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9-长征行-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苡衅疲巧偈褡宓厍执娴淖畲笫樵褐唬艺灞４婊购谩Ｄ鞘本徒ㄎ嶂妨恕Ｎ冶硎纠斫猓蛭庥肴范ǖ车纳栈臼且桓鏊悸罚彩侨嗣窃诖砟承┠烟馐钡乃嘉呒谷弧！ �
姚主任继续讲他的考证：索尔兹伯里的书里没有讲具体地名，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否定了在县城。既然中央两个纵队在12日会合宿营的地点在芙蓉一带，那么，领导人开会就应当在这里。芙蓉一带是当时通道中部有名的侗寨群落，共有八个大寨，400多户人家。中央机关和作战司令部在此宿营可以容纳。两个纵队会合后，领导人在此开会比较便利。姚还说：当时芙蓉寨东南边山腰上有座寺庙，叫木林庵，单独建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与山下寨子遥相对望。木林庵四周有围墙，庵里有正殿、东西厢房，还有天井，一条石板路从庵门延伸下来直到寨边小溪，与李德讲的“独立房子”能够吻合。
姚主任的考证算是一家之言。他作向导，领我们去芙蓉寨看看“独立房子”所在地。作为“独立房子”的木林庵，早已毁了，但那个山还在。姚给我们指了方向位置。
通道的同志很关心对通道会议会址的说法。从通道考察刚回到北京，就收到对会址的另一说法的考证材料。这个材料上还盖有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外寨村委员会的公章。它根据伍修权的回忆录，首先否定了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说；又以属地的行政管辖之变迁，指出：在1934年，芙蓉寨属绥宁县，不归通道。若在芙蓉召开，就应称绥宁会议转兵，但从无此说。因此，也否定了姚奉彪的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该材料还根据邓颖超回忆的“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等回忆，再根据当地老人杨再隆生前讲的情况，说在1934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五）这一天，外寨村的村民确实有结婚办喜酒之事，认为印证了邓颖超等的回忆，因而提出通道会议是在牙屯堡外寨村召开的。这个材料，实际上也是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根据别人提供的，说是邓颖超讲的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说法具体化了。这一说法值得认真研究。
通道会议：历史转折通道人论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是目前研究长征史起步较晚的一个课题。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极少，时间又短，连当时有的重要负责人都不甚清楚，因此，有的党史书根本没有提及，不少书寥寥数行带过，语焉不详。但是，凡写到通道会议的著述和表现它的文艺作品，都是一致予以肯定的。目前的不同看法主要在于，评价到怎样的高度才合适。
我请姚主任谈看法。他说：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其次，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很少参加中央核心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接纳他参加，而且赞同他的主张，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这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在通道会议，完成在遵义会议。毛泽东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重新影响中央的最高决策，到遵义会议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这个看法是否说得满了一些，可以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基层党史办主任，并非专门从事研究，还要干其他许多具体事务，可以说，这个小单位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都得管。他能在管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对这个课题作考察、搞研究、编写书，这就很难为他这样的同志了。因此即使有的说法不那么周全，表达得不那么准确，也不那么要紧。可贵的是他的这种精神，他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我很欣赏并赞同他的这个看法：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通道会议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其他一些用语不过是一种形容词，可能把握得不那么恰当。他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不必用专业研究人员的眼光去苛求。
通道会议：历史转折应当怎样评价通道会议
当然，基层的党史工作者也有一个如何提高研究能力和总体把握水平的问题。姚主任的考察和研究，使我对通道会议的认识很受启发。以我们这位基层党史办主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我想从方法论角度来谈谈科学地评价通道会议的历史地位。
（一）要把理论的逻辑推论同历史的具体时空情况结合起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抽象地看，从逻辑上讲，能得出这个结论。的确，“如果没有通道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原定计划走，那么，中央红军所剩的3万余人将全军覆没”。因而，可以说，通道会议“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这个立论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通道会议完全解决了党内高层的激烈路线之争，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障碍。而短促紧急的通道会议，没有完全解决要不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争论。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大，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已落到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会议的实际情况是：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过程中就已被毛泽东说服，完全赞同毛的意见。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的反思也明确表示支持毛。博古虽不再坚持，但也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特别是要让博古点头，这很重要，因为他毕竟还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同意，很难“转兵”贵州。因此，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这就是为什么12日19时30分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随后的两个电令还重申北上方针的原因。（12月13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也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转兵”，只是遵义会议所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而不是完全实现历史转折。因而在历史评价上，还不能简单地将评价遵义会议的用语，移来完全用在评价通道会议上。
（二）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姚奉彪将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认识。讲过程论，是辩证法。研究党史，就是要提倡讲过程论，高扬唯物辩证法，反对这样那样的形而上学，反对将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或权力意志简单化、直线化。姚主任对通道会议的考察和研究，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因而能有上述认识。我希望姚主任能把“过程论”作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而不停留于作出一些论断。就通道会议言，它的成就并没有达到那段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而只走了推动那段历史前进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这“第一步”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它毕竟是“第一步”。从那段历史的第一步前进到那段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即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而逐步实现的。当初，走这段历史过程，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开通道会议，实现“转兵”路线进军贵州时，并没有想到会出现遵义会议那样的结果。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预见。由于通道会议只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并没有解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因而就有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和随后的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规格很高，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实际决策者的局面。因此，对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应放在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之中来评价。既要瞻前——它开始改变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走向机动灵活的新局面，又要顾后——它只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到未解决的问题。将通道会议放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对它的评价就会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三）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这也是历史过程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又换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可以看作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通道会议是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从历史链条这个视角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历史环节。这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当然，作为历史环节的每个会议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比如，遵义会议就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根本标志，是这段历史链条中发生了更大历史作用的历史环节，可以作为光辉代表。这是其他历史环节不能替代的。因此，对它的历史评价就不能简单地移位到其他历史环节上去。上面引述的对通道会议评价会有异议的那几句话，在用词上可能是讲得满了些。这说明，对历史环节和历史链条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把握。但是，那个基本认识是正确的。
受到基层单位同志研究党史问题的一些认识的启发，对通道会议能否作这样评价：它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备，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我们的一个基层党史办主任，对通道会议所作的考察和研究，值得称赞。因此，我当即动员他写成文章交《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也正是有感于在地方——从省级、地级到县级，有相当一批这样的同志在那样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仅仅单凭文献资料（我决无否定文献资料是研究的“原粮”的重要作用之意），所作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研究空间，丰富“实地”营养。因此，我才冒叫：有志于献身党史事业的党史工作者，要有徐霞客精神，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要不怕吃苦受累，先作“党史徐霞客”，然后才能作“党史司马迁”，写出传世之作。这里要补充申明一下：这丝毫不是讲我个人自诩为“党史徐霞客”，要作“党史司马迁”，鄙人此生无才，没此奢望；但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我们这一代人或后人中，会涌现“党史徐霞客”和“党史司马迁”的。
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
2002年7月，在湖南考察了通道会议，没有时间跨省去黎平。尽管直线距离不远，但高山阻隔，轿车必须向北绕道靖州，西进黔境，再向南折，才能到达。
头年未能成行的考察，第二年解决了。2003年3月下旬，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同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遵义市委，在遵义市联合召开“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之后，我有了比较宽裕的时间，跟当年中央红军反方向而行，由遵义去了黎平。
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侗族部长畅谈黎平侗乡历史风情
在我的想象中，黎平一定是个经济不太发展的小县城。哪知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陪同我们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常委、宣传部的石部长，来州里任职以前就是黎平县委书记。他是土生土长的黎平人，而且又是侗族，与我同姓。在3月底4月初的三天同行时间里，他一路介绍了许多有关黎平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等于对我这个汉族老哥进行了一次“扫黎平之盲”的教育，令我大长见识。
这位家门老弟说：黎平位于贵州东南角，东面紧邻湖南的靖州、通道；东南与广西的三江接壤。这一带是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黎平就是侗族之乡，全县人口约50万，侗族占72％，每个乡镇都有；其他为汉、苗、瑶、土家、水、壮、布依等族。这里各族群众历来和睦相处，没有什么纠纷。侗族姓氏以杨、石、陆、吴四姓为多，你我这个石姓，自汉以来就有一定势力，因此是个大姓。黎平是个山区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处于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地段，土地面积4441平方公里，多为低山、中低山和丘陵地貌，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
谈起黎平历史，在五百年前与我可能是一家的这位侗族部长如数家珍。他说：黎平是个古县，宋代始有建置，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黎平府。1913年，废府设县，自此相沿未改。黎平虽是个山区县，但在历史上却不是穷县，因为它山清水秀，物产丰富，雨量充沛，适宜农林作物生长。因此，贵州地方志书记载：黔境有两个富郡，一是遵义，一是黎平。遵义以柞蚕称富，黎平以木材发财。史书说：“黎平山多戴土，树宜杉”，三五年即可成林，因此森林茂密，“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所产杉木远销两湖、两广和江浙等省，每年可获二三百万金。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林业生产，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尽管一个时期采伐过量，但这些年的森林覆盖率在递增，有“杉木之乡”的美誉。目前该县是全省10个重点林业县之一，木材蓄积量为全省之冠。
这位部长不仅记忆力好，而且口才也好。他尽管只在农村读到中学，但善于表达，且普通话说的相当标准。他介绍黎平的风土人情说：侗族人民能歌善舞，以歌叙情，以歌娱乐，有大歌、情歌、酒歌、拦路歌、哭歌等形式，所住村寨被誉为“歌的海洋”。乐器有琵琶、侗笛和牛腿琴。侗族的歌就是诗，一首歌词就是一首诗，要求格律严谨、脚韵和谐、语言精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