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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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席台上，姆巴依把信封交给我，我打开它并宣读了新一届主席的名字：雅克·罗格博士。事实上，这个选举结果并不出所料。现在可以说，罗格医生是众望所归，所有了解奥林匹克运动及熟悉其最近重大事件的人都知道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相信他在五位候选人中更具实力。他是悉尼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出色的主席，悉尼奥运会无疑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他曾经是欧洲国家奥委会总会的主席，欧奥委是奥林匹克运动中最重要的洲组织；他还是雅典奥运会协调委员会的主席。最近的这项任命已经表明谁是我喜欢的接班人。
我早就知道雅克·罗格是一位无可指责的候选人。他的过去没有任何阴影，是一位从小就信守承诺和独立自主的比利时人。他的父亲是弗兰德人，母亲是瓦隆人。他曾经是一位运动员作为帆船选手参加过三届奥运会。他从大海中获益匪浅，也学到了征服它的艺术：坚定、力量、与外界因素和孤独抗争。这些在帆船运动中学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必将在他日后担任主席的工作中起到作用。自从他主持欧洲国家奥委会总会的工作，他成为在奥委会内部活动的一个活跃的角色。我还想补充说明一下，他作为体育领导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同其他几个人组成“评估委员会”，参与了对巴塞罗那申办1992年奥运会的评审。
由于诸多原因，我不愿涉及其他候选人。但是我为他们其中的某些人感到遗憾。他们在选举后的行为以及发言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不适合国际奥委会主席这个职务的。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奥委会的合作者们给了我一个特别的惊喜。他们中的四个代表每人交给我一些文卷，里面保存着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人及其他名人的信函，有的向我致以友好的敬意，有的历数我从1980年至2001年期间完成的各项业绩。见到它们，我浮想联翩。我经历的这段漫长的行程在我眼前飞快闪过，从莫斯科出发又回到莫斯科，其中停留了十个大站，我有理由对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在我离任那些天的许多谈话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顾并评价了21年来我担任奥委会主席的难忘时光。然而，我并不想沉浸在自我满足的虚荣中。我一向严于律己，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满意过，总是在不断寻求完美。阿维兰热在世界体育运动中是一位元老。他是奥委会老一辈的成员，尽管以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参加了水球比赛，但他的名字却和足球联系在一起。作为国际足联主席，他全身心地贡献给了足球运动，可以说他功德无量。正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国际奥委会巴西委员以所有同事的名义，用感人肺腑的话语，向我的妻子碧蔚丝表达了深切的敬意：“在我们心中永远铭记的一位女性，就是玛丽亚·特雷莎，她深具魅力，气质高贵，在奥委会主席实施的所有有利于奥林匹克主义的行动中一直得到她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为表示全体奥委会委员对她的敬意，我请求授予玛丽亚·特雷莎·萨马兰奇奥林匹克金质勋章。”响彻大厅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就是对我妻子最好的悼念。
另一个议论纷纷的问题，是我的儿子胡安·安东尼奥被选为奥委会委员。这一点我已预料到，我认为凭他受到的教育和他同体育的关系，他当选奥委会委员是完全应当的。许多人劝我不要提名他为候选人，也不要付诸表决，应该让下一届主席在未来的会议上提名。我没有同意。我想做的事情已有许多先例，在我们的组织内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子承父业。在我任职期间，这甚至已经合法化了。例如，卢森堡大公的儿子、阿里的儿子、迪博斯的儿子……最后我想，那些一直非难我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他们也会找出其他理由来的。我甚至不得不提醒他们，奥委会委员安娜公主担任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也是继承了他父亲爱丁堡亲王的职位。我肯定那时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并希望我的儿子胡安·安东尼奥在以后奥委会的行动中证明我当时坚持对他的任命是正确的。
在这次会议中选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是：霍震霆（中国香港）、伦德里·辛格（印度）、琼·多灵·考特斯（澳大利亚）、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西班牙）、布莱达·弗瑞斯曼（荷兰）。只有一位提名候选人被全体会议否决，那就是瑞士体育界久负盛名的阿道夫·奥希。瑞士在奥委会中已有五名代表，委员们认为完全能够代表这个国家了。我对他深表遗憾，在我任职期间，他协助奥委会工作，表现非常突出，如果在瑞士有什么人最有资格进入奥委会，那就是阿道夫·奥希，我真诚地希望一旦委员出现空缺，他就可递补进去。
由于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的入选，西班牙在国际奥委会已拥有四名代表。这个生动的例子证明近二十年来创新是如何实现的。奥林匹克运动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西班牙在每个部分都有一名代表：我的儿子胡安·安东尼奥被选为奥委会委员、皮拉尔公主作为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阿尔弗雷多·戈耶内切以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身份、曼努埃尔·埃斯迪亚特由运动员选举产生。我非常满意能亲眼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是怎样从本人进入奥委会时在体育界几乎无足轻重，发展到今日拥有四名奥委会委员，特别是西班牙已赢得同世界体育大国相同的待遇。非常不幸的是，一场交通事故夺去了阿尔弗雷多·戈耶内切的生命，中断了他作为国际体育领导人的事业。我还要补充的是，我被选为名誉主席，这在奥委会礼宾顺序中是二号人物。这样，我有权参加所有全体会议以及执行委员会会议，但是无表决权。我认为我将很少去利用这个权利，特别是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2001年12月我卸任主席工作后，第一次去洛桑旅行，我仅在“运动员委员会”汇报工作时，参加了一会儿执行委员会会议。我相信前任主席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他的继任者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完全放手。有时候，不仅一句话可能影响到一个决定，而且仅仅是出席就会成为一种干扰因素。
第八章 结束语艰难时刻
本书的最后部分是对我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工作的归纳，也是对我在这7306天全身心投入奥林匹克领导工作的简单回顾。这七千多个日子和纵横全球几万公里的行程曾经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也是我今天能够交出的最好总结。但是，这最后一章也应该是一个前瞻。读者也许已经判断出，我性格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不懈。我正是以这种精神履行了我肩负的责任。我衷心地希望，在我们奥林匹克大家庭内部和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中，更加团结与和谐。“7”这个数字在我的生命中有特殊的意义。据说，“7”是一个神秘数字。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我们延续着“7”，相信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然后在第七天休息。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色。古希腊有七位圣贤，学问有七大门类，古代有七大奇迹。不知是巧合还是偶然，反正我认为“7”在我有幸担任的职务中屡屡出现。从1894年国际奥委会创立开始，我是第七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在我之前的几任为：泽麦特里乌斯·维凯拉斯、皮埃尔·顾拜旦、亨利·巴耶…拉图尔、希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艾弗里·布伦戴奇、麦克尔·莫里斯·基拉宁）；我是西班牙国奥会第七任主席（我的前任是：菲格罗亚·托雷斯、圣地亚哥·格尔·洛佩斯、迪亚斯·基哈诺、奥古斯特·皮苏涅尔、莫斯卡多·伊图阿尔特和埃洛拉·奥拉索）；我还是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金融实体拉卡哈银行的第七任总裁（我的前任是：费雷尔·比达尔、柳伊斯·塞拉伊马、比达尔·里瓦斯、米格尔·马特乌、纳西斯·德·卡雷拉斯和萨尔瓦多·米列特）。坦白地讲，我不知道是不是“7”的数字在我各种任职中给我带来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能承担那些职务说明我有好运、我很荣幸。在所有任职期间，我都积极努力，付出了我美好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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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刻毋庸置疑，我在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就是该组织遇到危机那段时间。1998年底危机
爆发，1999年全年都处于危机之中，直到洛桑特别会议召开，通过了“2000年委员会”提出的对机构进行全面改组的议案。我的哲学是：应该向一切学习，也包括从逆境中学习。在所有的危机中都有好的一面，我们应该去寻找积极面，摒弃消极面。我认为，我们就是这样努力，并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奥林匹克运动，这次机是我们组织10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然而，这次危机使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们认识到，已经是该改革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放弃很多《奥林匹克宪章》所赋予我们的权力和特权，并且以新的面貌去迎接未来——21世纪。总之，已经到了革新的时候，而对我来说，领导这次体制改革也是很大的荣誉。
换句话说，我们做的就是实现我在1966年《运动2000》杂志那篇著名的文章里所写的：改革“国际奥委会”，使它由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变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部。由于我们达成的一致协议，我们吸收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国家奥委会主席和现役运动员进入国际奥委会。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真正的团结。流言蜚语 从我上任伊始，就有些传媒，特别是那些在英有极大影响力的媒体，对我的表现横加指责，竭力渲染和夸大消极的东西，以为我在旅行和生活中要求特殊。例如，这些年我在洛桑王府酒店住的是同一个房间，这一住处已在一些新闻报道中非常扬名。“510套间”面积普通，毫不奢华，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厅。我在卧室靠床头的地方放了一些健身器械；在厅里放一张用来工作的写字台和看电视时坐的沙发。就这样一个房间，却被说成是一个豪华的“东方宫殿”。而且我一直认为，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支付饭店里这样一个房间的费用要比租或买一个带24小时服务的单元房，外加维护保养和缴税要便宜得多。另外，我争取到饭店只向国际奥委会收取我使用房间那些天的房租（240瑞士法郎），而在我旅行期间只收取100法郎的预定款……谁都知道，我在任职期间因为工作需要总是旅行。如果没有不怀好意的煽动和诽谤大家可以清楚地推测出这个住所是物美价廉的。我深信，饭店之所以同意如此低的价格，是因为我在那里住宿是对他们招NB728顾客的一大宣传。
但是，有人却说成我住在“皇帝套房”。提到交通，我乘坐的奔驰车是奔驰公司根据商业合同而暂时提供给我们使用的，由我的秘书安妮或饭店的司机开车，而且从饭店到维迪堡我经常是乘出租车。我甚至和司机中的很多西班牙人建立了友谊。但是，对我个人和我的行为最为疯狂的攻击，是来自英国记者安德鲁·杰宁斯和他的同事威文·戈里高里·森桑。他们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五环先生》的书。这是一本充满歪曲事实、造谣惑众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我过去在西班牙的政治生涯，他描述得好像是重大发现一样，说我曾出任过国家体委主任（国奥会主席）、当过巴塞罗那省议会主席……但是，他的这个非常独特发现是人所共知的。我从来就没有隐瞒过我的履历与从政生涯。我与许多西班牙公民一，为国家的政治过渡做出过贡献。在西班牙，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被认为是真正的神话：从独裁政治向完全的民主制国家转变。这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与尊重。毋庸置疑，领导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的伟大舵手是胡安·卡洛斯国王陛下。他英明、果断地任用最优秀的人才领导了这场和平变革，从而震惊了世人。苏亚雷斯首相十分出色地执行了国王的指令。
我一直和国王及王室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这一关系从1967年开始，当年我作为国奥会主席，率领西班牙代表队参加在突尼斯举行的地中海运动会。我遵照内阁大臣洛佩斯·罗多的指示，邀请那时的王子参加运动会。大臣要我对王子多加关照，因为他将主宰国家的命运，让参加运动会的西班牙青年了解他对国家的未来不无好处。在突尼斯，王子第一次的私人访问受到了国家元首的隆重接待。当然，当时西班牙驻突尼斯大使十分焦急，频频请示外交部以何种规格接待未来的西班牙国王。他一直等待答复而不敢贸然行动。那些日子事情很复杂。我不能抱怨报纸一直给予我的评价。大部分报纸是具有专业水平的，真实严谨地报道国际奥委会和我任期内的事件。
但是，坦白地讲，我必须承认，被人攻击、时常受到污蔑并不让人觉得快乐，它是一种伤害。作为人，我有正确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言行是诚实的。我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