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5-失衡-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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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至今还会被人们不断提到。但对于这场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所做出的种种解释，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认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由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对这个变化或转型给予丝毫的轻视。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在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发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
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体来说，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推动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背景因素（2）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格局。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
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年中国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10多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第三个背景则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有人认为，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甚至有人将改革看作是对外开放的配套措施。这样的说法尽管不见得准确，但也可以说明对外开放在中国改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各种前期准备。尽管中国实际加入世贸组织是在2001年，但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准备实际上早就开始了。特别是在90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此项准备工作更是达到紧锣密鼓的程度。而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更使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建立起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将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调整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在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大程度进展。这些进展已经在开始对行政体制的改革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其中可以看到的是，第一，根据WTO规则和中国政府的承诺，近些年来一直在努力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清理、修改或者废止与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不相符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第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包括，强化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弱化政府微观管理职能，分化部分政府职能，转化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等。随着卷入全球化进程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加入世贸组织会在社会的层面产生如下一些重要影响：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全球化的过程意味着一些新的游戏规则的采用，而新的游戏规则，则会为一些新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在这些新的空间和机会结构中成长出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及职业群体也必然参与到利益分配过程，迫使原有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分化和重组。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目前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群体构成以及不同阶层的实际资源占有状况也会出现进一步变动。其次，新型社会组织将迅速成长壮大。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对外经贸活动的迅速拓展、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以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也会加快。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竞争的结果，必然带来经济组织与经济活动方式的创新，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一些经济职能将逐步分离出去，各种非政府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机构则会迅速成长。随着独立于政府的社会资源和新经济组织体系的扩张和利益群体以及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模式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变革。
在这一背景下，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协调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的社会中间组织也会加快发育和成长，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将会发生更大变化，市民社会框架将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种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与全球化的因素发生密切的关系。第一，失业问题有可能进一步严重。加入世贸组织将会对中国就业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远期和近期会有很大差别。劳动问题专家认为，从远期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每年可望增加200万～300万个就业机会；但从近期看，将使城镇失业人员额外增加300万～400万人，失业率大约攀升两个百分点。第二，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加入世贸组织初期，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贫富阶层分化已经相当明显。
从城市居民内部的情况看，1999年由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20％的高收入户收入占到总收入的424％，20％低收入户则仅占65％。不同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状况更为悬殊，占总调查户874％的富裕家庭拥有60％的金融资产，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结果，在农村，至1998年末，占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额的比重也高达55％，而占农村居民人口比重146％、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3％。在高收入群体中，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甚至亿万元者。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农村目前至少有3000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在城镇，据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入户调查结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100元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样本数的比例超过6％。第三，劳资矛盾会逐步成为最主要的群体间矛盾问题。
劳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可能集中于劳动者权益受损方面。如前所述，就业总量供大于求且结构不平衡，是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相当多的领域近乎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这就决定了在劳资双方的雇佣与谈判过程中，劳动力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就业完全取决于市场，包括工资福利、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和强度、职业稳定性以及其他人身权益在内的劳动者权益受损，就几乎无法避免。事实上，近些年来，类似问题在许多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乃至部分国有经济组织中已经频繁出现，并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初期若干年内，此类问题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2002）。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理想、批判与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有一些独特的背景，这个背景我概括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知识分子在哪里？在90年代，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几个名词几乎是消失了。其中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大家想一想，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等。那时候它是人们经常讲的词。为什么讲这个词？因为那时候知识分子被认定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但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汇确实用得比原来少得多。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人的概念。原来一说就是工人、工人阶级。在今天，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笼统地讲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很少了。过去十年里面，我们社会分化是越来越细化，在这当中，知识分子本身的分化也是同样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到知识分子，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知识分子在干什么？过去十年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实际要比80年代更为激化，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却是非常稳定的。国外学者觉得这是一个谜。在1998年我和两个朋友在《战略管理》上发表了很长的报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那里面我们提到一个观点，关于精英的结盟问题。精英的结盟是过去十年社会基本走势非常重要的基本前提条件。这个结盟表现在什么方面？首先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稳定的话语下，就稳定和结盟形成了基本的共识。接着，就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问题上，在地方的层面，在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形成了带有个人纽带的结盟关系。90年代前中期在知识界中出现了新保守主义，可以看作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对这个联盟的加入，而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加入到了这种联盟当中。这样又让我们从更现实的角度提出，知识分子在哪里，知识分子在干什么？第三个问题，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过去老是使用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这样的概念，似乎改革以来我们是朝着一个共同的趋势在走。
这样一种概念框架实际上会使得我们对中国社会一些极其重要的变化丧失敏感。90年代中期以来，我觉得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而且这个社会正在定型化，我用“断裂的社会〃来概括这样一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