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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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惹椤⒂⑿壑饕濉⑽图迮Α哂泻芨叩募壑怠３窒缺卦獾椒炊裕一够岽绰榉常蛭侵泄┟翊痴挝幕械囊恢制毡榉从Α＜鸕H索罗门《论积极主义和积极分子：毛泽东主义论国家和社会的动机和政治作用》，载《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特别是第76～79页。最后到来的胜利是成功的政治动员的一个果实，这种动员是在为了民族生存而展开的战时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对中共精英来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
群众路线
与这一论题紧密联系的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由于中共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形势而产生的一条基本原则。对导致群众路线的经验条件的最好描述，见塞尔顿《延安道路》。较一般的讨论，可见刘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第70～100页；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第46～64页、72～74页。一方面，它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支援时产生的一种领导方法。它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仅仅依靠党员的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它还要依靠非党群众可以提供的智慧、粮食支援和新生力量，甚至还包括履行行政职责。党当然仍独掌领导权，但没有群众的支援，其领导就不能实现高效率或是取得长久的效果。
在第二个方面，群众路线对于官僚和知识分子具有控制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他们工作环境中的那种官僚—知识分子的传统十分敏感。在他们对作为封建主义和压迫文化的代表的传统官僚的敌视中，还夹杂着对现代官僚的疑虑，这些现代官僚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同情国民党或外国强权。群众路线便是对这些方面的担忧作出的反应，它要求官员与群众接触，把许多行政职责交给民众团体去做，要求公民监督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行为。
最后，群众路线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权之前的大部分岁月里与农民紧密相联，亲身体验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革命冲动。1949年以后，中共不可避免地疏远了这种经验，但群众路线关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劝诫仍然提醒人们保持与大众需求的联系，人们认为这曾是使革命合法化的因素。
这最后一个方面直接与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农村导向”有关。在苏维埃时期，他是农村根据地革命的主要发言人，他指出这种革命可在农村中生存和发展，暂时放弃城市，直到由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毛泽东在早期已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革命应当是一场农村革命。农村不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舞台，也是旧社会的堡垒，是革命变革必定首先发生的地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可参见他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换言之，群众路线必然导致强烈地倾向农民，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讲农民，就无法谈论他们的大众基础或义务。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4）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力量的中共政治作风的第三个因素。产生这种思想的条件是从1927年起建立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相对孤立状况。这些地区由于军事和经济的封锁，一般与外界没有重要的联系，甚至相互之间也缺少联系；而且根据地内部也比较落后，邮电通讯服务也差。每一个根据地本身范围广大，为了生存，它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自给自足的经济。
自力更生的原则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意义。在国内方面，它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培养了一种偏爱地方单位的倾向，这些地方单位在经济上相对自给自足，面对最少量的外部援助，它们负有以自身的资源获得最大产出的相当大的责任。自力更生原则所偏爱的体系具有分散权力的特征，当然分散权力这种提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易于误导的用语，这是因为中共更多地强调保持中央权威的首要地位。自力更生真正表示的意思是地方单位明确服从中央控制和纪律的系统，但在实际上，它们只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中央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同样肯定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共在中国的胜利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资源；像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那样的外国援助，实际上起了反作用。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显然遵从了毛泽东对国内和党的经验的解释，他们对外来势力的存在可能导致外国影响和控制的问题始终保持警惕。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提供物质帮助的有限能力。他们虽然欢迎国际上的支持，也帮助他们所同情的其他国家和运动，但坚持每个国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意识形态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是，在一个与自己的封建历史如此贴近的农业国里，如何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在缺少无产阶级基础的情况下使这项事业获得成功？1927年以后，当时的中共必须设法在显然是非无产阶级的背景下生存下来，这个问题便完全突现了出来。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建立一支红军，由农民、以前的匪、国民党兵和其他混杂的成分组成，他们的思想意识将通过教育而得到提高。同样，党也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新加入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应用于其根据地的民众，并最终应用于整个中国人民。
毛泽东主义者从不认为人们可以轻易地走上纯化意识形态的教育之路。他们反复警告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强大影响甚至可能腐蚀那些已经转变了立场的人们。因此，他们采取教育、灌输和整风的技术来克服这些障碍和威胁。这里所说的技术（大众传播媒介、政治学习、受指导的小组讨论、不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苏维埃时期已经存在，在延安时趋于成熟，在1949年后则被体制化了。
可是，教育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且要看采取何种方式，由一种教育方式可以奏效的，用另一种方式不一定奏效。教育本身何以成为革命的有效工具？对毛泽东来说，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必要的成分：人的意志。它在任何特定的形势下都可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应当受意识形态观念的指导；但人最初行动时的意志却是至关重要的，它通过在实践中检验和应用思想观念而使教育程序发生效力。中共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极端逆境中的斗争和最终胜利，强化了这一信念的力量。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5节 结论
本章强调了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强调了诸如政治传统、革命背景、苏联共产主义、中共自身的历史等方面对1949年以后制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也许过去留下来的最明显的遗产是权威主义和民众主义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一方倾向于使权力集中在少数可通过堂皇的仕途进入政府的精英手中，另一方则倾向于将革命的物质、精神和政治成果分配给全社会。权威主义直接来自帝国的传统，它由于革命的危机而得到了强化，为了应付国内危机和外国渗透，革命需要更强、更集中的权威。苏联共产主义和数十年的内战强化了中共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和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
民众主义在旧秩序中也有自己的根源，它将农民与儒家精英分离，将他们与政府隔离，并支持一种民众造反的长期传统。继承下来的仇恨精英压迫的情绪与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与在农村根据地发动强烈导向大众动员和参与运动的战略结合在一起。权威主义和对它的反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源反映了它与过去的联系；但联系并不是等同。80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与60年代的体制很不相同，正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主义不同于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义一样。尽管目前的精英仍宣称毛泽东主义是个指针，并继续谈论群众路线、自力更生、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他们对这些论题作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与帝国制度的对比更加强烈。帝国比较保守，其行动大多是维持现状，在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之后恢复平衡。它把国家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其臣民和纳贡者能够恰当地行事，而不必要求帝国的干预。这个新国家则大胆地追求社会变革，管理着人们活动的巨大领域。它认为社会冲突不可避免，并从中进行干预，以便控制和平息这些冲突，它还指望公民们积极支持它的做法。它意识到影响其利益的国际力量，并试图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改变这些外部力量。不管这场革命与政治传统的联系如何，它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根本的变化，革命后的时代则通过重新构造其遗产而继续着这一过程。
第三章 政治构架引子
研究稳定的政治体系（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权威主义的），往往从作为其政治基础的机制构架入手。政治结构是一个逻辑起点，因为它沟通了政治事务的流动，通常也比主导了某个时期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问题呈现出更为长久的形象。当然，机构并不是不可变化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试图分析政治过程之前，先理解机构的框架和关系不无益处。
在革命政权中，机构并不太重要。革命精英通常致力于破坏某些机构，怀疑另一些机构，并且不情愿将他们的能量用于建立新机构。当然，政治活动的结构仍然存在，但它常常包括非正式的个人关系，有关战略和政策计划的争论，以及在往往排斥局外人的革命运动中权力关系的转移，等等。有效的结构不太可能在正式政治机构中找到，其典型状况是姗姗来迟，匆匆而去，它们即使可以持续下去，也不能行使分配给它们的权力。
革命体制中机构的捉摸不定的作用，对于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学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在1949年革命胜利前后和1958—1967年由毛泽东主义推动的那些年月里，中国政治机构一般变动不居，而且往往是杂乱无章，这对于理解其政治状况提供不了什么指导。然而，在50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和1976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对于政治权力的实际分配和管理提供了比较重要的指导。而且某些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比较稳定，在中国人政治辩论的词汇中常提到它们。因此，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学者仍然需要知道其主要政治机构的名称、相对重要性或持久性。相应地，我们开始分析其政治构架时先简略地讨论比较长久的组织原则，然后再来看中共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和群众组织。
认识机构还仅仅是理解中国政治构架的第一步。这是因为构架首先是从另外两个来源获得的：第一个来源是作为1949年以后历史主导方面的成套政策、模式或“路线”，第二个来源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1949年以后政策变化的类型构成了政治构架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确定了每个时期的一般特征——政策、运动、目标以及机构的关系——这些在实际上一直是大多数中国人政治辩论和行动的焦点。不了解这种周期性的特征，就不能理解正式机构的重要性何以时大时小，以及其构架如何在长时期内演变。因此，在开始考察机构时，本章要广泛地讨论1949年以后政策的演变，把机构的发展看作是政治构架内变化的几个指数之一。 作为制度指导线索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的意识形态，将在第四章中作分析，该章试图将共产党构架的长期特征与其中变化的类型结合起来。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1）
中国政治组织的常量
中国政治尽管在发展的每个时期看起来都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但在所有时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存在某些组织特征。它们是：等级制中的级别、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权力和程序的模糊性。中国政治组织的这些常量对于理解实际政治行为的机构安排的突出特征是重要的。
等级制中的级别
几乎所有的机构和政策都涉及四个广泛的组织层次：中央、中级、地方和基层。中央一直在北京。最重要的中级机构通常是在省级（包括“自治区”和三个最大的城市），但往往还有其他的中级机构。一般来说，县和市是该等级制中最重要的地方级别，而基层则包括县和市内的各个单位。这些级别之间的相互关系通常是讨论和改革的目标；但是，多级别的组织结构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每个级别的特征也相当稳定。
中央是决策机构。从它的观点来看，所有其他的组织级别都是“地方上的”，中央的权力范围不受中级或地方所保留的权力或责任的限制。中央干预省级甚至地方和基层事务的事情相当普遍，下级的任何重要行动都要向中央报告。中央的大人物很了解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但他们也很容易受较高级别领导的政策变化和斗争的影响。因此，北京的政治气氛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为激烈、紧张和活跃——很像华盛顿特区的“波托马克热”。“波托马克”是流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条河流的名称，以此比喻华盛顿是美国政治争论和斗争的中心。——译者注
中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贯彻中央政策时管理其下级政府。中国的幅员使得中级管理成为一项必要的工作。一般的省份有3000万以上的人口，而美国一个州的人口还不足500万。由于这种必要性，中级政府虽然缺乏关键性的决策权力，但相对中央来说有它们自己的权衡和工作重点。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控制了广泛的人事和管理决定权，这些决定超出了中央的日常监督能力。除省级之外，中级还包括在1949—1954年间特别重要的跨省大行政区和介于省与县之间的专区。1983年以来，主要城市作为一级重要的中级政府机构的重要性迅速增长。目前中国1/4的县受市级政府管辖。
地方负责执行政策。地方综合行政管理在农村地区由县行使，在城市地区由镇或市执行。这是党和政府的组织机构完全发挥职能的最低级别。县级单位的平均人口在30万以上，仍然是相当大的单位。地方政府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级别负责更多的社会活动，因为企业由于公有性质而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而较小些的企业常常直接受地方政府的控制。同时，这一级政府要处理的许多问题还包括地界管理、照明和道路，这在其他国家的同类政府中也是人所共知的。像省级一样，县级政府的权力虽然经常变动，但它是恒久的行政组织。
与上面讨论的行政级别（它们是从以前的中国政府承继下来的）形成对照，基层组织展开了政治结构中的根本革新。基层组织的扩展使每一个中国人与政府政策发生关系，并可大规模地动员起群众的能量。农村有效的基层组织才使得革命有可能成功，但组织上最惊人的失败也发生在那里。组织失败的一个例子是人民公社，这是1958年建立的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单位，1983年被乡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