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主流化中国2006-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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蛉丝凇Ｖ螅⒀潘裼窒群笤诔啥肌⑻旖颉⒈Α⑶嗟骸⑸钲凇⒅楹５瘸鞘星┝�15～50年不等的BOT合同。
2002年5月，上海政府选定威立雅水务为合作伙伴经营和维护浦东商业区的自来水服务。根据这份50年期的合同，威立雅水务出资2。66亿欧元取得合资企业50％的股权。2003年9月，威立雅水务拿到了北京与外资水务公司签订的第一份长期外包合同——卢沟桥污水处理项目，这是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建设的一系列污水处理厂中的第一座。
环保项目在世界各国都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在中国也不例外。威力雅在中国运营的众多项目有采取OMM方式（不投资，只运营和维护）、BOT方式，以及合作经营的方式，政府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威力雅提供服务。
威立雅涉足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投入大、收益周期长。穆桥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2年中国一年产生的垃圾是1。7亿吨，并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而中国的人口增速是6。5‰，垃圾的增速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同时，发达国家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是1公斤，而中国只有0。4公斤；况且目前官方统计，全国完全卫生处理的垃圾的比例是50％，据估计真正无害卫生处理的或许只有10％。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环保市场空间非常大，而本土的环保工业仅仅是刚刚起步。“我们在中国市场占有领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穆桥石对记者说。反观国内，全国9 000家环保企业中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中小型企业，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研发力量薄弱，成长也比较缓慢。
跨国公司的新思维和谐社会的跨国伙伴（2）
“我希望在将来我能够遇到真正的行业内的对手，真正懂得怎么去做这么一个行业的对手。我觉得政府应该把好关口，不然的话，让一些没有真正知识的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产生的贻害后果可能一两年内看不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到了。”穆桥石说。
作为农业大国，如果中国出产的蔬菜和水果在运输过程中就损耗一半，其经济损失会是天文数字，不幸的是，这确实是事实。目前，由于贮藏和运输条件落后，中国每年果品腐损近1 200万吨，蔬菜腐损1。3亿吨，按每公斤1元计算，经济损失超过上千亿元人民币。而在欧洲发达国家，这类损失的比例只有5％。对于欧洲最大的制冷/供热产品企业丹佛斯（Danfoss）来说，这既让人痛心疾首，又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会。在欧洲，丹佛斯先进的“冷链”技术对于果蔬的保鲜居功至伟。“冷链”指的是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物流过程中完全使用冷藏的端到端制冷技术应用，它包括制冷压缩机、温控阀、电子监控系统和冷藏技术的一整套系统解决方案，对于果品蔬菜，尤其是对肉类食品，冷链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损耗。
“可惜的是，中国的农副产品生产者还没有意识到冷链技术的重要性。”丹佛斯全球CEO雍根·克劳森说。虽然市场空间广阔，但由于中国的农业生产普遍规模小而分散，技术应用的能力和意识都比较落后，推广冷链技术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同所有与环保相关的产业一样，克劳森也希望通过与政府合作来推动这项技术的应用。他的想法在在华跨国公司中颇有代表性，“政府应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这对真正有竞争力、符合国际规范的企业有利，同时也会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的产生。”这就是性格略显内向的丹麦人克劳森频繁地来到中国，会见政府官员，参与那些只有消费品公司才热衷参与的《福布斯》、财富论坛等公众活动的原因。
尽管目前中国市场环境差强人意，雍根·克劳森还是将这里视为丹佛斯的“第二家乡市场”，并亲自担任丹佛斯中国董事会的主席，频繁巡视中国市场。毕竟在丹佛斯的业务领域，中国潜在的成长空间在全球无出其右者。在它的另一擅长空调压缩机市场，丹佛斯已经实现了巨大的增长，2004年其制冷空调部完成销售额4。28亿元人民币，预期2005年将增长近100％。它在这一领域的领先技术包括无油压缩机和以二氧化碳做制冷剂的“绿色压缩机”，对于正在努力提高利润率的中国家电企业，这些更为先进的技术具有显而易见的吸引力。克劳森透露，丹佛斯已经开始与海尔接触，商讨在空调研发上的技术合作。
在节能和使用可替代性能源方面，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的美国康明斯发动机公司（Cummins）是汽车发动机领域的领先者。康明斯是屈指可数的参与制定美国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商业公司之一，它已经在中国投资了1。4亿美元修建工厂，生产清洁尾气柴油发动机，供推土机、挖掘机和公交车辆使用。康明斯还向中国出口使用天然气的发动机，用在被称为“京华巡洋舰”的北京公交车辆上。2005年5月，康明斯开始在中国市场推出符合欧IV排放标准的柴油机，以此拉动技术的升级换代，排放标准与欧洲同步。而我国到2008年才在全国强制实行欧III标准，而推行欧IV标准的具体时间表还未出台。
每当有参观者来到位于上海浦东的杜邦农业化学有限公司厂区参观，王建平总会问他们，这和你想像中的化工企业有什么不同？作为这座工厂的主人，上海杜邦农化总经理王建平自己总是为厂区新鲜的空气感到自豪，“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和化工有关的工厂”。在这座工人都戴着安全帽和防护眼镜的戒备森严的工厂周围是巨大的草坪，在傍晚和清晨，你甚至可以偶尔看见黄鼠狼之类的野生动物在草间出没。厂区的池塘里还养着鱼，水源是经过处理的工业废水。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动，水很清澈。
上海杜邦农化的母公司杜邦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全球公认的“最安全的公司”之一。身处环境问题非常敏感的化工工业，杜邦的环境安全管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价值。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顺应日益增加的环境责任和废物处理的需要，杜邦在全球每年投入10多亿美元用于建设、运转废物处理设施以及环境研究开发活动。目前，杜邦公司每年都要花费1亿美元用于环保。上海杜邦农化在投产前已对厂区附近的水质做过多达186个数据的系列化检测，投产后，每年付给复旦大学生物系27万美元，用于对厂区周围的生态和树木的生化检测。此外，杜邦农化还将投资的1/4用于环保。
杜邦农化的工厂里，为了避免粉尘飞散，生产设备都被置于负压的环境中，也就是说自然空气流动的方向只能向内，排气口则设有包括活性炭吸附的三层过滤层，以保证处理之后的气体对环境完全安全。在合成部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甲苯蒸汽通过液化气燃烧，完全变成水蒸汽和二氧化碳后才排放出去。“要是按照国内的标准，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在烧钱。”王建平说，“我没有具体去算过我们花了多少钱，但我们要开动相关生产设备，就必须要先开动环保设备，这都是计算机控制的。”
用来养鱼的工业废水，则经过化学处理、生化处理和活性炭吸附三道工序的处理。用过的活性炭则作为固体废物运到上海市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上海杜邦农化在1998年获得ISO14000环保认证，是中国农化企业中的第一家。
除了自身的环境管理，杜邦的另一个环境目标是，“假如我们不能安全地运输和储存，或者客户不能安全运输、储存和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都不会销售、运输这些产品。”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梅珠对记者说。
方梅珠在杜邦生产工程塑料的深圳工厂工作时，曾有购买杜邦的塑胶粒的客户用普通卡车来装货。“他要求我们把这些塑胶粒直接放在车上，而且超载很多，我们不同意。我说杜邦必须确保产品的安全运输，否则我们的产品就不卖给你。”方梅珠回忆说。结果是，客户接受了她的建议，重新派来了货柜车装运。在采购上，杜邦对供应商的产品也有自己的环保安全要求，“这不是任何供应商都会接受的”。
跨国公司的新思维和谐社会的跨国伙伴（3）
“在任何一个地方投资，环保都是杜邦的核心价值。”方梅珠说。对于杜邦旗下的企业，都会定期做三个方面的评估：首先是企业自身的评估；然后是总部派人来做评估；最后，还会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做评估。
王建平不愿意将杜邦自己的评估标准与中国现行的环境标准做比较。“杜邦农化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符合中国的法律是基本的要求，不然我们没法子在这里运作。”他说。在美国，杜邦的安全标准是同行业平均水平的10倍。
从长远来看，王建平认为中国的环保政策一定会和国际标准走向融合，而这对国内的产业会有很大的促进。他同时指出，实际上中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的法规标准并不一定比国外低，重要是执行，“关键在于各地的部门和企业是不是很好地执行这些法规”。
“化学革命已带领人类走过了很长的路程。但是我相信，化学品的使用有其自身局限性。一个将引领我们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新的模式正在浮现，这就是生物模式。”诺维信公司（Novozymes）总裁兼CEO斯蒂恩·李嘉德（Steen Riisgaard）在2002年底这样预言。
如今，全球最大的环境微生物制剂及配方开发制造商诺维信生物公司已经在中国的酶制剂领域占有52％的市场份额。借助于酶的帮助，燃料工业中的生物革命已经展开。在玉米茎、稻秸秆、草料或锯木屑等有机废料里添加酶制剂制造出的乙醇，正在替代传统的化工燃料。同样用这些农产品生产出来的酒精可用来取代汽油中的化学添加剂，如甲基叔丁基醚。美国正大规模地开展这一项目，2003年加州已淘汰了甲基叔丁基醚，几年内美国将有14个州淘汰这一化学品的使用。
生物酶制剂在减少现今工业生产中的污染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生产酶制剂过程中排放出来的大量生物废料却成为很多工厂头疼的难题，尤其是在填埋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诺维信生物公司在中国每年排放的生物废料就达2万吨，平均每天60吨。
由于生物发酵残渣含有丰富的氮、磷、钾、矿物质和有机养分，诺维信将发酵残渣经石灰和热处理，脱水制成生物有机肥，在实验合格的基础上获得了天津市环保局批准的施肥许可证。诺维信推出的诺沃肥受到了绿化公司和农户的广泛欢迎，2002年诺维信与泰达园林公司签订了5年的散装诺沃肥供应协议，80％的诺沃肥用于和绿肥混配开发有利于土壤的有机肥料，20％的诺沃肥免费给当地农民。这项实践2005年早些时候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案例大赛优秀案例奖”。
生物有机肥在不含重金属污染和不滋生害虫方面大大优于传统的化肥，2005年2月份，国家出台《生物有机肥标准》，在政策上鼓励生物有机肥的生产。诺维信中国环境事务主管王学斌说，将来可能会出现专门回收各个公司的生物废料生产生物有机肥的产业。但是由于生物有机肥在氮磷含量上比普通的化肥要低，物料源的配送不能保障等原因，目前这样的产业发展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中国买家2。0联想大跃进（1）
中国IT界最大海外投资案的台前幕后。
2004年12月8日上午九点不到，IBM高级副总裁约翰·乔伊斯和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焜等人已经到达位于北京亚运村的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在停车场，他们接到美国打来的电话：所有人暂时不要下车。
与此同时，超过300名来自全国各媒体的记者涌入酒店二层巨大的会场。前一天晚上，他们从各种渠道被告知，今天联想集团将有重大新闻发布。此前，联想将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的传闻甚嚣尘上。
此时最紧张的人，当属联想集团的几名高层：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柳传志、CEO杨元庆和财务总监马雪征。就在他们默诵演讲稿，准备向外界宣布收购消息之前不久，IBM突然抛出一道难题：因一个具体的法律性问题，交易可能无法在2005年第二季度内完成交割。
该问题虽并非事关交易成败，但在一向审慎的IBM看来，任何会导致交易中途再起波澜的不确定性，都可能意味着巨额的经济损失，它因而坚称现在并不适合对外宣布收购事宜。
但联想已别无选择：如果此时不能宣告收购成功，见证这一切的记者们将会怎么报道如此尴尬局面呢？
一轮新的谈判由此仓促开始。就如何确保交易不会拖到2005年第三季度才能结束这一问题，双方迅速找到协调的关键：某家第三方供货商是否支持此次交易。所幸，经纽约一方的人士联络，20分钟内，该供货商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发布会终于开始：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的现金及股票，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
虽被广泛猜测，消息公布的最终结果仍让业界侧目：这桩收购案不但产生了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还使联想一跃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联想集团将把公司总部从北京迁移至纽约，CEO将由来自IBM的史蒂芬·沃德担任，杨元庆将出任新联想的董事长，柳传志则彻底退居幕后。
这场被柳传志称为“冲天之举”的大收购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华尔街日报》将其称做“中国公司进行全球并购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的一座里程碑”；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它则是一场胜算较小的巨大赌博。但无论是看好，还是看空，讨论者都很难找到类似的个案来预言这桩并购案的失败或是成功：尽管近两年来雄心勃勃的中国公司在全球掀起的收购浪潮已引起舆论的广泛注意，但他们很少像联想这样去收购更大、更加成熟的西方企业。
对联想集团的管理层来说，这场涉及金额达12。5亿美元之巨的收购交易最终是否物有所值，只能留待时间去证明。毫无疑问，对联想来说，交易的规模足以使它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而对那些有着强烈海外扩张冲动的中国企业来说，交易的复杂性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兼具操作性和启发性的标尺。
仅从上述被联想和IBM高层绝口不谈的充满戏剧性的20分钟，已充分显示出此次收购之难。事实上，在发布会前的一个多小时，持续整夜的越洋电话会议才终告结束。
当时，联想方面核心谈判团队的六名成员——联想集团CFO马雪征、高级副总裁乔松、副总裁张宗荣、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吴亦兵、威嘉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项绍琨、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陈林正——都已经连续数日没有合眼。为方便身处纽约的谈判对手，所有商洽都在北京时间深夜完成，而白天则进行谈判团队内部讨论。经历了长达13个月且全程高度保密的马拉松谈判后，联想终于在北京时间2004年12月6日凌晨与IBM达成收购协议。
此番谈判的主角之一，联想集团财务总监马雪征事后与人开玩笑说：“如果问我谈判的感受，那就是我这几天瘦了5斤”。
但直到此时，谈判仍未算完全结束。参与谈判的人士表示，现在所谓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