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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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成财产的掠取，阎锡山还趁机大吃空额，克扣粮饷，大发“国难”财。南京政府发给的粮饷，按20万人的编制领取，而实际人数还不到10万。从南京领到的粮食，除不足一半空运到太原外，其余留在了上海、汉口、青岛等地，折款到手，月得黄金五千余两。仅此一项，按起、止十个月计，阎锡山即得黄金五万余两。其它军服布匹棉花，莫不如此处置，又得黄金合计一万五千余两。真可谓心刁手黑，生财有术。
1948年12月，阎锡山亲自飞到南京，向蒋介石诉苦说：“太原被围已届三月，粮弹补给已感极度困难。”然而，这时的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没有余力顾及太原了。阎锡山冒着危险，辛辛苦苦跑了一趟，也没有求来什么援助，只好把军政官员和部队的裤带勒得更紧。至于民众，更是陷入了惨不忍睹的境地。阎锡山一筹莫展，每日里焦躁不已，也顾不得再装什么虚假面孔遮遮掩掩了，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到了扶乩打卦的巫婆神汉身上。从求得的“好”卦象或“吉祥”乩辞中得到点滴安慰，更重要的是用这些名堂来欺骗和安定人心。
1949年1月，在南京的贾景德奉蒋介石的命令，给阎锡山发来一个指示性质的电报，称：“一、就大局看，太原绝难长久支持，请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指挥西北各处重责。干部由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军队尽量西撤。由胡宗南派遣精锐，从离石军渡到太原的公路，打开一条走廊，另由陈纳德的飞虎队，抽战斗机100架次掩护西撤；二、共产党对太原兵工厂很重视，放弃太原的时候，一定要把兵工厂破坏。”应当说，蒋介石的这个意见，是从大局出发，对阎锡山还是一片爱护之情。但阎锡山不同意，他要死守太原。明知没有出路，为何主张死守？因为阎锡山的政治生命，是与山西紧密相连的。离开山西，他就成了无根之草。未到最后关头，他还要拼命再赌一把。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因傅作义原是晋绥将军，这一事件在山西就引起特别大的震动。阎的一位亲信曾这样说：“会长在1927年能看见国民革命军是刚升起的太阳，毅然换上青天白日旗，今天看见共产党这个刚升起的太阳，为什么不能和平地换上红旗呢？”但这种步傅作义后尘，求和平解放的进言，都被阎锡山“把口封死”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士，许多曾是阎锡山的亲信或部下，如温寿泉、郭宗汾、赵丕廉等，他们都希望太原能仿照北平，和平解决；而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晋绥军高级将领赵承绶等，也一再写信给阎锡山，劝他识大局，顺大势，争取和平解决太原。中共中央则允诺，阎锡山如能改变过去的立场，可考虑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阎锡山对这些善意的言论和举措，一概拒绝，还特别召开会议，大骂傅作义，大骂赵承绶等人是“没人格，不要脸”。1949年2月，在为几个到太原采访的美国记者举行招待会时，特意在桌子上放了些装毒药的小瓶子，在屋外摆放了一口棺材。面对那些记者，阎锡山装模作样地宣称：“蒙是坚决反共的，永远不会与共产党妥协。抗战胜利回到太原第二天，就开始筑碉堡，准备和共产党作殊死战。蒙阎锡山决心死守太原，与太原城共存亡。蒙已令侍从医生和德国医生研究，配装了五百瓶自杀药水，如果太原失守，蒙就和部下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蒙不只不与共产党妥协，且不做他们的俘虏。”他还鼓吹要向古代壮士田横学习，说什么“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咱今天有五百基干，要学五百壮士，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他把500瓶毒药，发给每个基干一瓶，企图让这五百基干都服从他的意志，“壮烈成仁”。此前不久，在晋中战役后期，解放军曾设法找到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进城试探。阎锡山为了显示自己“决不与共产党谈判”的决心，竟置“不斩来使”和“一朝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于不顾，残忍地将这位老者杀掉。 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也使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蒋介石于1949年初宣布下野，退居幕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企图以“和平谈判”的策略延缓解放军的进攻。而此前，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时，阎锡山一面支持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同时却又将一半选票投给蒋介石支持的孙科，照例玩弄他的左右逢源的手法。因此，在太原危急，阎锡山急于寻找退路之时，李宗仁也没有满足他担任行政院长的如意算盘，而是发表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阎锡山得到消息，很是生气，大骂李宗仁是混账王八蛋，却又无可奈何。几十年来，阎锡山总是以一付稳重和蔼的面目出现在部下面前，到这时，变得终日神不守舍，坐卧不宁，横眉竖目，暴躁异常。手中的文明棍，时不时地就挥舞起来，向着部属打去。这就应了那句谚语：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为了寻得一条逃跑的道路，他委曲求全地给在南京的亲信打电报称：“为了拯救晋民，名位高下，在所不计，虽副席亦可也。”同时，又不断给在南京的老关系徐永昌等人捎话，请他们多方活动，务必让李宗仁给他一个逃脱的借口，以便及早离开太原。
3月28日，盼望中的电报终于来了。李宗仁电称：“百川兄：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阎锡山顿时转怒为喜。次日，也就是3月29日下午，山西的高级军政官员都接到通知，前往太原绥靖公署内的阎公馆参加紧急会议。一反多日来萎靡不振，焦躁烦闷的状态，阎锡山穿戴齐整，恢复了他一贯的稳重谦和，客气地请大家入座。让秘书长念了李宗仁的电报后，平和地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众人心里明白，嘴上自然不好说什么，只能说些敷衍的话。阎锡山最后表态说：“这次到南京，大概会多住几天，三天五天，十天八天，未必能回来，最低限度要等北平和谈的结果。不过你们放心，太原一旦吃紧，一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回来。”接着他宣布了离开期间由梁化之等五人负责的决定。不让大家送行，只有梁化之和五姑娘相伴，匆匆忙忙到汾河西畔临时修起的一个小机场，带了八、九个随从，登上飞机，在解放军隆隆炮声中，急匆匆灰溜溜向着南京飞去，从此离开了他经营38年之久的山西。
阎锡山一离太原，山西的军政集团便进入分崩离析状态。
北平的和平商谈没有成功的希望，太原的紧张形势也就没有缓解的迹象。身在南京的阎锡山四处活动，寻求国民党中央的支持；同时通过与太原梁化之的专线联系，不停地给他们鼓气，开出一张张空头支票，宣称中央答应派兵增援，美国的陈纳德飞虎队也即将飞往太原助战等等，要他们坚守到底。而离开山西后，阎锡山也像贾宝玉丢失了项上的玉一样，失魂落魄，心神难安。他曾经乞求陈纳德用飞机送他回去，但太原的机场，包括他离开时用以起飞的临时机场，都已在解放军大炮的控制范围之内，他想回也回不去了。在太原时想离开，离开之后又想回去。阎锡山感受到了穷途末路的窘迫，又体会到了走投无路的绝望。不管他口头还说着什么样冠冕堂皇的话，遥望太原，他只能是百感交集地喟然长叹。
短命院长 无可奈何花尽落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炮火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共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呼，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阎锡山在上海读到这份绝命电，泪流满面，悲痛莫名。阎慧卿，即阎锡山的五妹子，又称“五姑娘”，在阎锡山的晚年曾是身边一个特殊人物。她是阎锡山的叔父五个女儿中的老五，比阎锡山小27岁。阎锡山担任山西都督后，她才在家乡念了几年小学，后又到太原上过一段时间学，未从事过什么职业，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妇女。其第一个丈夫是日本留学生，病逝后，又嫁给梁延式，梁是清华毕业，也曾留学日本。但这个丈夫对他并无感情，直言宣称“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有点作为，没靠山不行，我们是政治夫妻。”因此，“五姑娘”在家庭生活中是很不幸的。这也许是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照看大哥生活起居中的原因。“五姑娘”虽然是个家庭妇女，但为人精明，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因此，得到阎锡山的喜欢和宠爱。后来就成为照顾阎锡山日常生活的亲人。抗战时期，阎锡山在克难坡生活不太规律，常常在吃饭时思考问题，有时因思虑影响食欲，有时又因一时高兴不免食多伤身。医护人员便对他的饮食进行监视，设计出定量，既不让多吃，也不让少吃。但派侍从监视，常遭阎的训斥谩骂；由夫人亲自监视，仍然无法控制。于是，就请“五姑娘”出马。“五姑娘”每到阎锡山吃饭时，就坐在炕桌前，自己并不吃，专门生法儿让阎锡山进食。看到他不思饮食，就拿筷子尝尝，说多么多么好吃，同时讲些开心的笑话，让阎锡山能够从郁闷中解脱出来，正常用餐；而有时又见他吃得太多，便轻言细语地劝说少吃一些，劝不住，就率性将碗夺过来，命令副官将饭菜立即端走。阎锡山也只好听由她的摆布。她还经常下厨，亲自动手做些家乡饭，让阎锡山吃得高兴痛快。此后的长时间里，“五姑娘”每餐必监，监必认真，阎锡山的健康得益甚大。抗战之后，阎的姨太太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五姑娘”就担负起了照看阎锡山日常生活的责任。除监视饮食外，每到阎锡山睡觉时，她还要亲自为其捶背、掖被，直到阎锡山安然入睡，她才与侍卫长退出卧室。
正因为阎锡山与“五姑娘”有着如此特别亲近的关系，在太原的军政高官们都曾经通过观察“五姑娘”的动向，猜测阎锡山的行动。当他离开太原时，曾一再表示，虽然三、五天，八、九天回不来，但一旦太原紧急，就会马上回来，并特意将“五姑娘”留下。这使不少人以为，“五姑娘”既然没走，他还会回来的。将一个并不懂政治的至亲的堂妹，留在炮火连天的绝境，用以安定人心，阎锡山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明。但“五姑娘”如此悲惨地死去，也唤起了他的一份亲情。面对那份文诌诌的电报，想到“五姑娘”到死也还得胡里胡涂充当一回工具，他该是什么感想呢？
此时的阎锡山，眼泪该不是作秀吧。
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太原城迅速回到人民手中。山西军政高官王靖国等皆成为解放军枪口下的俘虏，太原守军，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13500人，遭到彻底歼灭。4月29日，盘踞在晋北孤城大同的守军万余人向解放军投诚，大同宣告和平解放。山西全境回到了人民手中，阎锡山苦心经营达38年之久的老窝，从此将他彻底抛弃。
阎锡山到达南京之后，四处吹嘘太原的“坚强防守”，吹嘘他的所谓“五百完人”。本想着长期呆在南京，既躲开了解放军的炮火，又能遥控太原战局。不料，解放军南下速度实在是太神速了，南京比太原还早解放了一天。没奈何，他只好匆匆赶往广州。到广州时，他写了一首《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神情感伤，很是凄凉。看到《中央日报》上刊登新闻，称“反共守城名将阎锡山莅穗”，他又得到些许安慰，颇为自豪。但后来，广州的书报摊上就出售一期美国的《时代》杂志，在杂志的扉页上，印着一帧照片。那照片是在太原时他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拍摄的。照片上，他穿着长袍，神情端庄地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把一盒注射针剂（杂志上注明是氰化剂），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写道：“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这辛辣的讽刺着实让他难堪，但他也确实知道，太原是回不去了，在山西的资本已经拼尽了。面对末路，精于算计的他又打起了新的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是失去了军事力量，反共当然没有了资本，赤手空拳却也不会再招致蒋介石的忌恨。能做的，就是要努力讨好蒋介石，努力表现坚定反共，在政治上努力捞取一些资本，作为今后“存在”的基础；二是千方百计利用保卫太原的借口，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钱要粮，为此后筹划生活费用和经济资本。国防部给了一部分粮食和金元券，他令人将它们都换成银洋和黄金；并把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的资金和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资，一律变现成黄金，尽量外运。对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作了“狡兔三窟”的安排：将继母和二媳送住台湾，在台北设立阎公馆；将四子和四媳送往美国，在美国营造好了寓所；又派五子和内弟到日本，在日本也找下了巢穴。总之，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有了安身之地。后顾之忧的解决有了眉目之后，他就在政治上频频活动，沿着顽固反共的道路走到底。
他曾秘密到浙江奉化，去拜望当时“下野”在家的蒋介石，在蒋面前买好，以取得蒋的支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图谋位置；他还数度拜见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期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他多次接见“立法委员”和中外记者，吹嘘死守太原的高招和收拾残局的意见，并想创办报纸，作为他自己的舆论阵地。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阎锡山到广州后，就和CC分子联合发起，成立所谓“反共救国大同盟”，并担任主席，狂妄地提出了“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的口号，网罗各派系的残余。自以为通过这个组织，还能得到地方势力的拥戴，把广州建成“第二个太原”。也正是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和CC派的摇旗呐喊声中，阎锡山于1949年6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对于此时此地出任这个“高官”，阎的部下颇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入阁拜相，位极人臣，统率百官之职，哪有不就之理？另一种认为，自己手无寸铁，凡事都要看人脸色，仰人鼻息，挤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夹缝中，做也难为。阎锡山自己则表示：“我这内阁，犹如请来的大夫，只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就算尽到责任。至于病人是否肯依方服药，那就不是我这大夫能过问的了。”虽然表示的是“勉为其难”的态度，但为了显示自己反共的决心和不平凡的才学，不几日后，他就提出一个“扭转时局方案”：政治上要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军事上要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府机关要整饬吏治，提高威信，提倡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经济上要改革货币，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还要加强政治教育，澄清国民思想，摆脱共产诱惑，团结反共致胜，等等。规定后方省份都要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加强各地的反共行动；又与蒋介石、李宗仁等联名，借“纪念七七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