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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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用戴维·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
这些现代化和发展的文献，就像集权主义模式一样，孕育出了关于中国政治和发展的某些观点。然而，就特定的模式而言，其影响力却很小。研究中国的学者就像采购货物一样地利用之——在这儿引用一点，在那儿检验一个假说——但很少有人从中采用任何一般性的观点。
有一点很显然，即这些文献本身太松散，摊得太大，以致没有多大帮助；到了70年代，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缘由是其种族中心论的偏见和经验上的缺陷。作为批评的例子，见R桑德布鲁克《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危机”》，载《
发展研究杂志》第12卷第2期（1976年11月），第165～185页；以及DC梯
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一种批评观点》，载《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第15卷第2期（1973年3月），第199～226页。而且，尽管中国脱离了共产主义苏联，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作用，以及它的革命起源也有别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
对这种悖论作出的一个反应是把这里所讨论的两个一般性观点结合起来，即按照基本结构把中国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归一类，同时又不得不注意到，它所必须处理的发展问题更接近第三世界的同类问题。一般来说，这是本书所属的系列丛书的一个核心卷本所持的观点。GA阿尔蒙德和GB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第2版，波士顿，1978年，第71～76页、381～387页，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把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体制称作“渗透性、激进的权威主义”体制，从而把它们与那些未曾达到像共产主义体制已实现的那种动员和渗透的民主体制和各种非民主体制区别了开来。他们还把中国与其他几个追求“权威主义的技术动员”发展战略的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划归一类。诸如此类的标签只是大致地符合事实，因为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强调的，中国经历过可以说是彻底地应用上面所引用的这些变量的时期；也就是说，它依次地或积累性地表现出了这些特征，而不是在它的整个历史中一下子表现出来。然而，基本点仍然显而易见：中国与共产主义国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与第三世界共有许多发展战略和问题。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3）
中国模式
以集权主义、共产主义或是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中国，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实际上转向把中国政治体制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型来处理。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大多引用了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但他们实际认为自己所研究的这个体制是独特的，足以确立一个独立模式的基础。这种趋向在中国研究领域是自然的，又由于汉学传统中把中国问题研究当作一个自成体系的领域而得到了强化。确实，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于社会科学或比较概念侵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存有抵触情绪，以致其他人认为该领域的一些问题处在不愿接受外部观念指导的状况之中。《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和学科的研讨会》，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3卷第4期（1968年8月），第505～538页；C约翰逊《中国问题学者中社会科学的作用》，载《世界政治学》第17卷第2期（1965年1月），第256～271页；以及RW威尔逊《中国研究的危机》，载《世界政治学》第23卷第2期（1971年1月），第295～317页。
然而，70年代对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激烈的批评，指责西方学者未能认真地对待中国模式，他们将自己的种族中心观念和价值观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从而错误地理解和解释中国革命以及从中产生的毛泽东主义体制。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表述，可参见J佩克《革命与现代化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载V尼和佩克编《中国从1840年至今不间断的革命》，纽约，1973年，第57～217页。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观点？西方学者是否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功用？
这一论题大多产生于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直到1976年统治了中国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看起来使中国脱离了集权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和各种发展中国家模式，并规定了取代这些模式的毛泽东主义形式的发展模式的主要方面。因此，正如在辩论中所引证的，“中国模式”确实意味着一种“毛泽东主义模式”，人们认为它具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其目标是国家独立和自力更生，朝向自给自足以避免经济和政治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第二，它寻求全面发展，强调农业部门，该部门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最可能落后；它提倡中央集权化，以刺激地方增长和积极性，并指导资源（人力、服务、设施和资金）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第三，
它强调大众动员和参与，以此作为达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也以类似的态度看待伴随着将这种群众运动的做法神圣化而来的知识和技能的贬值。第四，它坚持继续革命，认为反复的、有可能是暴力的斗争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必要的，这种复辟倾向甚至有可能在党内产生。正确的意识形态——绝对地献身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共享的社会——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之，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评价人物及其行为、社会和文化表现的首要标准。
这几个重要原则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逝世前20年（特别是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所持续推行的毛泽东主义的总结。这些一般原则和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体制下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出发点。然而，人们如果在用这些观念表述中国模式时可达成相当的共识，那为什么还在持续地辩论西方的偏见是否阻碍了或歪曲了我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这一问题呢？答案在于，观察家们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毛泽东主义模式是个可取代其他发展战略的一个独特模式，而在该模式的功能、有效性和价值问题上也仍然存在着分歧。
对这一模式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各有众多的理由。有些人论证说，它主要可用作比喻或是布置橱窗，而掩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政治和严酷的现实。按此观点，这个模式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某些政策符合这一模式，某些理想主义者也相信它。另外一些人认为，人们虽然信奉并实践毛泽东主义，但它并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个乌托邦，因为它强调民众主义和意识形态，把这些置于计划和专业技能之上，并且认为，在我们这个技术上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实行自力更生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则看到，这一模式开始实现它的某些目标，但他们在这些目标的价值上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主义对它所可能实现的任何目标（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的目标），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4）
另一方面，仍有一些人承认毛泽东主义词句上的真实功用，彻底实践这个模式的长期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对于实现其目标的有效性，或是该模式的规范价值等等方面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但他们依然被这一模式的精神所感动，并相信它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批评家们表现出了某些种族中心主义或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从而有意无意地歪曲了毛泽东主义，其原因是毛泽东主义模式向自由主义、西方或苏联式的发展模式或是唯物主义的工业化文明伦理的正统发出了挑战。他们的批评者则认为，这些持同情态度的人过于天真，从最好处说是孤陋寡闻，从最坏处说则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毛泽东主义宣传的工具。
当然，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对这一模式并未采取严格的赞成或反对的立场，而是分处于上面所列举的各种观点谱系的不同点上，随着毛泽东主义时期政治的进展，有时也改变他们的观点。当然明显的是，由“文化大革命”激发出来的中国人的政治激情在外国观察家那里也找到了对应的派别，这些观察家中大多数人接受这样的前提，即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并且只能用其自身的术语去理解，尽管他们在哪些外国人能够突破自己的文化障碍，按照中国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中国这一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日子里，新的视角改变了围绕毛泽东主义模式展开的争论的内容。历史的回顾表明，该模式并不像其论敌所推论的那样明晰透彻，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采取了许多不同的立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也作出了某些重要的变更——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从未使毛泽东主义充分地体制化，从而使中国确实成为这一模式的一个检验案例。毛泽东主义作为一个取代那些更定型模式的模式，在理论上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一段时期内它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但它并不代表中国政治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历史中的全部实际运作。而且，毛泽东以后的政策已把中国从较大独立性的自给自足的方向转移开，突出了中国和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在似乎是更常规的发展战略中强调科学、技术和合理的计划。换言之，看起来并不存在独特的“中国模式”——毛泽东主义或是其他模式——除非是说任何独立的体制都会显出某种独特的民族特性。最后，近期的政策包括开放国外旅行和居住，收集较好的统计资料，中国出版界更开明的编辑政策，今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因此而比1949年后的任何时期都可得到更好的资料和更广泛的来源。由于了解中国当前和过去运作情形方面条件的改善，对于曾经为早期的辩论提供了大部分火药的那些种类的理论概括，外国观察家现在看起来是采取了更加慎重的态度。
从这些关于论题和模式的争论的长时期转换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即其中的大部分转变都只是出于观察家眼睛本身的变化。许多年以前，在朝鲜战争之后，哈罗尔德·伊萨克斯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有关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变化，与其说是中国特征本身的变化，倒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HR伊萨克斯《亚洲的形象》，纽约1962年。最初以《我们头脑中的一些随想》出版，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58年。
最近，另一位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结论对80年代初期许多美国人在评价中国时持有的主导观念持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这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程的消极面的强调并不反映中国情况本身的恶化，以此来扭转对“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的玫瑰红色的印象，也不代表至少是反映了以前以可取的方式解释可得资料的倾向。H哈定《来自中国，轻视的态度：中国研究中的新倾向》，载《亚洲研究》第22卷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与此相反，当作出这些悲观的报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并采取了许多外国观察家所赞同的那种发展政策。毫无疑问，中国政治的新阶段为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带来了值得欢迎的新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如果避免了以前辩论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刻板的形象，那还很可能履行其他的承诺。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4节 中国政治中的多样性与变革
上述对中国政治背景和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所辩论的几个论题和模式的考察，向读者介绍了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特征的某些变革和多样性。如果得出结论说，不可能作出有关中国政治的概括，没有一个模式能适合这一体制，或是这一体制不属于任何类型，那将是错误的。本书第四章，在考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机制和意识形态之后，我们将提出如何为中国的体制归类的问题。我们将论证，不可将中国轻易地归入任何一个范畴，研究中国的学生为了最有成果地探究不同的时代和课题，头脑中必须记住几种论点和模式。
中国的一项重要的转变是向革命后时代的转变，它发生在（如果需要引用一个参考日期的话）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在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中，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内“继续革命”的尝试中，以及在1976年以后宣布革命的群众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49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三个主要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由反映它的首要特征和目标的不同模式来代表：一个是从1949—1957年的苏联时期和模式，中共在此期间在公认的苏联影响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从1958—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时期，全部努力都是按照毛泽东所规定的革命目标重新为中国政治导向；以及从1976年至今的一个新时期和模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规定之下，它改变了毛泽东主义的许多政策，恢复了苏联时期的某些特征，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类似于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外部导向的发展战略。如果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它也不能等同于这些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模式，而必须在各个时期之中调整这一模式变量的范围。
中国政治的背景是某种稳定性或可预见性的来源之一，因为它设定了中国的中坚分子必须着手开展工作的“给予物”或叫原材料，但它并不决定特定的政治后果。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力量的结合，产生了一些必须一次次反复提出的超验的问题或疑问：在革命和工业化之间，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外来的与本土的方法之间，在互相依赖与自给自足之间，在物质的与精神的目标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来就不完全是首创性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为此而考虑了一个多世纪了。换言之，这一背景看起来为当代政治中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提供了先例或类比。然而，历史的发展改变了政治的情境，因此，围绕这些长期存在的论题的争议总是提出旧议论的新变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还必须切记中国文化、社会和地区的多样性。一般来说，必须将中国和中国人当作一个单位来考察，然而，当更详尽地考察这个社会的政治时，它的不寻常的多样性就凸显了出来。从文化上说，它分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93％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全部人口大约67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