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3·19"枪击现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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鹨陨希�3天的工作、两天的差旅，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有部分的亲友认为我是个大傻瓜，一毛钱也没拿到，还要倒贴支付照相、电话、邮电、秘书、打字、印刷等开支，还要说服大家前来帮忙，最后还得忍受一些无意义的批判。对此，我只能说无愧我心。
谁叫我是中国人？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负的责任及义务，我是要对我们的民族、社会有个交代，历史将会是最有力的见证，事实真相将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重返“3·19”枪击现场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3）
在这几个月，程晓桂经常与我保持电话联系，报告枪支、子弹比对的最新进展。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并遭受到很多无情的指责与批评，我只能安慰他们，从事鉴识工作就要有“苦行僧”的精神，不管别人如何讲怎么批评，自己只能一步一脚印地努力，让证据去讲话。由于我在国外还有几件大案在手上，还在侦办中，所以“3·19”枪击案的调查报告，就被诸多要事一再拖延，迟迟无法出炉。但其中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计划做一些射击试验，要测试玩具手枪是否能退膛？是否能够打出像陈水扁腹部的同样伤口来？在我康州鉴识科学中心验枪组的枪械库中，共收藏1万多把的各式各样枪支，子弹库中也至少有10万发以上的子弹，但在这里就是找不到改造的玩具手枪，也没有土制的子弹。我们用制式手枪测试了多次，都可打出相同的伤口，我们也利用猪皮及凝胶（gelatinblock）做些实验，但这些结果只能供参考，实质上并无太大的意义，所以建议刑事警察局鉴识科多做一些试射玩具枪的实验。
同时，海内外有些学者专家也开始在加州及别的地方做试枪的实验，我也与他们见面讨论实验结果，其中像帅化民、陈笏，他们对枪支武器，无论在经验或理论上均极有成就，我对他们的精神也极感钦佩。我的立场是：“任何专家学者，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均可自行设计实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与见解，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是有些激进人士会因为自己与别人的结果或意见不同就开始大吵大骂，这就有些太过分了。在美国，我也常看见许多专家各持异见，但大家也都能保持君子风度，不会只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而别人一定是错的。
8月中旬，我接到台湾方面的要求，卢检察总长将在9月退休，他希望我们能在他退休之前将鉴定报告完成。最后一直拖到8月25日，我才陆续收到其他人的草稿，我与庞巴两人，只好又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才将各人的草稿汇整，写成一份初稿，因为在8月28日我将应邀至山东临沂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公安大学等学术单位讲学。另外也专程前往南京，参加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前校长梅可望主持的全球校友会，所以决定在8月28日当天完成鉴定报告的初稿，并由外交邮袋处理，转交台湾法院检察署。我将初稿封合后，亲交给驻纽约文化经济办事处的夏立言处长，并由我的好友《世界日报》社长李厚维先生监交。然后，将另外几份分别快递送交给其他参与“3·19”枪击案鉴定的专家，并限定他们在1个月之内完成审核，送回让我完成最后的结案报告，然后请大家签名，再寄送回台湾。这样做是我们一般的标准操作程序，在海外很正常的，因为这份报告是10个人的共同结论，一定要大家签名才能生效。所以在记者会中我也曾作了一些说明，初稿只是把每人的个别意见，汇整在一起，有些地名、人名、专有名词及部分的个人意见，都不太完整，也不尽相同。
一个专案小组或特别调查委员会，甚至美国法院陪审团，州最高法院或联邦大法官等都会有个人的意见，但最终的报告或结论必须代表全体的意见，所以最终报告与初稿之间自有些不同。台湾有些外行的人士，不知道刑事鉴识制度，认为最后报告与初稿有出入，是不合法的。我们这些鉴定专家说到此事，只好一笑置之。
这份报告一出炉后，社会大众对于鉴识科学的专业性也多了一层的了解，同时也知道培养鉴识人才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最近得知台湾“国科会”在我的建议下，编列了一笔特别预算，针对提升鉴识科学的建设及培养专业人才，予以特别补助款项。另外教育部门也特别在2004年度的公费留学考试中，编列3名刑事鉴识人员的名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都说明了台湾有关当局已经开始重视鉴识科学，并为提升台湾鉴识水准做了准备工作。希望这些培养鉴识人才的计划能持续进行，而不是“亡羊补牢”、“5分钟热度”的权宜办法。
2004年11月5日，台湾法院检察署将我们的初稿公布在网络上。其中有几张照片及资料因涉及破案的关键重点，必须暂时保留，不能公开，但也引起一些风波。如果这些照片、资料公布，让嫌犯知道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进而将枪支销毁，那破案也就遥遥无期了。在此份报告中我们特别再度强调“以弹追枪，以枪追人”的原则以及“地毯式搜索”、“大海捞针”的重要性。
在做完这些鉴识工作之后，下一步就是交由刑事局想办法破案。破案的关键有二：
一、找到制枪弹的工厂，以枪寻人；
二、把案发事件当时台南市金华路10号到14号的现场
群众，全部找到，逐一清查，也可能发现破案契机。
经过我们的研究分析，这些枪、弹设计构造相当复杂，只要找到相同的设计蓝图，那些制枪者、买枪者的身份便可调查出来。我很高兴看到刑事局同意我的看法，也确实朝这个方向去清查。
重返“3·19”枪击现场地毯式搜索，开创刑事办案新页
当时的专案小组也诚实以告，这种“地毯式搜索”非常困难，毕竟台湾社会形态、治安状况今非昔比，全面查抄地下枪械制造厂难度极高。但是在现场的不确定及物证有限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破案机会。为了掌握关键的破案契机，台湾法院检察署在网站上公布我的鉴识报告中，特别保留了子弹结构和工具痕迹的部分资料。在鉴识报告提出后的4个多月时间中，我很高兴台湾方面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但全面查察非法枪支和地下兵工厂，甚至还要求基层办案人员，不论是任何案件，只要抄到枪炮弹药者，一律都得送专案小组做比对检验。
可以想像这项工程有多么巨大！根据专案小组的统计，仅是2004年的7月到9月之间，警政署实施自动报缴枪械方案，全台湾就有300多把手枪和子弹自首报缴，其中制式手枪45把，其余都是改造手枪。同时，据报载自“3·19”枪击案发生后至12月份期间，全台湾总共查获改造手枪2800余把，其中制式手枪共360余把。然后，专案小组再从这么多查扣的手枪和子弹中，逐一比对，并从26把8厘米手枪和子弹中，终于比对出“3·19”枪击案的凶枪和子弹制造者唐守义。
值得一提的是，听说有一件在“3·19”枪击案发生之前查获的涉案枪弹，这批枪弹在被销毁的前夕被及时追回，而查扣的那批子弹中，恰巧同时含有铅弹头及铜弹头这两种完整子弹。
案发后，台湾刑事警察局鉴识科便日夜赶工，加强比对枪支、子弹。程晓桂、侯友宜常与我联系，随时与我讨论枪、弹比对的进展。2004年11月25日那天，我应北京中科院基因研究所及山西省公安厅的邀请，到中国大陆讲学，突然接到程晓桂的来电，说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些具有相同工具痕迹的子弹。我当时建议他们再做一些进一步的比对，以加强结论。他们几个月来的辛劳总算有了些成果，大海捞针总算也找到了“针”。当然，下一步是随着“针”来找“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唐守义。侦查人员也从大圈圈内，找到小圈圈，小圈圈内找到特定目标。刑事警察局给我一些资料、照片和比对结果，并快递到康州，我一下飞机回到康州，立即连夜比对，我完全同意他们的鉴定结果。我马上打电话给程晓桂，嘉勉他们的辛劳与努力。证据总算说话了。
从造枪者追枪流向，破案露曙光
把制枪人唐守义找到之后，查枪的工作更不能停。从2004年底到2005年3月间，专案小组全面追索唐守义造的8厘米枪弹，总计查获50多枝枪，子弹不计其数，查缉经手的涉案人将近120人，可以想见工作之艰巨。其中还有对枪支流向交代不清楚者，甚至也有已经死亡者。专案小组从唐守义委托加工生产枪管的加工厂记录上，取得一个大概的数量，包括装配过程毁损者，其实流在外的枪支已经不多，但还是有可能遗漏真正的“3·19”枪击案凶枪。为了让所有的枪支都能追回，警方还在“3·19”枪击案周年前夕，增加提供破案线索奖金，以帮助警方清查唐守义涉案枪支。
追查进度比想像的慢，却又比想像的快。“3·19枪击案”1周年前夕，台湾政坛又浮动着不安的气息。一方面台湾的政治分分合合，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陈水扁会面谈朝野共生和解之后，值“3·19”枪击案1周年之际，国、亲两党各有不同的盘算和看法。其中，国民党有意再发起群众运动。而对专案小组而言，将近1年的追查，如果还是毫无答案，对专案小组的功绩是一大打击；如果有进展，但进展又是离奇到可能引发更多争议，那又该如何？真是有些进退两难。就办案者的立场而言，其实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办案者只能让证据说话，不能揣度太多的政治效应。政治，不该是专案小组必须思考的，甚至是办案人员最不必思考的。
2005年3月7日，“3·19”枪击案专案小组宣布案情有“重大突破”。这一天距离“3·19”枪击案专案小组成立已经355天。在将近1年的时间中，专案小组召开过530多次专案会议，光是清查可疑枪械制造工厂就有570多家，清查枪炮弹药前科对象4300余人，仅仅在台南地区的枪炮前科对象就有650余人，甚至警方查获送验的改造枪弹多达4600多件，这里头与“3·19”枪击案子弹雷同的有52件。包括最关键的制枪者唐守义，其中有数十人遭到起诉。在经过这么漫长且进展有限的历程后，台湾检察总长吴英昭率领专案小组宣布，根据枪支流向、枪击现场、家属供述，及扣案的台历等事证，判定在2004年3月29日已经溺毙的台南市角力协会前主委陈义雄涉嫌重大，其动机则是可能因为不满陈水扁执政。而根据所查的证据显示，全案似乎没有共犯。
重返“3·19”枪击现场死人也能说话
据了解，早在2004年3月29日，陈义雄浮尸在运河被发现后，专案小组就一直锁定他展开调查，但苦无证据。直到2005年2月17日，他的长子陈冠州打给母亲的一通关键电话说：“警察要到我们家搜了，赶快把东西藏好。”案情才急转直下。其实，在2004年年底专案小组宣布找到造枪人唐守义的同时，陈义雄当时即被列为可疑人，但当时因为事证不足，专案小组对外的说法是，陈义雄暂时排除在“3·19”枪击案可能涉案人之外。当时，还有另外一名唐守义枪支持有者黄宏仁，也在家中饮弹自尽，都属“死无对证”者。这个结果自然使得专案小组的努力，备受外界批评。但是，我当时就说，找到造枪者是针，可沿着针找到线，就算查到后来枪手死了，也不怕死无对证，死人会说话，在死人身上也可以找得到证据！
刑事局局长侯友宜承受的压力自然是很大的，我一直鼓励他们，科学办案，凭证据追查。他们的努力，在过去1年中可以看见，他们从未松懈，即使面对外界的讥评，他们并未停止他们该做的事。也就是靠着这份锲而不舍的努力，让这个案件露出破案的曙光。
专案小组为什么认为是陈义雄犯下“3·19”枪击案呢？根据刑事局局长侯友宜的说法，其首要证据是在警方追查唐守义制造的枪支时，陈义雄被指向涉案。专案小组根据涉案子弹的鉴识特征，无来复线（膛线）、在“3·19”枪击案以前交货、“3·19”枪击案以后查获、弹底痕与“3·19”枪击案查扣子弹相似等，经由弹道鉴识比对，逐渐筛检，缩小范围，最后追查到帮陈义雄买枪的姐夫黄维藩，证实陈义雄在2004年农历年前后通过黄某取得土造枪弹。事实上，在陈义雄于2004年3月28日溺毙时，黄维藩还和陈妻说，陈义雄最近心神不宁，是否怕被人报复，所以替他买了枪。
第二项证据是枪击现场3张录像带影像，证明陈义雄在枪击案发生时，正位于现场“热区”。他在枪击发生后约20余秒，即以跑步方式独自离开现场，且方向与住家相反，形迹可疑。这3张影像，经陈义雄家属及亲友指认，均证实影像中的黄衣秃头男子即陈义雄。
笫三项证据是2004年3月26日，警方公布“穿黄夹克秃头男子”影像后，陈义雄即于28日溺毙，且留有遗书交代后事；另据家人及亲友供述指证，均指陈义雄生前曾犯下本枪击案。据陈义雄妻子指证，陈义雄在枪击案后，曾对妻子说谎隐瞒行踪；亡前，性格大变，闷不吭声；警方公布影像后，妻子质问他：“是不是你弄的？”他坦承：“我自己做过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并在客厅将黄夹克剪碎，再拿到4楼在神明厅的金炉烧掉，而且要妻子帮他修短发鬓，有湮灭证据之嫌。
第四项证据是警方搜索陈宅，查扣的2004年3月22日至28日的台历，透露出陈义雄犯案的可能动机，应是对现实状况不满。
据了解，2005年初，专案小组决定对陈义雄的住宅和儿子电话进行监听。到了2月17日，在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担任守卫的陈义雄儿子陈冠州，突然打一通电话到台南市金华路2段366号，给母亲陈李女士说：“警察要到我们家搜了，赶快把东西藏好。”其母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说：“警察要来我们家搜什么？”儿子说：“爸爸的东西啊！”
这卷监听录音带一直到2月底，才从台北取回给专案小组解读。经翻译后，专案小组都吓了一跳，决定紧急搜索。3月4日、5日、6日，紧急搜索台南市金华路2段366号和陈冠州住处，同时也搜出了陈义雄在“3·19”枪击案前夕，在台历上所写的不满陈水扁的文字。专案小组并对陈义雄的妻子、儿子进行测谎，但在专案小组的隔离侦讯中，测出他们都通过“没有看过枪支”及“遗书已撕毁”二项不同的命题。最后，陈义雄的妻子和盘托出陈义雄可能涉案的情节，确认陈义雄曾经留有3封遗书，但是其中两封在2004年警方造访他家人时，即经销毁，第3封也在2005年警方再度搜索前遭到销毁。其中大意是陈水扁执政后经济低迷，他的房产卖不出去，无力为亲戚还债，也无力改变现状，云云。
可以想像，这个“重大进展”因为枪手已死、遗书已销毁、凶枪也没找出来，还是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漩涡。后来，“3·19”枪击案专案小组公布重大进展记者会的时候，我正在做协助南亚大海啸死难者DNA鉴识计划，我在康州的住处，接到很多电话，都要我评论专案小组的报告。我在电话上很简短地说明，因为我只做到鉴识的工作，侦查方面是由刑事警察局负责，所以要等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报告正式出炉之后，才能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