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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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当于20年前的日本和苏联的经济。DH帕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后果》，载R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普林梯斯—霍尔出版公司1981年，第115～117页。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温度区域的南北大跨度，地理形态上的多样化，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使它具有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主要力量的潜力。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将实现这种潜力。见以上引书，并可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部分》，华盛顿GPO1982年；特别是RF德恩伯格《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寻求自足的增长：一种估价》，第19～76页，以及阿瑟·小艾斯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与长期表现》，第99～118页。
中国的领土占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它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接壤，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为邻。它占据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集中居住着世界的众多人口。从外交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1年起就是联合国和它的安理会的成员国；到1983年，它与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超过400万人，其中军人占了300万人以上。
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核装置，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导弹发射能力在增长，尽管还落在超级大国的后面很远。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1978年12月美国对它外交上的承认，为它完全加入国际社会移去了最后一个正式障碍。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3）
上面是对中国的国际背景的一个十分简化的看法，它强调这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份量。这种观点必须由以下几点来作补充。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它的绝对值，而不是它的发展水准。尽管有着高增长记录和30年的快速工业化，但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它仍然严重地依赖于其农业部门。按人均国民总产值（约400美元）计算，它仍然处在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而且，它的食物—人口平衡是不稳定的，从而使发展战略问题复杂化了。其基本问题在于，仅有50％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而大部分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集中于中国全部土地中1/6的良田上。为了支持工业化和养活全部人口，中国必须保持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它已经这样做了，但所超过值很小。在60年代的危机时期，人均谷物产量远远低于50年代的高峰水平，直到70年代末才达到新的高峰。近年减低的人口增长率（1983年和1984年均为1％），以及1976年以后由于采取新的农业政策（“承包责任制”）而大大促进的农业生产，都有助于使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这些趋势减轻了食品—人口平衡问题的压力；当然，假如连年歉收或再来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仍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食品短缺。无论如何，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农业技术的革命。当前通过增大对农户的物质刺激来促进农业增长，这种努力并没有结束如何将技术改造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的争论。
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有其他一些麻烦。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可能破坏在国家控制之下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交通和住房落后于其他方面，此外，中国尽管在能源方面有惊人的潜力，但却一直存在能源短缺。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是未来经济和军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80年代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越来越依赖外贸、技术和资本，这就向中国的政治上层人物提出了微妙的政治问题。臃肿的官僚机构倾向于保持低效率和抗拒变革。简言之，中国在世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将轻易实现、自然发生，或不再具有严重的内部紧张和冲突。
其次，当前中国跟国际体系的合作，与它对过去的国际冲突和不安全感的体验形成了反差，这些冲突和不安定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一个特色。在整个50和60年代，它把美国看作是对它的安全的主要威胁。由于美国卷入了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由于美国与日本、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澳美新条约国等国家建立的军事安全条约，也由于美国人包围和孤立中国的种种做法。美国的支持使得台湾政权一直到1971年还在联合国占据中国的席位，并得到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外交承认。与印度的严重领土争端导致1962年的短期边界战争，随后便是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多年紧张关系。在60年代，中国人强烈地担忧日本的再度军事化。最重要的是，1960年以后中苏冲突的加剧使得中国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潜在目标。1969年与苏联的边界交火，使苏联突出地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并且成了导致中美两国在70年代重新接近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此以后，特别是自从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随着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和贸易的稳步增长，中国的外交关系表现得更为和平（主要的例外是中国与越南的边界冲突）。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4）
然而，中国相对孤立和不安全的先前那段时期仍然是重要的，其部分缘由是它使自力更生与影响了政治上一代人的革命好战情绪相结合，部分则是因为某些特定的争议悬而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对台湾、印度和苏联边境地区以及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群岛提出未决的领土要求。对这些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从长期的预测来看，却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作为一个力争赶超的军事落后的大国，中国对国际限制军备和核试验的条约持怀疑态度。它的对外贸易仍然相对薄弱，正如1983年400亿美元的估计外贸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而同期台湾的外贸额估计为450亿美元，香港则为350亿美元。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并未结束对中国北部边境安全的威胁。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地低于苏联的实力，因此，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上，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仍然具有高度的优先性。
最后，如果认为中国已加入“国际俱乐部”，那是有悖于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革命力量的形象的，这种形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主导了中国人自己和外国人的看法。在这些年里，中国越来越表现出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是世界权力结构的自觉反对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取代西方和苏联发展模式的一种新选择，中国内部毛泽东主义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里不准备评价毛泽东主义模式的特异性作为有关毛泽东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异性和移植的可能性的争议的一个例子，见约翰·戈莱《中国的经济和毛泽东主义战略》，纽约《每周评论》1976年；M奥克森伯格编《中国的发展经验》，纽约，1973年；R特里尔编《中国的差异》，纽约，1979年；D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中的毛泽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应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和许多外国观察者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超级大国世界的反对者和明确的取代模式——一支必定要向现存秩序挑战而不是迁就它的追求激进变革的力量。这种形象使现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复杂化了，自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之后，他们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以追求国家安全和获得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国外贸易、技术和资本。
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背景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中国革命时代变革的广度和速度，同时又得认识它与植根于中国两千年帝国秩序中的那些模式的联系，必须考虑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关这场革命的那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派别之见，同时又要使用这些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惊人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与棘手的问题和落后面并存；必须思考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寻求安全和支持的努力，尽管它试图改造这种秩序并避开其局限性；还必须理解中国朝向或者脱离毛泽东主义、苏联和西方发展模式概念的运动的辩证法。这些挑战加强了这个课题的迷人性质，并有助于解释，围绕着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究竟应强调哪些问题和哪些模式这一议题，外国观察家何以展开过这么多的辩论。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学者们试图追踪中国革命和革命以后富有挑战性的现实时，这种围绕问题和模式的辩论何以一直在变化着。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1）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争论和对它的总结是围绕着与它的历史有关的问题，乃至对于这个新政权的定性问题而展开的。这种历史导向有许多理由。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在这一领域中的政治学家却相对寥寥。由于共产党政府的新颖性和有关它的信息的不确切性，人们不大愿意对1949年以后的事件作彻底的考察。就美国人而言，拒绝与中国大陆接触，老是盯着中国何以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些问题左右了政治的思考。有段时间，所有这些考虑都失去了它在某些方面的吸引力，直接针对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然而，关于共产党的性质的争议过多地依靠1949年以前的资料和文献，这种倾向曾垄断了早期总结共产主义制度的尝试。这种争议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的论题或争论点：毛泽东主义的独立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中国与外国影响；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根源。
毛泽东主义与正统思想
关于“毛泽东主义”的争论是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治而展开的最明显的、充满异议的和持久的辩论。当《中国季刊》（这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刊物）在1960年开始出版时，“毛泽东主义”是该刊头两期两篇主要文章的论题KA惠特福格尔《“毛泽东主义”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1、2期（1960年1—3月、4—6月），第72～86、16～34页；以及B施瓦兹《关于〈“毛泽东主义”传说〉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2期（1960年4—6月），第35～42页。；这种选择恰恰表明了它看起来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论题。这里不去陈述这位或者那位个别作者的具体论点，而只是简单地摆出这场辩论中的一般倾向。赞成“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的人认为， 由毛泽东领导体制所规定、并由他的著作所阐述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其形式是独特的、叛道的或异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独立于莫斯科。那些赞成中国“正统”而不赞成“毛泽东主义”提法的人则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战略多远，他们觉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依赖于莫斯科。当然在事实上，这场辩论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而且正如上述简化了的说法所表明的，它提出了对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政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与莫斯科没有密切联系的革命者呢，抑或他们不过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种运动的中国分部的领导人？
中苏冲突解决了有关中国政治独立性的问题，支持了“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尽管在50年代俄国人对中国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表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在西方也普遍地把毛泽东主义（中国人自己绝少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当作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独特分部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接受。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的胜利自然加强了那些强调它的1949年以前的根源的人们的观点。对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绝妙考察，见SR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修订版，纽约，1969年，还可见于B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1917—1935》，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2年。然而，关于毛泽东主义的辩论仍然在两条广阔的阵线上展开。第一，对毛泽东早期偏离苏联学说的确切时间和程度仍然有争议，争论集中于1927—1935年间革命战略的复杂细节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例如见萧佐良（Hsiao Tsoling）《中国共产主义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IJ金《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江西苏维埃》，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JE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S斯瓦鲁普《1927—1934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以及RC索恩顿《1928—1931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二，目前正在开展的究竟谁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讨论，是近期内更引起人们兴趣的论题。假定在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重要差别（目前已经看不到像过去那样否认这种差别的情况了），那么，是毛泽东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更符合其父辈学说？俄国人和一些西方分析家尽管观点并不一致，但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更正统，而毛泽东主义则偏离了正统，它偏向了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者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某种变种。中国人和另一些西方分析家（观点也不一致）则认为，毛泽东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而苏联表现出朝向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和全面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异端倾向。见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上的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论坛》，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3卷第1、2、4期（1977年1月、4月、10月）。这几期“论坛”中收集了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的几位学者的文章和评论。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辩论，实际情况要比这里所介绍的复杂得多，由于目前中国人正在推翻一向被认为是毛泽东主义核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政策，这一问题便更加复杂了。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以前肯定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相似性的观点又复活了，尽管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两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显而易见。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2）
中国与外国影响
当中苏分裂使得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的争议冷却下来的时候，与此相关而又更加微妙的问题被提上了前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究竟是表示可能毁灭中国传统的外国思想（西方思想，假如不是俄国思想的话）征服了中国呢，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这个新朝代的某些作风是外来的，但又忠实于传统的统治模式？尽管人们有时会暗喻中共的“朝代”或把毛泽东比作“皇帝”，但如果严肃讨论这个论题，就应避免正式接受这两种极端观点中的任何一个。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也是传播异于中国的外来价值观的温床，这种看法变得更为普遍了，尽管它很少不加修饰地出现；当然它在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的自我形象中找到了强烈的依据。CP菲兹吉拉尔德则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