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的舌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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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表姐出国了，那个疼她的表姐的男朋友也结婚了，卷毛孩子头发再也不卷了，又没人教她梳头，卷毛孩子就剪掉了长头发。再后来，卷毛孩子被保送进了市重点中学。每天可以趾高气昂地骑着自行车穿过弄堂了，可是卷毛孩子的心里却还是怯怯的。每个门窗后面，开启的和关闭的，都有一双眼睛，像仪式一样，可是一点不神圣。
第三部分瘦谷：食草二题 1 （图）
与地球上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即使在食物选择方面仍然有着“老大”特殊化的派头，其他动物绝大多数要不食草要不食肉，而人却草肉通吃。 我生于农家，属于真正的“草根”，所以也常以“草寇稗类”自居。遥想当年，食草是饮食常态，而食肉才是穷馑日子中的奢侈惊喜。而现在，却因担心自己的血脂而偏于食草，远离高脂肪、高蛋白食品，竟有恍若隔世之感。某日郊游一老板朋友请大家吃“农家饭”，菜品以野菜居多，结果上菜时一老兄说：“这菜在我们乡下是喂猪的。”再上菜时，他又说：“这菜在我们乡下连猪都不吃。”弄得老板朋友很尴尬。 我们公司用人比较狠，按大家的说法是：“男人当驴使，女人当男人使。”这么说来，本人的日子真是“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了。 说到食草，我虽不是素食主义者，但也觉得食草有一种文化的、自然的亲近，不像食肉，虽大快朵颐，但总有一种弱肉强食的野蛮；为此暗想，若厨房中烹煮的只是粮食和草蔬，孔子断不会说“君子远疱厨”，视厨房为“是非之地”而与之划清界线。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其实不然。所以周星星同学的电影《月光宝盒》中唐僧就说：“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他扔掉会污染环境，要是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 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才离真理更近。所以，怀乡之情，便多与花花草草有关，口腹之欲、口腹之思若因花花草草而生，人生似乎就有了“餐风饮露”的蝉一般圣洁。
棉花草（鼠曲草） 一直不知道成都平原俗称“棉花草”的野菜学名叫什么，近日重读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才恍然大悟，棉花草就是冯先生诗中写到的“鼠曲草”。准确地说，在成都平原用于蒸食“棉花草馍馍”的是“小米鼠曲”。 棉花草在故乡除了在春分、清明前后用着蒸食棉花草馍馍一途外，好像再也没有了别的食用方法。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它没有被凉拌过，也没有被炒食过。 我想，成都平原的人之所以把鼠曲草叫做“棉花草”，是因为小米鼠曲刚长出还无茎的时候，叶呈浅白色，叶脉上有一种像棉花纤维一样的白色细绒毛吧；而晒干之后，也很柔韧。 我国食用棉花草的地方不少，但大多在南方，时间在清明时节，所以有的地方又叫它“清明草”；成都平原则在春分时食用；还有的地方则在“社日”吃用棉花草做的“社馍馍”。 说到社日，现在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个日子了。社日，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节日。周代以立春、立秋后的甲日为社日，以后多有变化，到唐代才固定下来，以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戌日为春社日和秋社日。社日，可以说是盛大的饮酒的节日，是广大农民祈丰年、庆丰收的节日，特别是在元代以前的唐宋时期。土地神，也叫杜神、社公、社鬼，至迟在夏代，已有了祭祀社神的活动。《礼记•；月令》、《周礼•；地官》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为此有些地方还筑有“社宫”、“社庙”、“社坛”或为祭祀社神与谷神用的“社稷坛”。唐代诗人王驾有《社日》，充分表现了春社日时人们的欢乐：“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树半掩扉。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当然，吃“社馍馍”是在春社日。 成都平原有过春分会的习惯。春分日，各乡镇纷纷举办庙会，人们到乡间采摘“棉花草”等野菜，洗净切碎后与糯米粉均匀混合在一起，内包肉馅，外包头年的玉米苞衣或芦竹叶，用线系好，放到蒸笼里蒸，蒸好后全家分食，糯软清香，味道鲜美。这种馍馍，一般的人就叫棉花草馍馍，很少的人则会郑重地叫它“春分馍馍”。 棉花草馍馍的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鲜肉馅，鲜猪肉切成丁，佐以冬菜及碎葱、韭黄、花椒等调味；另一种则是腊肉切成丁，把水浸泡过后的干盐菜切碎，加上花椒，和在一起。不管是鲜肉还是腊肉，都需是那种肥瘦各半的类型，蒸出的棉花草馍馍才香，才好吃得流油。 棉花草馍馍冷了之后，很硬实，不易消化，需热蒸或油煎后再食。油煎后，有些像水煎包，风味不同，但照样好吃。 对于包子、馍馍类，我的食饮经历告诉我，棉花草馍馍是最好吃的。至今难忘。 有点流口水了啊！一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吃过了。 清明节，成都平原人则吃艾草馍馍，馅一样，只是把棉花草换成绿嫩的艾草而已。 川西高原的藏族有把棉花草晒干后，做成“火草”的“技术”——就是把干棉花草做成绳，用火时砾石点着“火草”，用来生火。
第三部分瘦谷：食草二题 2
周作人先生《故乡的野菜》一文中也说到鼠曲草：“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
冯至先生在他的《十四行集》中的有一首诗就叫《鼠曲草》。那会儿是抗日战争时期，冯先生任职于西南联大，住在昆明的郊外。而在《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冯至先生写道：
“其次就是鼠曲草。这种在欧洲非登上阿尔卑斯山的高处不容易采撷得到的名贵的小草。在这里每逢暮春和初秋却一年两季地开遍了山坡。我爱它那从叶子演变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有谁要认识这小草的意义吗？我愿意指给他看：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曲从杂草中露出头来。这时我正从城里来，我看见这幅图像，觉得我随身带来的纷扰都变成深秋的黄叶，自然而然地凋落了。这使我知道，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那消逝了的村庄必定也曾经像是这个少女，抱着自己的朴质，春秋佳日，被这些白色的小草围绕着，在山腰里一言不语地负担着一切。后来一个横来的运命使它骤然死去，不留下一些夸耀后人的事迹。”
可见，冯至先生对棉花草之爱。而我，对于棉花草这种精神上的认识，应该是我散记这篇《棉花草》时意外的收获吧。
鱼腥草
鱼腥草称蕺，与著名的古城绍兴有关。绍兴是古代越国的首都，那里有座蕺山。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为了雪耻报仇，节衣缩食，卧薪尝胆，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经常登山采食一种带有鱼腥味的野生蕺菜，以牢记国耻。绍兴的蕺山很可能就是勾践采蕺菜的那座山。这段史料说明，蕺菜作为食用，至少已有2400年的历史了。
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解释鱼腥草说：“秦人谓之菹子。菹、蕺音相近也。其叶腥气，故俗呼为鱼腥草”。他引证“赵叔文医方云：鱼腥草即紫蕺。叶似荇，其状三角，一边红，一边青。可以养猪”。
其实《本草纲目》并不十分可信，譬如：“寡妇床头土，主治耳上蚀疮”；而“噎塞不通”，“寡妇木梳一枚烧灰，煎锁匙汤调下二钱”可治，让我当年读《本草纲目》读得哈哈大笑。
叫“蕺菜”的鱼腥草，还有好多俗名，叫得最多的是“折耳根”，也可能是“摘耳根”，或“侧耳根”，我们成都平原则叫它“猪屁股”，也有人叫它“猪鼻孔”的。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鱼腥草在成都平原俗称“猪屁股”，这是因为我觉得鱼腥草的叶子像一扇猪屁股。而“猪鼻孔”则语出无据，至少我找不到为什么成都平原的人要把鱼腥草称为“猪鼻孔”的原因。
猪被屠后，其屁股在成都平原被之为“坐礅儿”；前些年的春节前，四川人家家户户都要自腌腊肉，而“坐礅儿”是腌腊肉最好的猪肉。
我家在成都平原，猪屁股在河边阴湿的地方自然生成，采摘食之者甚少，但都知道它可食，只是不太能接受它的异味，所以不吃。要知道，一般的四川人连元荽的味道都接受不了。我记得我们院子有一家主人在成都一纺织厂上班的人家，他们家喜欢吃元荽，每回走过他家的菜园，我都会因受不了元荽的气味绕着走。
我小的时候，家里凉拌过猪屁股吃，凉拌的是叶子，没觉得多好吃，也没觉得不好吃。
吃得最多的一次是1997年去云南旅行，除了早餐一路上每顿都在吃猪屁股，只不过都是猪屁股黄白色的根，云南人叫它为折耳根。每一顿，一盘折耳根都会被大家吃得一干二净，要知道一行七八人中，只有我一人是南方人（西南人）。
我发觉，折耳根就云南土产的青稞酒，味道奇好，大可回味；若喝啤酒，则逊色不少。这大约是啤酒不能中和其腥味的原因吧。比如，吃海鲜也宜喝白酒或黄酒，而不宜喝啤酒。
猪屁股清热解毒，算是“药食同源”的野生佳蔬，可食嫩叶、根茎，可凉拌生吃，可炒腊肉，鲜嫩“腥”香，可开其胃助酒。
在北京，我最早在亚运村的“黄果树酒楼”吃到它，一听店名就知道该饭店是一贵州菜馆，那会儿我甚至不惜从北京的大西边跑去吃该菜；后来在东北三环的“乡老坎酒店”与之相遇，是我们成都平原人最喜欢吃的嫩叶，其中加少许莴笋丝和青葫豆，所以好长一段时间，“乡老坎酒店”都成了我们一干人等吃饭的定点餐厅，好两回到机场接了人就直奔“乡老坎”，其中好几个四川小姑娘的服务员都认识俺。该店的清炒菀豆颠儿也甚好。可惜近来这两道菜都没有了，说是这个季节这两个菜太老。其实是说辞，谁都知道现在的菜蔬都是大棚菜，那有什么季节和时令的说法。此外，在北京的“三个贵州人”、“渝乡人家”都有凉拌折耳根，但只有“三个贵州人”有折耳根炒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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