首插图的剿灭、对抗日集会、结社、言论、著作的取缔等等，都分章节做了具体的部署和规定。
这些五花八门的关于思想宣传战的专著，都从各个方面为日本的对华侵略制造理论根据，千方百计地将日本发动的战争“正当化”，如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东京：目黑书店1942年版）一书，从“文化学”的高度，提出了“战争就是异质文化的相克”、“没有文化的地方不会发生战争”的论断。他强调：
有人说战争破坏文化，那是肤浅之论。异质文化相接触的时候，处于优势的一方对处于劣势的一方进行吸收、抱合，对于提升人类文化是自然的、必要的。没有它，人类文化就不能进步。所以，战争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这种行为与清除一座陈旧碍事的建筑物、建设新的雄伟建筑物的行为很相似。作为清理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破坏的现象，但只以这一点来观察战争是从前的所谓和平主义者的战争观。（《大陆的思想战》第2页）
从一般原理说，战争无疑具有摧枯拉朽的正面作用。但丸山学完全模糊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他所指的战争，具体就是指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他力图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加以“文化”化，把烧杀抢掠行径说成是“文化的攻势”，说成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从而为日本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
接下去，丸山学还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美化日本的侵华战争。说什么“支那事变不是日本与支那之间的战争”，理由是，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现在并不“相克”，而“和日本文化对立、相克的在物质方面是英美的商业文化，在思想上则是苏维埃的共产文化”。他说，“战争虽然是在支那的土地上发生的，但支那本身并不是〔日本的〕敌人”，“日本表面上把支那作为战场，与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权的军队作战，但在这个事变过程中日本并不是要灭绝支那文化，而是要求支那文化与英美苏为代表的文化绝缘”。通过玩弄“文化”与“战争”的概念，丸山学处心积虑地用“文化”掩饰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把战争中的“文化”因素等同于“文化”本身，又把日本的侵华战争等同于“文化”，这就将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具体的侵略行为完全模糊化、抽象化和彻底美化了。在他的笔下，因为有了“文化”的招牌和说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甚至连“战争”也算不上了，说什么“支那事变就是日本要在大东亚文化中吸收支那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真正的战争”，而只是一种“文化”！这种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和恬不知耻的诡辩，在日本“思想宣传战”理论中颇有代表性。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书影（1）
水野正次的《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思想战纲要》（东京：霞关书房1942年版）也是一部从理论高度论述日本对华“思想战”的书。水野强调，必须使日本国民明白当前这场“大东亚战争”的“思想目的”，因为思想目的不明确的战争，“没有思想基础、缺乏信念的战争，不问文化战还是武力战的战争，就不能对抗敌国的思想攻势，就会走上灾难、困厄和失败的道路”。
水野正次关于思想战的基本参照和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纳粹党的宣传战理论。他对希特勒关于宣传的理论大加推崇。说希特勒在宣传问题上的看法非常“贤明”，认为希特勒所说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就是由于“与马克思主义对抗的、具有强烈征服意志的、新的根本性的世界观之缺乏”所造成的。水野认为，“纳粹集权主义的政治纲领”也值得日本参考。他曾在《总力战与宣传战》中写道：“纳粹德国与我国的不同，不在于军人是否具有超人的教养和信念这一点上。毋宁说，我们皇军的精忠报国的精神决不劣于他们。然而希特勒总理作为当政者的伟大，不在于加强德意志国防军和培养他们的‘超人的教养与信念’，而是对一般的国民，也和国防军一样地培养其‘超人的信仰’和‘欢喜的发露’。”他认为，在日本，对军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异议，但要求一般国民都具有“军人精神”，都接受军人的教化和训练，却长期懈怠了。其结果，“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思想上，面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攻势，处在完全无防备的状态”。水野正次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日本普通民众中进一步强化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比照纳粹德国，水野又指出：“在今日的日本见不到我们在纳粹德国所见到的那种全体国民结为同志，那种跃进再跃进的泼辣的政治力。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那种作为政治背景的、作为原动力的指导原理，即世界观的淡漠吗？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具体表现那种世界观的实际政策上的信念吗？如果不把日本民族的祖国爱与臣道感激发出来，不把整个国民的共同的感激焕发出来，不使国民的热情沸腾起来，如果无视政治家在这当中所应发挥的魅力和精神力量，我们又如何能够发挥举国一致的积极的威力呢？”然而，水野的这些议论并不是对日本现状的正确概括。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很快展开了强大的思想宣传攻势，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实际上日本国民在精神上已经调动起来了，但水野还嫌不够。在他看来，不能满足于运动和口号，还要解决深层次的“世界观”问题。水野将他所说的“世界观”明确解释为“皇道”，称为“皇道的世界观”，高呼：“大东亚战争！就是皇道世界观的进击战，是显现日本世界观的新秩序建设战！”他反复强调：“要把一亿国民的世界观统一起来，才能建立国内的思想秩序。”他提出在“大东亚战争”中，应当确立“日本民族的原则的政治纲领”，让大多数国民从根本上明白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而不能仅仅被“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大口号所局限，他认为：
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宣扬皇道，使不服从者服从之，在于〔日本〕国体的防卫。强调我国国体的大本义。对此，无论如何反复地强调都不过分。（《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第31页）
在他看来，日本现在的战争之所以是“圣战”，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确立“大东亚皇化圈”。“假如不把大东亚皇化圈的确立作为圣战的目的，从日本国防哲学的高度赋予它具体的意义，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正如纳粹的二十条政治纲领一样——不明示之、公约之，不把东亚的皇化作为皇军大进军的堂堂正正的纲领，那么最后就无法实现〔战争的目的〕。”所以他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称为“东亚皇化战”。用“大东亚皇化圈”的提法取代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提法。众所周知，日本在宣传策略上，早就提出日本“进出”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提出日本占领中国及亚洲是为了“将英美势力赶出亚洲”，是为了“解放亚洲”，这当然是掩耳盗铃的欺骗性宣传口号。现在，水野正次认为“共荣圈”之类的提法作为“宣传口号”是必要的，但不能作为指导日本“圣战”的理论，转而赤裸裸地提出了“大东亚皇化圈”；而且提出必须把“大东亚皇化圈”作为“圣战”的目的，作为日本的“民族的纲领”，作为日本对内宣传的指导方针。
水野不仅主张用“皇道世界观”统一日本国民的思想，还进一步把“皇道世界观”强加于中国。他胡说“有四千年以上古老历史的支那，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认为原因并不是缺乏近代科学或受欧美的支配，而是缺乏日本的“皇道”，认为儒家的“王道”与日本的“皇道”相比有着“原理上的缺陷”。因为“王道不像皇道这样，它没有绝对中心，也没有产灵，王道实质上就会堕入霸道”，而日本之所以“形成了与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的国家，并走上了与天地共存的永远的繁荣轨道，就是因为将皇道置于国家的根本的基础地位，以万世一系的皇统作为中心原理。支那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而是因为缺乏像我国这样的中心原理”。所以支那才需要“皇化”。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书影（2）
水野正次不仅把“皇化”作为“大东亚战争”的根本目的，还把“皇化”作为指导“思想战”的“根本原理”。在宣传理论上，他将“皇化”原理与纳粹德国的宣传理论结合起来，反复强调思想战的重要性。水野比照德国，认为希特勒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就是思想战在德国的最初的胜利”，而“今日的战争绝不是只靠武力就能决定胜败的，支那事变之所以不能闪电式地解决胜败问题，并演变为‘长期抗战’，就是由于在战争之前，在思想战方面、经济战方面、政治战方面，没有确立胜利的基础。在世界观（思想）战中的胜利——孙子的攻心战术——才是一切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他写道：
在战时，宣传必须是政治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全体国民必须和军队一样聚精会神地集中于战争目的的实现。此外没有其它的政治目的。所以，宣传作为指导战争的总体的政治艺术，必须确认完成战争目的是战时惟一的使命，对于这一点，今天必须确立它的最有力的地位和权威。
然而，我国的现状是，在政治机构上，不仅没有使宣传工作保持优先地位，而且对于宣传的这种指导性也完全缺乏认识。作为宣传工作总指挥的情报局总裁，仍然是内阁的一名长官，情报局甘愿处于内阁的从属的地位。
笔者并不满足主张情报局在行政机构上的改革和升格，而是要说明：我们的情报局今天为什么仍然甘于这种可悲的状态，为什么对于指导战争的思想宣传战应处在绝对优先的地位，朝野都缺乏认识。（《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战略》第30页）
为此，水野甚至指责情报局的官僚乃至“宣传文化协会”的人，都是一帮没有世界观的“乌合之众”。这些指责除了表明水野个人的僭妄之外，恐怕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对日本政府的宣传未能充分奏效的一种失望和暴躁情绪。
二、军国主义当局对日本国内的战争舆论统制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一直非常注重舆论宣传问题。而民间的学者和文化人，则在战争舆论的制造、战争狂热的煽动方面，和政府互相唱和。如上所述，在近代日本侵华的初试牛刀之战“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像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竹越三叉那样的学者文人的好战言论及日本舆论界的战争煽动、文化宣传界的战争宣传，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同样，几年后在中国旅顺展开的以争夺中国东北为目的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政府及文化人对一般国民的战争宣传更是淋漓尽致。战争爆发后，各大报和杂志社记者都向中国旅顺前线派遣了“从军记者”，有的无名记者因从军而一举成为名人（如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国木田独步）。在举国的战争狂热中，甚至一些平日里不关心国内政治的文学家和文人，都参与了宣传和美化歌颂战争的行列，如夏目漱石发表了新体诗《从军行》，森鸥外发表了新体诗《第二军》，歌颂战争的小说更成为畅销书。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及殖民活动变本加厉，而伴随着这些侵略活动的思想宣传也日益深化。如，鼓动日本农民到满洲来当“开拓民”，进行“满蒙开拓”，使得一批批的多达几十万的农民自愿到满洲“移民”。也正是在侵略满洲的过程中，日本的侵略煽动和宣传逐步理论化和体制化。例如，1934年，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该书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北的关键，是对“思想战”不重视。该书较早地正式提出了“思想战”这个汉字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敌的重要作用”，认为“今次的事变（指满洲事变）具有思想战的性格”——
支那在长达十几年中执拗地培育起来的民族理论、抗日思想，就是针对我国的周密的思想战。对此，我方不以日本精神加以反击能行吗？对于一种思想，必须用另一种思想来应对，对于一种世界观，必须用另一种世界观来应对，否则，要彻底克服它是不可能的。对于具有普遍性、世界性、有着理性倾向的思想，只以无思想的情绪、民族的本能与之对抗，是消极的防卫，即使很充分，也由于缺乏积极的攻势和必要的理论武装，作为思想战而言毕竟是不彻底的。
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思想战”，日本政府于七七事变前夕设立了“内阁情报委员会”。1936年9月，“情报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1）
一、宣传方针
〔宣传〕对于现在的时局的处理要立见成效，同时对于日支之间潜在的诸问题的全面解决，也要发挥效用。要说明支那的实情及日支之间发生的不祥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非法的指导思想，从而纠正世界舆论对支那的认识，造成一种让南京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的氛围，以期日支关系得以调整；同时，根据情况变化帝国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时，要能消除国际上的障碍。
二、宣传的具体办法
1．要对同盟通信社加以指导，要他们将有关支那问题的新闻报道要正确、迅速、丰富；同时，要暗中对外国通信社加以引导。
2．（略）
3．要与在外民间机构取得切实的联系，向他们通报事件的真相，要利用可能利用的一切宣传手段。
4．有关当局的声明、媒体的报道，以及其它对内宣传，都要考虑到在国际上的反映效果。
三、宣传的对象国
英、美、东亚诸国、苏、德、法、意，特别是要以英美两国为主，要考虑到世界上许多小国在日支问题上对支那抱同情态度，对这些小国的宣传能做的要尽量做。
同时出台了《关于日支问题的对内对支宣传方针》——
关于日支问题的对内对支宣传方针
一、对国内宣传方针
1．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所执行的内外政策，在指导精神上，与我帝国确保东亚和平为使命的国策是根本不相容的。其结果，导致排日侮日的各种事件频发，如今对帝国的在支权益是否能够存立也造成了威胁。对此，我们不能容忍他们以惯用手段玩弄辞令、敷衍了事。比起具体事件的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南京政府的政策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一点要对国民彻底讲清。
2．为了对支问题的根本解决，国民要加强团结，沉着冷静。要酿成这样的气氛：根据情况必须诉诸最后的手段时也要决然而行。
二、对支宣传方针：
1．鉴于过去日支之间的历史，南京政府的政策以及支那国民排日抗日意识的深刻，对支那宣传日支亲善，难有实效。另一方面，对于支那一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