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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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接着，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司：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的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他很高兴，并感到惊奇地发现一个“摩登女子”会爱上这样一个乡巴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
我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胡也频听了感到非常悲哀和痛苦。
这个人原来计划到上海去，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样，而希望他离开，于是他这样做了。两星期后，我跟他后面也去了——胡也频则跟在我后面来了。
在当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丁玲依然保留着她的性格中最为可爱的特点，她的坦率，她的真诚情感，正是她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重要因素，同样也使她的这些回忆显得毫无虚饰，向我们袒露出她的内心世界的一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比后来的回忆中更为令人可信的五四新女性。
在80年代的回忆中，丁玲强调的不是冯雪峰的文学才能对她的吸引，而是他们政治思想上有更多的共鸣：1927年我写完《莎菲日记》后，由王三辛介绍我们认识的。王三辛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里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1985年3月1日丁玲致白浜浴美）丁玲并不否认她和胡也频的感情，但她认为她和胡也频的爱，是不同于和冯雪峰的爱的。前者是浪漫的，却又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的爱，才是刻骨铭心的。在给冯雪峰的信中，她这样写到：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住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断绝，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丁玲认为，她和胡也频的爱，无法同她对冯雪峰的爱相比拟：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不算情书》）感情可能永远都是这样，谁也无法理清，谁也无法摆脱它的网一般的束缚。
经过一阵吵闹之后，在沈从文的面前，丁玲和胡也频渐渐平静下来。几天后，他们两人去杭州。此次杭州之行，将决定他们未来的生活布局。
丁玲回忆，当时去杭州，还有冯雪峰同行，在杭州，她面临着选择。
沈从文在上海，等待着朋友们的归来，大约一周之后，胡也频突然一个人回到了上海，
带着苦涩的笑，带着失望的神情。他告诉沈从文，他准备不再去杭州了，他的生活也将改变。
沈从文回忆：“我问清楚了丁玲还在杭州，他却又是在一次流泪赌咒的情形下跑来上海，于是我就同他在一个大木床上躺下来，详详细细究询他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述，且记着这件事每个要点，等他无话可说时，便为他把这件事从旁观者看来各方面必须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态度说明。因为他尚告给我两人虽同居了数年，还如何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属于某种科学范围的知识，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第二天，就又把他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回去，我对于海军学生所作的一番劝告，大致很有了些用处，风波平息了，一切问题也就在一份短短岁月里结束了。两人在西湖葛岭一个单独院子里，大约将近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或者因为新增加了从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内，故两人简直像一对同度蜜月的伴侣。”（《记丁玲女士》）沈从文的这一推断，有一定道理。丁玲也曾坦率地说过，她在北京虽然同胡也频同居数年，但一直没有过夫妻生活。只是到杭州后他们才正式结为夫妻。
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的确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候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1985年3月1日丁玲致白浜浴美）但丁玲之所以没有离开胡也频，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的面前，其解释也有不同的侧重。
在1931年给冯雪峰的信中，她责怪冯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不然，她是会随冯而去的。她写道：我想过，我想过（我在现在才不愿骗自己说出老实话）同你到上海去，我想过同你到日本去，我做过那样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频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频那样的人，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你走了，我们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为一点幻想，我感到我不能离开也频，我感到你没有勇气，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你又走了，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那些伴着鸟声来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每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信烧去时，我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末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过，这里面而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就够了。”这种念头常常抓着我，唉，！为什么你不来一趟！你是爱我的，你不必赖，你没有从我这里跑开过一次，然而你，你没有勇气和热情，你没来，没有在我想你的时候来……1937年在和斯诺夫人的谈话中，丁玲强调的是她无法拒绝胡也频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以及他们已经同居的现实。
我们一起在上海只呆了两天，我们三人决定一起到杭州美丽的西湖去。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第一部分第5节 在上海开拓他们的新天地
我现在仍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爱着他，但甚至对他也这一点保守为秘密，并且退还他所有的信笺。对于这个人我将不再说什么了，虽然这个故事现在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丁玲和胡也频、冯雪峰之间的波折，就这样在杭州趋于平静。丁玲和胡也频确定了夫妻关系，他们的命运从此紧紧拴在一起，迎接时代的风雨，经受风暴的洗礼，共同创造他们的文学天地。
自然，丁玲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后来，在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与冯雪峰重逢；胡也频遇害后，她又得到冯雪峰的帮助。她难以消除对冯的感情。给冯雪峰的信就是这样写出的。
1933年秋天，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曾将丁玲在1931年、1932年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揭载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与后来的任何回忆和他人的叙述，它们更为可信地告诉人们一段真实的故事。
同丁玲和斯诺夫人的谈话一样，这些信中活脱脱一个能爱、敢爱的女性，没有虚伪，没有某些女子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丝毫传统的道学气。沈从文后来在《记丁玲女士》中，便力图塑造出这样一个新女性。
香港一位学者对丁玲的这些信评价甚高，他写到：“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在两性关系上，虽然不够严肃，可是在爱情上却十分认真和炽烈。”（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丁玲写给冯雪峰的这些信，1936年经丁玲本人编辑而收入《意外集》中，但在1949年之后的各种选本均不再收入。
丁玲在1932年的信中写到：一夜来，人总不能睡好；时时从梦中醒来，醒来也还是像在梦中，充满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东西在心中汹涌，只想能够告诉人一些什么，只想能够大声的笑，只想做一点什么天真、愚蠢的动作，然而又都不愿意，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们的爱情，这只有我们两人能够深深体会的好的，没有俗气的爱情！我望着墙，白的，我望着天空，蓝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动着尘埃，然而这些东西都因为你，因为我们的爱而变得多么亲切于我了啊！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比昨天还好，像三月里的天气一样。我想到，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给你听，要告诉你许多关于我们的话，可是，我又不愿写下去，等着那一天到来，到我可以又长长的躺在你身边，你抱着我的时候，我们再尽情的说我们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我要告诉你的而且我要你爱我的！
可以说，丁玲的这些信，以其真诚、热烈的情怀，给我们留下了全面理解她的性格和生活的历史记录。
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一起被打成右派，跌入人生逆境。冯雪峰1976年逝世，丁玲1986年逝世。在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就在她逝世前不久，一个似乎平平淡淡的细节，却流露出她内心深藏着对冯雪峰的思念。
曾在丁玲晚年身边工作多年的王增如，回忆到丁玲在逝世前一个月的一件事情。
那是在1986年2月7日，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的日子3月4日只剩下20多天，清晨，鞭炮声此起彼伏，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这几天她的病情日益恶化，在2月5日，便因连日气管炎发作，咳嗽不止而引起急性心力衰竭。她无力与人交谈，只是闭着眼睛休息。春节此时此刻，丁玲的精神出奇的好，她与前来的人们艰难却又是愉快地谈话。就是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她想到了冯雪峰——
他于10年前的大年初一逝世。
王增如写到：“早上，您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此时，您是忆起了老战友，还是想着即将在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呢，或是又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丁玲在最后的日子里》）10天之后，丁玲病危，她不再可能对他人回忆往事，而她在王增如面前发出的这一感叹，也就成了她与冯雪峰珍贵情谊的最后的、也是最动人的一笔重彩。
一阵风雨过去，三个在北京结下友谊的年轻作家，又在上海开拓他们的新天地。
三个人在上海重新开始他们在北京做过的梦：创作，办刊物。
1928年，对沈从文、丁玲来说，都是创作丰收的一年。当时文坛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小说月报》，一年间，发表了他们两位的不少作品。其中，沈从文发表6篇，丁玲发表4篇。
一年里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数量上，沈从文在作者中排列第一，丁玲则和茅盾并列第二。
丁玲这时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顿时成为读者和评论界青睐的对象。人们惊喜地看到，继冰心之后，又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女作家脱颖而出。有人当即以这样赞美的语调感叹：“丁玲女士是一位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自从她的处女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说月报》上接连地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