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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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肯切的经验之谈，这同时也是前述周作人关于“国民文化呈三角塔形”理论的一个自然引申与发展。民俗学所注重的是日常最普通的、司空见惯的一般的生活方式；而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文化精神正是消溶在大多数人民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正像刘半农在五四时期所说，“吃饭穿衣等事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所以要研究各民族特有的文明，要彻底了解各民族的实际，非求之于吃饭，穿衣等方面不可”［80］。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五四时期的比较文化研究中，民俗学的比较研究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个事实，对于今天中国正在重新兴起的比较文化研究，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周作人有过通盘的考虑。他曾经慎重其事地向学术界提出，应特别地注意“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文化”的研究。他指出——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一瞥，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印度因佛教的缘故与中国关系密切，不待烦言，亚剌伯的文艺学术自有成就，古来即和中国接触，又因国民内有一部分回族的关系，他的文化已经不能算是外国的东西，更不容把他闲却了。日本有小希腊之称，他的特色确有些与希腊相似，其与中国文化上之关系更仿佛罗马，很能把先进国的文化拿去保存或同化而光大之，所以中国治“国学”的人可以去从日本得到不少的资料与参考。［81］这自然是从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作出的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选择。由于周作人精通希腊与日本两国语言，这两国文化的研究即成为他个人攻关的主要目标。而由于本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周作人的中日比较研究就特别引人注目。对于周作人这一研究的政治背景及政治评价，本书附录《走向深渊之路》中有专门的讨论；这里，主要从其学术意义方面，作一些分析——政治评价与学术意义既是密切相关联，又是可以区分的，这一讨论前提是不言而喻的。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是建筑在对日本文化下述总体认识基础上的——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我们中国除了把他当作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还当特别注意，因为他有许多地方足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82］承不承认日本民族文化具有独立的个性与价值，这正是全部关键所在。对于周作人来说，这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他的思想体系最重要的基点，就是对个性的尊重，这包括他对个性与人类共通性关系的独特认识：“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83］在周作人的观念中，正是日本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立个性，才构成了日本文化对人类文化的独特贡献，从而有可能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为我们所理解、接受与吸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认日本文化的独立性的，这不仅因为日本古今文化确实“取材于中国与西洋”，而且对于许多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人，身受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之害，他们是宁愿否定日本文化的独立性的，似乎可以由此而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这是一种可以理解、却远非健全的心理。否定其他民族独立性（包括文化独立性）的民族，自身也不可能是真正独立的。这里涉及到“各民族文化比较”研究中的民族情绪、民族心理这样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看来，无论是民族自卑还是民族自大心理都会妨碍我们作出科学的结论；周作人说得好：
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对的，别人也应当谅解它，但是日本对于中国这一点便很不经意。我并不以为别国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讲来，一国民的侮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障害，虽然超绝感情，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绝无。［84］惟有着眼于“人类文化”，树立起“在人类文化创造中，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观念与心态，才可能是比较合理、健全的，这正是中国的先驱者（包括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获得的“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周作人在他的日本文化研究中，还一再强调：“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假如要找出这民族的代表来问问他们的悲欢苦乐，则还该到小胡同大杂院去找”，“我们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85］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周作人要中国人民“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不只是“天真”，而且是极端有害的。但是，周作人强调不能“把脚盆里的孩子连水一起泼了出去”［86］，不能因为憎恨暴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而否认日本文化本身，而真正日本文化正是存在于“小胡同大杂院”中即普通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这确是一种真知灼见。在反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坚持这类“不合时宜”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一方面是糊涂的“文化决定论”［87］，一方面又包含着若干清醒的理性精神的合理因素：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
第二部分第五讲 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7）
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立价值，当然并不是抹煞日本文化所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本身也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一种“个性”）。周作人从不否认，他们这一代人最初是怀着强烈的民族复古主义情绪（即所谓“思古之幽情”）去看待日本文化的；他们几乎是惊喜地在日本文化中发现了在现代中国已经失去了的古代“遗风”。后来周作人回忆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88］因此，周作人一再地声称，日本（特别是东京）是他的第二故乡［89］；尽管这种感觉含有若干夸大其辞的成分，但他对中日文化共同性的感受却是相当真实的。可贵的是，周作人主要是通过日本生活中多少保存中国古俗的特点，中日日常生活中的接近，去把握这种文化的共同性的。他几乎是怀着一种思乡的心情这样谈到“日本的衣食住”——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NFEB6，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杂事诗》作寿志）即古昔的鱼，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90］正像周作人所说，“我尚能知故乡的民间生活，因此亦能于日本生活中由其相似而得理会”［91］。周作人所谓的“理会”，不仅是生活习俗的表面把握，而且是对蕴含其中的深层次的“文化”与“美”的发现——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逸发生出来的假正经。［92］我常想，世间鞋类里边最美善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经济的是中国南方的草鞋……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93］不只如此，周作人在日本式的房屋与服饰里发现“适用”“简易”与“安闲”，“清疏有致”［94］，在日本的浮世绘所描绘的日本人民日常生活情趣里，发现了“东洋人之悲哀”［95］，等等。
这里，日本文化是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来看待的，周作人曾作了这样的概括：
我以为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性……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此二者大抵与古希腊有点相近，不过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称日本为小希腊，我觉得这倒不是谬奖。［96］周作人强调日本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相近，正是表明，他所欣赏、神往的，是人类文化起源状态的文化，是“更为简单，更为天然，更是本能的”［97］，也即人性发展更健全的文化。这些特点，中国原始文化中也曾经有过，但却是中国现实文化中所缺乏（或者说失落了）的。因此，周作人一再地作这样的对比——日本国民更多宗教情绪，而对于雷公多所狎侮，实在却更有亲切之感。中国人重实际的功利，宗教心很稀薄，本来也是一种特点，可是关于水火风雷都充满那些恐怖，所有纪载与说明又都那么惨酷刻薄，正是一种病态心理，即可见精神之不健全。［98］支那集录古神话传说的史书在大与深的两点上或者比《古事记》为优，但当作艺术论恐不能及《古事记》罢。为什么呢，因为它感情不足，特别如上边所说的润泽的心情显然不足。
［99］人们发现，每谈及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周作人总是无法掩饰自己的艳羡之情。这与周作人对人类原始文化传统的怀旧情绪自然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周作人在1940年底所写的《日本之再认识》里却宣布了对自己的日本文化研究的一个“反省”：
如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去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事。［100］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前者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似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幻觉，最易自误而误人者也。［101］由此，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发生了重点的转移：
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102］那么，在周作人看来，日中两民族文化的主要区别何在呢？他回答说：
我常觉得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103］而关于日本宗教，周作人又有如下分析：
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本来的神道，这一直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情，上层思想界也包含在内。［104］《药堂杂文》书影周作人还写有《关于祭神迎会》（收入《药堂杂文》），对中日两国的宗教情绪作了详细对比，这是关于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一篇重要论文。周作人在文章中指出，“超理性的宗教情绪在日本特为旺盛，与中国殊异”，“日本宗教，求与神接近，以至灵气凭降，神人交融，而中国则务敬鬼神而远之，至少亦敬而不亲”，“中国民间对于鬼神的迷信，或者比日本要更多，且更离奇，但是其意义大都是世间的，这如结果终出于利害打算，则其所根据仍是理性”。周作人并且具体比较了祭神迎会的仪礼的不同：“中国人民之于鬼神正以官长相待，供张迎送，尽其恭敬，终各别去，洒然无复关系”，“礼有余而情不足”；“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礼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着，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105］。应该说，周作人上述研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试图用存在于日本国民中的宗教性狂热来解释日本侵略者猖獗一时的历史错误，仍然是重复“文化决定论”的谬误，但人们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周作人的一个“理想”：希望两国人民摆脱“宗教性的狂热”，用“科学理性精神”取代之。这在当时自然是一个幻想。而且周作人完全漠视作为被侵略一方的中国人民中的爱国主义情绪，这正是周作人走上背叛民族的歧途的重要原因。在进行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如何正确地对待“爱国主义”这类“民族情绪”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周作人在这方面既有正面的成功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对于后人都具有启示意义。
第二部分第五讲 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8）
注释：
［1］参看（日）关敬吾编：《民俗学》，第2页。
［2］周作人：《我的杂学·八》，收《苦口甘口》。
［3］［4］周作人：《我的杂学·七》，收《苦口甘口》。
［5］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后记》，见该书下册，第523—524页。
［6］见周作人：《夜读抄·〈远野物语〉》。
［7］见周作人：《苦竹杂记·〈幼小者之声〉》。
［8］周作人：《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载1914年1月20日《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
［9］载1925年10月12日《语丝》第48期。
［10］据周作人（署名周启明）《一点回忆》（载1962年12月4日《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说，1936年在北平恢复了“歌谣整理会”。
［11］周作人：《谈龙集·〈潮州畲歌集〉序》。
［12］刘半农：《〈潮州畲歌集〉序》。
［13］周作人：《谈虎集·拜脚商兑》。
［14］周作人：《看云集·拥护〈达生编〉等》。
［15］周作人：《立春以前·风土志》。
［16］［17］［18］［19］［20］周作人：《谈虎集·乡村与道教思想》。
［21］［22］周作人：《治家格言》，载1951年2月12日《亦报》，见《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第605页。
［23］鲁迅：《而已集·小杂感》，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
［24］［25］周作人：《谈虎集·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2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回丧与买水》。
［27］周作人：《雨天的书·托尔斯泰的事情》。
［28］［34］周作人：《谈虎集·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
［29］周作人：《谈虎集·乡村与道教思想》。
［30］周作人：《谈虎集·读经之将来》。
［31］周作人：《雨天的书·济南道中之三》。
［32］周作人：《谈虎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