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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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要由日本来确立“亚细亚新秩序”（1）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了配合日本天皇制法西斯军人政府的侵华行动，一些学者、御用文人大量炮制侵华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词是“大东亚”、“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协同体”、“东洋文化”、“共存共荣”之类。这样的宣传文章充斥报刊，不计其数，而专门的“著作”也成百上千。如长野郎的《走向日支共存之道》（1937）、德富苏峰的《兴亚的大义》（1937）和《皇道日本的世界化》（1938）、杉原正巳的《东亚协同体的理论》（1939）、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39）、杉森孝次郎的《大东亚建设的指导原理》（1941）、小田村寅二郎的《大东亚皇化圈论》（小册子，出版时间1942年前）、田中正明的《大亚细亚先觉传》（1942）、西村真次的《大东亚共荣圈》（1942）、龟山太平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构想》（1942）、桑原玉市的《大东亚皇化的理念》（1942）、则天塾的《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理念》（1942）、大川正大的《大东亚建设史》（1942）、住谷悦二的《大东亚共荣圈殖民论》（1942）、山川时郎的《大东亚建设读本》（1942）、藤田进一郎的《大东亚战争的本质》（1942）、仓田义一的《大东亚战争的真意》（1942）、鹿子光信的《大东亚皇国思想体系论》（1943）、村山道雄的《大东亚建设论》（1943）、常盘嘉治的《大东亚建设的原理》（1943）、大川周明的《大东亚秩序建设》（1943）、田村德治的《大东亚建设的理念及其实现》（1944）等等。这些书籍大都重复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中的基本观点，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的侵华野心逐步得以实施，大亚细亚主义及侵华理论也在新的时代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其欺骗性和虚伪性也更加严重。其中，最有煽动性和欺骗性、影响最大也最恶劣的侵华理论家，首推大川周明。
图15大川周明像
大川周明（1886～1957），毕业于东京大学，1918年起到30年代末年任“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调查课长、局长、理事长，日本战败前任法政大学新设的大陆部部长。早年参加过北一辉组织的法西斯团体。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撰写了一系列鼓吹亚细亚主义和侵略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还多次组织领导了若干法西斯主义团体，策划了一系列军事政变，推动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化。战败后他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在押期间假装发疯而逃避了审判并被释放。大川周明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有《亚细亚复兴诸问题》（1921）、《国史读本》（1931）及修订本《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39）、《亚细亚建设者》、《大东亚秩序建设》、《复兴亚细亚诸问题》、《美英侵略东亚史》、《复兴亚细亚论丛》等，战后日本出版了《大川周明全集》五卷本和七卷本。
在上述著作中，大川周明一方面鼓吹日本天皇制国体——及所谓“神国”的优越和日本民族的优越，狂热鼓吹以绝对效忠天皇、敢为忠君而死的武士道，即所谓“日本精神”，并主张用这种精神来改造亚洲，征服世界。同时，从种族主义出发，极力强调“亚细亚”和欧洲“英美”的对立，鼓吹要把英美势力从亚细亚赶出去，建立以日本为盟主、将“支那”（中国）统一起来的新的“大亚细亚秩序”。这里以他的代表作《大东亚秩序建设》（《大东亚秩序建设》，东京：第一书房1943）一书为例，对其侵华理论加以剖析。
在《大东亚秩序建设》中，大川周明首先对明治维新前的“大亚细亚理念”作了追溯，对佐藤信渊的“吞并”支那的理论主张推崇备至，引为先贤同调。然后对日本历史上的对华侵略行为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辩护。他回顾了近代以来日本对琉球、台湾的占领，与朝鲜的“合并”，在满洲的“诸权益”的实现，认为“日本这一切的发展，绝不是单纯的领土野心的追求。我们最应该记住的一件事就是，这一切都为东亚新秩序的确立做了准备。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近代日本的先觉者确信，不单以日本国内的政治的革新为满足，而且还要实现近邻诸国的改革，倘若不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建设复兴亚细亚，明治维新的理想就不能彻底实现”。他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有权力要求实现“支那”的“改革”，是因为“当变法自强的运动在支那兴起的时候，在灭满兴汉的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都以满腔的热情给予援助”。而且日本“比亚细亚任何其他各国都首先觉醒，为亚细亚而苦心经营，且为此付出了更多的牺牲，所以日本就拥有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指导权”。
大川周明从“大东亚新秩序”的法西斯主义理念出发，回顾了历次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关于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大川周明写道：“这次战争为何而战？它表面上是日支两国的战争，但从本质上来说，却是日本对欧罗巴侵略东亚的第一次反击，是日本对支那这一欧罗巴侵略主义之傀儡的武力的抗议。”在这里，大川周明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从他的“亚细亚”与“欧罗巴”两元对立的理念出发，把当时的中国看作是“欧罗巴侵略主义的傀儡”——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要由日本来确立“亚细亚新秩序”（2）
此时的日支两国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对于欧美的支那侵略，是相互结成共同的阵线，还是互相敌视，二者必居其一。而支那腐败的政治家，却愚蠢地选择了后者。他们只知自家，不知国家，何况东亚的兴废之类的意识完全缺乏，他们不是保护朝鲜，而是出卖朝鲜，对朝鲜主张自己的宗主权。也不问朝鲜政府的意愿，把北朝的沿海地带割让给俄罗斯做海军根据地，承认英国对朝鲜的要冲巨文岛的占领，于是日清战争由此诱发。以支那为傀儡的欧罗巴对朝鲜的侵略，并对日本国家安危构成威胁，日本只有反击。
……清朝末期的政治家接受了欧罗巴列强的贿赂，把自国的领土和权益出卖给他们，致使他们的势力扩大到东亚的天地，这是一种百口莫辩的政治的罪恶。（《大东亚秩序建设》第23～24页）
大川周明的这些言论完全是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日本自丰臣秀吉时代就有占领朝鲜和中国的野心，曾出兵侵略朝鲜八年，那时“欧罗巴”当然并没有“侵略亚细亚”，难道日本的“征韩”也是为了“反击欧罗巴的侵略”吗？几百年之后，日本自身也已“脱亚入欧”，跻身于侵略亚洲的“列强”行列，它与欧洲列强的矛盾，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列强”与另一个“列强”之间的虎豹之争罢了。所谓“反击欧罗巴的侵略”，只不过以日本自己对中国的侵略来取代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已。
接下去，大川周明把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展开的日俄战争看作是“日本对欧罗巴侵略亚洲的第二次反击”。他写道：
日俄战争，是日本对欧罗巴侵略东亚所做的第二次反击，同时，直接和俄罗斯交战并打败它，这成了促使亚细亚诸国觉醒的警钟。……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世界历史开始揭开了新的一页。日本对俄罗斯的胜利，使欧罗巴在四百年来不断的侵略中招致前所未有的失败的耻辱，遭到了来自异人种的最初的也是最严厉的打击。他们长时期胜利的步伐，在此时却第一次栽了跟头。此事给白人压迫下的诸国带来了勇气和希望，为在列强残暴的统治下挣扎的诸民族注入了理想和活力。（《大东亚秩序建设》第26页）
大川周明站在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的立场上，无耻地把一场在中国领土展开的争夺中国领土的肮脏战争说成是反击白人侵略的战争，把日本的胜利说成是亚洲民族对白人种族的胜利。众所周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它取代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和整个“南满洲”地区的“权益”，但日本仍不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占领整个满洲。于是，处心积虑地发动了所谓“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并扶植傀儡政权，炮制伪满洲国。大川周明在书中继续将日本在满洲的这些侵略行径加以合理化和合法化。他说：“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是作为世界维新之序幕的日俄战争胜利的结果。由于日本在满洲占有特殊地位，就负有维持包括满洲、朝鲜、支那在内的东亚全体秩序的重大任务，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只字不提日本在满洲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却夸耀日本统治下满洲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是“世界无比的发展记录”，“可以夸耀于世界的伟大事业”，赞扬日本国民通过“满洲事变”焕发了“爱国心”，“使风靡一时的民主主义和飞扬跋扈的共产主义渐渐在国民当中收敛起来，代之而起的国家主义倾向在国民中空前高涨”；说什么“以满洲建国为契机，日本完全抛开了与压迫亚细亚的元凶英美的协调，而迈向兴亚的大业。这完全是维新精神的复归”。
对于日本在占领满洲后继续南下，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的原因，大川周明继续以同样的逻辑思路加以美化和辩护。在他看来，“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发生，是“支那人”的抗日引起的。而“支那人”为什么要抗日呢？是因为“支那人不理解日本的真意和亚细亚的运命，把满洲建国视为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实现”；又因为受到了英美的挑拨和支持，所以“支那人”便“抗日侮日”，所以“支那”成了“暴支”，而“膺惩暴支”在日本就是理所当然的正义行为了。但是，大川周明显然意识到，仅仅说“膺惩”，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合法性还不够，因而他进一步把全面侵华战争与“东亚新秩序建设”联系起来：“大东亚战争当前的目的，是把英美等敌对势力从大东亚地区扫荡出去。接下来的就是大东亚秩序的建设，为此必须具备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支那事变的处理，亦即与支那的和衷协力。”而日本对中国的这场战争，在他看来其目的也是为了“支那的革新”和“亚细亚的复兴”，声称“日本的国家统一和支那的革新，由两者的紧密结合而实现的亚细亚复兴，是两国共同的宿命的课题”。
显而易见，大川周明在《大东亚秩序建设》中要建立的“亚细亚秩序”，就是由日本建立的“亚细亚秩序”，就是通过侵略战争与英美列强争夺亚洲，使日本独霸亚洲特别是中国，并建立日本统治之下的“亚细亚新秩序”或“亚细亚共荣圈”，如此而已。
第二部分：“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日本之“道”就是中国之“道”（1）
“大日本的天皇就是世界的天皇”如果说北一辉、大川周明主要是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的立场来论证日本侵略亚洲与中国的合理性，那么，桑原玉市和井上哲次郎则站在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论证如何在日本推行日本之“道”，如何把中国纳入日本的“皇道”。
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在《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39年2月东京理想社出版）一书中，较早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要用日本的“道”，来取代在当时中国占指导地位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用日本的“皇道”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井上认为，这次“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日本战胜中国并将继续统治中国，是十分自然的和必要的。因为“日本文化比支那文化高得多。低级文化国家要打败高级文化国家，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他驳斥了胡适关于中国文化高于日本文化、日本现在仍是专制政体的国家、中国现在是共和政体的国家的观点，放言“日本的使命”就是将日本的高级文化推向全中国，乃至推向亚洲、推向世界。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铲除中国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三民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以日本的思想取而代之。由此出发，他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大肆攻击，说三民主义作为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极其有害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排日思想的源泉”，“民生主义”实际就是“支那流的共产主义”；说孙中山只重“三民”，而忽视了“民德”和“民智”，还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对日本的国体是“专制主义”的批评，是对日本国体的不理解，“是完全荒谬的见解”。众所周知，为了排斥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傀儡政权提出了所谓“新民主义”，并极力以此取代“三民主义”。井上哲次郎在书中也列出专门的一章鼓吹“新民主义”，说什么“北京临时政府以‘新民主义’为口号并推行之，与国民党大异其色，我国也深感共鸣”，并处心积虑地从中国古代经典《大学》中找出“新民”一词的“出典”，试图使其“名正言顺”。但是，在井上看来，“新民主义”虽然不错，但毕竟还不是日本指导支那的“根本原理”，而且鉴于今天的支那依附于英美，“支那现在已经失去了自主独立的基础”，国民的道德精神也堕落至极，在这种情况下，支那自身不可能提出指导原理，“真正能够担当起指导支那之使命的，只有日本”。对此，井上写道：
支那事变的结果，使得日本民族旺盛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继满洲国这一活动范围后，蒙古国不必说，在支那的范围也更扩大了，今后恐怕要将支那的全部包括进来。将来的活动范围还不止这些国家。无论如何必须明确指导东亚各国的指导原理，因为今后我们日本要指导亚细亚大陆广泛的领域。然而，神道啦、日本精神啦，对于大陆上的各民族而言是什么，它们能够成为指导原理吗？这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此外，儒教、佛教等在支那等国无疑会有不少共鸣者，但对日本国民而言，以儒教或佛教作为指导原理能行吗？这也是一个疑问。除此以外还有没有适当的指导原理？关于这一点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第153～154页）
井上哲次郎提出的“指导原理”就是所谓“道”，并提出“道是惟一的指导原理”的论断。他所谓的“道”是什么呢？他认为“道”就是日本之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