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自传 作者:达利-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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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卢西亚的狗》把我从尘世的生涯引向胡安’米罗希望传授给我的那种生涯。我对他说：
“我喜欢从腐烂的驴子开始。这更紧迫。其他的随后会顺利地出现的。”
我没搞错。一天晚上，我在圆顶酒吧碰到了罗贝尔·德斯诺斯。他带我到他家里去。我像平时一样，臂下夹着一幅给人看的画。德斯诺斯想买它，可他没钱。他当然明白我放在这幅题为《春之初》的油画中独创的东西。我在这幅画中，用惊人的客观态度描绘了各种淫荡的乐趣。
他对我说：“这与大家在巴黎做的完全不同。”
这么说过后，他就怀着恶梦般的激动情绪，以不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抒情口吻谈论起罗伯斯庇尔，他不停地谈着，使我不由想睡觉了。正如每次听人长谈法国大革命那样，第二天我就犯了咽喉炎，而且还挺厉害。以往，我一旦略有发烧，便会看到有人围绕在找身边，给我无数过于庭重的关怀和照顾，可找现在浑身无力，不得不躺在床上，孤零一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突然之间，我感到这家旅馆太可怜了，它的整洁更成问题。当天夜里，我不得不起来，我发现天花板上贴着三个山子，是蟑螂还是臭虫？我把枕头朝它们扔去，可我很虚弱，打不到它们。我又沉重地倒在床上。耗尽了气力，找睡了个仍然焦躁不安的觉。醒来时，找注视着上方，缺少一个，它一定是落到我床上了。我感到恶心，开始抖床单和被子，可没找到它。突然，找吓得喊出声来，我把手伸向后背时，在只能用指尖碰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由于叶在我皮肤上。我无法弄下它来，越想弄下来，它就盯得越紧。我跳下床，站在镜子前。扭动身体，我能看见贴在我皮肉上的虫子，它圆圆的，吸足了我的血。这准是壁虱。我愤怒地用两个手指捏它，可无法把它弄下来。这只壁虱那么深地嵌入了皮肤，仿佛与我本人合为一体了。我始终不能弄掉它，好像它变成了连体双胞胎吓人的胚胎原基。我的害怕和厌恶太强烈了，找不得不做出一个野蛮的决定；我用剃刀片着手割皮肤上的壁虱，四面八方都割破了，才终于把它挑了出来，一股血流从背上涌出。我刚造成的这样一场失血，便找陷入半昏厥的状态中，我勉强挪动到门口，向公佣呼救。地板上留下了长长一串鲜红的血迹。我用一条床单缠绕在上半身，试图扎住伤口，防止大量出血。布上渗出了一大块血迹，我得转向盥洗室，但水流只是增加着大量的出血。女佣并没来。我发狂地撤着铃。我的房间仿佛变成了屠户的肉案子，床上、地毯上、墙上、衣柜的镜子上都是血。女佣终于出现在门口，地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就跑掉了。楼道里一遭嘈杂声向我宣告有人来了，这回同时出现了好几个人，为首的是旅馆经理，他问找出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可这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法语讲壁虱这个词。经理慈父般地用眼神鼓励我。他显得极为有人情味，极为想了解一切…··，
“这是一个咬着我的臭由！”
医生终于来了，我已经明白根本没有壁虱或臭虫叮在找背上，那不过是一个我完全了解的“痔”。医生对我说，自己做这样的手术太危险了。我向他解释把这个德当成一个寄生虫了，但白费劲，他并不相信我。
“我懂得这样的一块斑点长在脸上，有人会想消灭它，可就是那样，触动它也是荒唐的事！而长在后背上，这又能把你怎么样？”
我很快站了起来，又虚弱又沮丧，仿佛再不会恢复以往的健康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安达卢西亚的狗》还没路公众见面，我觉得它全搞砸了。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我就会把它毁掉。还缺半打腐烂的驴子，演员们很糟糕，脚本不少地方也缺乏足够的诗意。
除了影片，我还能做什么？我的某些粗话证明是无用的。我的羞怯妨碍我出风头，使我对自己不满。卡米尔·戈曼答应跟我订份合同，坦签约一直拖延着。
我没能成功地找到一位优雅女人，也没有人会接受听从我色情奇想的摆布。我像头发情的狗跑到街上，可什么也没找到。奇迹偶然出现时，我的羞怯又妨碍我接触它。多少个下午，我跑遍大道，坐在街头的咖啡座上向异性使眼色，我觉得街头散步的所有女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与我相同的欲望。可并非如此！满怀沮丧，我开始虐待一位丑陋的女人，我一分钟也不放过她，用热情的目光盯着她。每当她上了公共汽车，我就坐在她对面，用膝盖轻轻触碰她。她站起来，换了个座位。我不得不下车，在这充满敌意的、忽略我的大道的人流中，重又混入女人堆里（我只看见了女人）。然后呢？你想把整个巴黎放进去的袋子在哪儿？你真是大蠢货！就连丑女人也吸引不了。
回到旅馆乏味的房间里，双腿疲劳不堪，心中满含苦涩的悲哀。所有那些刺痛我眼睛的无法接近的女人占据了我的想象。面对带镜衣柜，我试着尽量延长时间，回忆一个又一个白天见到的形象，迫使她们向我显露她们身上我极为渴望的东西，从而实现了我孤独的祭献。令人疲惫不堪而又致命的长长一刻钟过后，我用紧握的手的全部野性力量，夺得了同灼热的辛酸泪水混合在一起的无上快感。巴黎有那么多的女人大腿，而在我不知不觉独自躺倒的床上，却没有一个来找我的。入睡前，我从不会忘记与天主教的简短交谈。
我经常去卢森堡公园，坐在长凳上，我哭了。一天晚上，我未来的画商戈曼带我去塔巴林舞厅，他让我注意由一位穿缀着闪光金属片连衣裙的女人陪伴着进来的某个男人。
“这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他在巴黎举足轻重，而且他也买画。他的夫人在瑞士。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女人是他的朋友。”
我们走过去同他们见面，喝过好几瓶香槟酒后，我们就熟识了。我觉得艾吕雅是位传说中的人物，他静静地饮酒，出神地凝视着我们周围的那些漂亮女人。我们离开前，他答应来年夏天到卡达凯斯来。
第二天晚上，我到奥塞站乘火车回西班牙。天空中的所有天使似乎都相约到车站餐厅陪伴我。我在餐厅仅仅吃了一盘细面条。从上回犯咽峡炎以来，我首次感到饿。
“萨尔瓦多，你现在不再需要生病了，既然你不再非要‘把巴黎放在袋子里’了。”
经验告诉我，每次人们想把某个东西放在袋子里，但又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人们就会生病。那些掌握局势的人，决不会是病人，哪怕他们的机体越来越弱并出现故障。于是我把我的疾病挂在奥塞站的衣帽架上，仿佛它是件在我将开创的夏天里无用的旧大衣。如果下个冬天需要大衣，我就去弄件新的。再见吧！
次日清晨醒来时，已是在卡塔卢尼亚了。我们穿过我亲爱的益浦当平原，从“塔楼磨坊”前经过。机车呼啸着、鸣响汽笛，很快就进入了费格拉斯车站。
经过在巴黎的疾病后，我体验到“最透明的”健康时期，它就像暴风雨过后的纯净天空一样。我说“透明的”，因为这恰似我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重又兴盛起来的我解剖学的所有粘稠小机械的完美功能。一种股胜的预感在我心中渐趋明显了。这只能是在某一位女人躯体中复活的加露棋卡。
一旦我回到卡达凯斯，我立刻就被童年的记忆包围了起来。在我的青春期和我两次居留巴黎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全被我总是无法确定它们出现的明确时间，可却坚信我在童年时期确实见过的那些形象掩没了。我看到一些遍体是绿色的幼鹿在我狂喜的眼前经过。只有它们的角是储石色的。这或许是些拓印画，但它们的轮廓似乎是那么明确，我很容易重新画出它们来。另一些形象大批涌来，它们时常更为复杂难解：一个兔子头，上面的眼睛就像叠印的鹦鹉眼睛；一条鱼的嘴上长着只殊标。如果我划船荡桨的话，那么我就能看到在我周围突然涌现大量五颜六色的小小女式阳伞，这使我一天的其余时间都有种无法形容的喜悦之感。
好几天，我都听任自己完全沉迷在追随这些形象的乐趣之中，此后我决定依照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用尽量忠实再现它们的方式完成一幅画。我决不把个人的好恶掺入其中。它将成为一幅超现实主义能靠它壮大声势的最真实作品之一。它首先将是不寻常的，远远不同于达达主义者“凭经验”摆布成的诗意的拼贴作品，而且同契里柯的形而上绘画是对立的。人们将不得不承认它的原生物特色。这与抽象画家们诗意的软弱也是对立的。我会是超现实主义仅有的独一无二的画家，无论如何恰如这一运动的首领和教宗安德烈·布列东声称他希望的那样。然而他看到我的画时，在某些粗俗的因素前踌躇了许久，因为前景上，能看到一个背影，其短裤上沾满粪便。这种因素中不自觉的方面，在全部精神病理学的图像志里是如此有特色，应当能使他满足。可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这只不过是模拟粪便的东西。从我的观点看，这种自身如此理想主义的狭隘精神，正是超现实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智力缺陷”。人们在并不需要等级制的地方建立了一些等级制。一处粪便和一块水晶石，两者都是从潜意识中产生的，它们的价值相等。相反，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却都否定了传统的等级制！
日出时分，我醒了，没洗脸也没穿衣，就坐在房间中面对床的画架前。早晨最初的形象就是我画布上的形象，同样它也将是我人睡前看到的最后形象。为了能在睡眠期间保持住它的图形，我用眼睛凝视着它，通过这种方式，我尽力使自己人睡，好几次，我深夜起来，在月光中注视它一阵子。有时，在两次打诚期间，我打开电灯，凝视这件缠住我不放的作品。整个白天，我坐在两架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好像一位通灵者那样，要从中看到我自己想象的各种因素突然涌现出来。那些形象恰当地出现在这格面上时，我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们画下来。可有时看不到任何东西出现，我就得等待几个小时，闲着无事可干，握在手中的画笔一动不动。我也有些虚假的形象，它们在消失前，令我气急败坏，犹疑不决，我思忖着：“那么，她是在洗澡吗我攀登在岩礁间，躲开一阵阵微风，让自已被晒热，然后一下子纵身跳入湛蓝的海水中，这深深的海水比我从塔楼磨坊高处隐约看到的那些海水更加深不可测。我裸露的身体抱住了我的灵魂，一边抚摸她一边向她重复：“等一等，她就会来的！”可我的灵魂不喜欢这一类的拥抱，以青春的过于激烈的冲动方式试图挣脱掉。“别这么抱紧我，”她说，“你很清楚她是来找你的广这么说过后，我的灵魂不再洗澡了，她坐在阴影下，完全就像我童年时的奶妈那样跟我说：“去，去玩吧！你累了时，再回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家。
下午，重新面对画布，我一直画到黄昏时分。满月使我灵魂中母性的潮汐涨了起来，并用它平淡的光照耀着我那穿着夏天连衣裙的加露棋卡非现实的身体，从我童年的虚假记忆以来，她跟我一样，也长大了。我的整个灵魂锁在渴望她。她走过来，但随着她越来越接近我，我尽力使那给人极大快感的期待多延长华时间。我对自己说：“享受吧，享受这一美妙的时刻吧！她还没来到这儿呢。”于是，我把枕头套都咬透了，这对我再一次从我的身体中得到了那比蜜还甜的孤独快乐。哎喀，哎喀！我的灵魂扶叫起来，地喊过之后，我就经营了，没敢碰一不伸直身子躺在我旁边的、赢默无声的、无知无党的加思改卡。
她在我之前就醒了；太阳升起时，我才睁开眼睛，我发现她站在画旁，在守护着。我请大家谅解我在动手证明这个“灵魂”是一个寓意时会有的粗略。不过这是在我当时的幻想中占据着相当明确位置的一个熟悉的寓意。我之所以向大家指出这一点，这是因为下述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幻觉，我一生中体验过的唯一真正的幻觉。我要最准确地叙述它，以便不使它同我其他的从没达到这种视觉强度的幻觉混淆起来。
那是个星期天，平常这天我总是起得很迟，大约在十二点半左右。由于要大小便，我才醒了过来，走出房间到二楼上厕所。在楼梯的平台处，我碰到父亲，跟他讲了会话，似乎有一刻钟光景。由于这件事，排除了我上厕所是个梦的可能性。我清醒了。我回到房间，打开门，我看到在窗前坐着一位非常高大的女人，她穿了件类似长睡衣的服装，以侧四分之三的方式坐在那儿。尽管这位女人从肉体上说是绝对真实的，但是我还是立即就明白我产生了一个幻觉，而出乎我的预料，我对此竟然毫无印象。我重又回到床上，以便最舒服地审视这个惊人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看到她，我始终坐在床上，可我想整理下背后的两个枕头，还不到一秒钟，在我转过头来时，她就不见了。她并不是慢慢地融化的，而是突然消失的。
这个幻觉使我希望还有别的幻觉。可幻觉不再重复出现了。然而每当我打开门，我就感到有可能看见某个不正常的东西，不过在那时，我实际上也并非“正常”的。有各种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确定“正常”与“非正常”的界限再也不是基于活的生命。如果我说1929年在卡达凯斯我不正常，这只是同我写这本书的今天比较而言的。无可争辩，通过适应现实，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几乎无法置信的进展。在我有最初的幻觉时，我热衷于我身体中种种不正常症状，竟然达到要去激发它们的地步。每天早上，我都要浇灌一下我疯狂的植物，这只是因为在它长出将吞噬我自己生命的花与果之际，我了解到应当用脚踢踏碎这个植物，让它回到地下并重新征服我的“生命空间”。听到“为荒谬而荒谬”的口号，我应当在年底换上已经成为天主教精华的“征服荒谬”的口号。荒谬给我留下了它的各种秘密，我通过奋力进行我的毁灭性的征服，通过试图把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拖向我，从而小心地保护了这些秘密。
在1929年，这时已因此成了男子汉的我，住在用石灰刷白的卡达凯斯，住在这个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小村庄。我是个男子汉，我每天都尽力变得更疯一点儿。就在这时，我开始染上大笑的毛病，它发作的太剧烈了，我随后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我为什么笑？几乎没什么理由。例如，我想象着三位很矮小的神父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一座像皇村中日本式花园里的罗锅桥，他们之中最后一位也是最矮小的一位神父刚要走过桥的那一瞬间，我死命从后面踢了他一脚。他像只遭围捕老鼠似的停了下来，调转方向飞奔着逃掉了。我从后面踢他时，这位矮小的神父脸上流露出的惊恐表情，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我只要回忆一下这个场面，就会捧腹大笑，根本无法停住和忍住，而且我在任何场合下，都会因想到这件事而大笑不止。
大量例子中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