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端与坦率表示，“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NB052NB052’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自园先生（按：指周作人）努力种‘自己的园地’，我极以为然。我以为比做几条‘杂感’‘短评’较有意味”［55］。这完全是历史忏悔师的口吻。五四时期以“偏激”的态度名噪一时的钱玄同此时已成了一位平和的、毫无偏颇的绅士。但任何具有现实感的人都不难看出，如果历史真的走了钱玄同们此时主张的“稳健”而毫无“片面性”的道路，恐怕统治中国的依然是封建旧孔教与封建旧文学，根本容不得周作人、钱玄同在这里高谈“自由”与“宽容”。尽管存在着历史逻辑的自相矛盾，无论如何，周作人及其友人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退”下来的意向是无疑的了。
这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以周作人为核心的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通过1922年的“宗教问题”论战，终于出现了根本裂痕。当然，由于“结缘”未了（用我们惯用的语言说，在“反帝反封建”上两部分知识分子还存在着某种共同性），他们的合作关系还要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但是，最终分裂已是不可避免：周作人等当然不可能放弃他们贵族式的自由主义立场，纠正由此带来的偏颇；而年青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要彻底纠正自己的“左”倾幼稚病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尽管论争之后陈独秀曾试图对非宗教运动中某些“左”的偏颇有所纠正，但在当时条件下，连陈独秀也不可能如周作人们那样，在“左”的言词背后发现封建专断主义对革命队伍的侵袭；中国不成熟的革命者（包括其中的知识分子）只有经过血的实际体验以后才可能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
末了，要补充一句：自1922年论战以后，周作人与陈独秀之间的交往也就中止了。
第四部分第十五讲 周作人与陈独秀（5）
注释：
［1］在此之前，1917年1月周作人已读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在1月24日日记中写着，“得北京十九日寄书一包，内……《青年》一本，……晚阅《青年杂志》，多可读。子谷（按：即苏曼殊）有《断簪记》，颇佳”。
［2］《本志编辑部启事》，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
［3］1918年10月21日周作人日记记有“玄同说明年起分编《新青年》，凡陈、胡、陶、李、高、钱、二沈、刘、周、陈（百）、傅十二人云”。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及与友人通信中均否认曾参加过《新青年》的编务。
［4］见《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其四》；《人的文学》后载于《新青年》第5卷第6号。
［5］见《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其七》。
［6］钱玄同：1920年9月19日、25日《致周作人书》，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7］陈独秀：《致周作人书》（1920年7月9日、8月22日、9月29日、8月13日），见《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
［8］参看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年谱》有关部分。
［9］陈独秀：1921年2月15日《致鲁迅、周作人书》，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10］陈望道：1921年2月13日《致周作人书》，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11］周作人于1920年底患肋膜炎，先后住院、在西山休养至1921年9月。
［12］见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实庵的尺牍》。
［13］见1922年3月17日《晨报》。
［14］见1922年3月20日《晨报》。
［15］宣言载1922年4月4日《晨报》。
［16］据1922年3月28日《晨报》报道。
［17］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与邵振青》，载《新闻研究资料》第4辑。
［18］钱玄同：1922年3月24日《致周作人书》，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19］宣言载1922年3月31日《晨报》。
［20］见1922年4月2日、3日、4日的《晨报》有关报道，周作人后又在1922年4月5日《晨报》上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
［21］文载1922年4月11日《晨报》。
［22］周作人：《复陈仲甫先生信》，载1922年4月11日《晨报》。在此前后，周作人还发表了《各随己便》（《北京周报》第12期）、《思想压迫的黎明》（1922年4月11日《晨报》）
，《思想界的倾向》（载4月23日《晨报》），继续批评“非宗教同盟”。
［23］陈独秀：《再致周作人先生信》，载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3页。
［24］钱玄同：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书》，载《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但《鲁迅研究资料》在发表此信时，将写信日期定为1932年4月8日，有误。
［25］周作人：《予欲无言》，载1924年3月8日《晨报副刊》。
［26］周作人：《谈虎集·非宗教运动》。
［27］周作人：《谈虎集·关于非宗教》。
［28］《少年中国学会消息》，载1920年10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
［29］田汉：《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载1921年2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
［30］《屠孝实先生的讲演》，载1921年2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
［3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27页。
［32］周作人：《宗教问题》，载1921年5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
［33］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载1920年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3号。
［34］钱玄同：1922年3月24日《致周作人书》，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35］陈独秀：《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原载1922年5月22日《广东群报》，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9页。
［36］张东荪：《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载《生命》第2卷第7期。
［37］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圣书与中国文学》。
［38］周作人：《雨天的书·山中杂信（六）》。
［39］胡适：《基督教与中国》，载《生命》第2卷第7期。
［40］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原载《先驱》第4号，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
，第169页。
［41］《非宗教大同盟宣言》，载1922年3月20日《晨报》。
［42］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1922年3月15日作），原载《先驱》第4号，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68—169页。
［43］《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与《宣言》均载《先驱》第4号。
［44］作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在1923年年底写的《我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里曾坚持“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的极左观点；但不久即认识了错误，并提出了“要求基督教徒教会学生代表共同参加反奴化侵略运动”的正确主张。
［45］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46］周作人：《报应》，载1922年3月29日《晨报》。
［47］钱玄同：1923年3月24日《致周作人书》，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48］周作人：《谈虎集·非宗教运动》。
［49］周作人：《谈虎集·读经之将来》。
［50］周作人：《谈虎集·“重来”》。
［51］周作人：《复陈仲甫先生信》，载1922年4月11日《晨报》。
［52］钱玄同：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书》，载《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53］周作人：《谈虎集·关于儿童的书》。
［54］陈独秀：《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原载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3页。
［55］钱玄同：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书》，载《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第五部分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1）
——两位自由主义学者之间
（一）
查周作人1917年日记，9月19日这一天记有“同君默往看宿舍，遇胡适之君”等语。这大概是周作人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这时胡适刚于是年夏从美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周作人也于是年4月由绍兴来北京，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19日日记所记“宿舍”，据《知堂回想录》回忆，即是文科教员预备室，普通叫作“卯字号”；胡适当时正是“卯字号”的名人，是所谓“三个小兔子”之一［1］。
同年11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开始“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2］。周作人报名参加了国文门“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两个研究组，小说组同人有胡适与刘半农［3］。11月13日周作人日记中即有“往校研究所开会……遇胡适之、刘半农二君”的记载［4］。据周作人回忆，小说组共有10次的聚会，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均作了报告［5］。这是建立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最初尝试，也是周作人与胡适在新文学事业上的第一次合作。
周作人与胡适在《新青年》第一次配合作战，是以“贞操问题”为突破口，向封建旧伦理道德发起猛烈攻击。《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发行）首先刊登了周作人译作《贞操论》（原作者为日本著名女作家与谢野晶子），鼓吹“舍掉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奉行新的婚姻观与贞操观。文章强调，仅有“性交”的“接续”而“精神上十分冷淡”的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爱情相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破裂，只须离散”。胡适随即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贞操问题》，热烈称颂《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一件极可贺的事”；并进一步联系中国实际，指出：“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胡适的文章又引出了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对反人性的封建节烈观展开了全面批判。周作人、胡适与鲁迅在这一次战斗中彼此心心相印，配合默契，由此而形成了巨大的战斗力，这是颇能显示《新青年》时期的战斗风貌的。
应该说，在《新青年》同人中，周作人与胡适之间的契合，是更为全面与突出的。胡适于《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发行）发表了《“易卜生主义”》，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指责封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进而发出了“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的召唤。“心有灵犀一点通”，周作人也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发行）发表《人的文学》，明确地把“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宣布了“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的新的道德、人生观原则，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这样，在五四时期对于“人”的本质、“人道主义”精神的多种理解中，胡适与周作人结成了一种“精神同盟”；正是以争取“个体自由意志”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把周作人、胡适紧紧连在一起。以后，他们之间虽时有分歧，但这基本立场的一致，却始终没有变。
胡适、周作人的上述理论活动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1919年5月《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以后，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也提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他自己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正如批评者所指出，胡适在三十年代作出这一论断，目的是为了对抗左翼文艺运动。但我们也不可忽视这一事实：在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都是比较注重正面的文学理论建设的；他们自身的理论活动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与胡适一方面保持着战斗方向的一致，另一方面也并不掩饰他们之间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这不仅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气氛的民主、思想的活跃，而且恰恰是能够显示“自由主义学者”的特有风貌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热心于提倡新村运动，响应者颇多；胡适却是少数持保留态度者之一。他于1920年1月15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指出周作人提倡的新村主义就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主义”，“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周作人随即在1月24日《晨报》第7版上发表《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作自我辩解，强调隐士“归隐，躬耕只是他们消极的消遣”，而新村运动则是“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主义”。胡适、周作人这一次“交锋”初步显示了他们之间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始终“积极入世”与时有退隐、“出世”之想的差异，这对他们以后思想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五部分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2）
（二）
大约在1920年8月以后，由于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日益尖锐的分歧，《新青年》内部出现了“危机”［6］，到1921年初发展到了办刊方针的公开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周作人与鲁迅一起，表示不赞成胡适提出的“发表宣言说明不谈政治”的主张，并且在行动上继续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以支持［7］。这是一次比较严重的政治分歧，但胡适与周氏兄弟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在1921年初，胡适曾推荐周作人任燕京大学国文门（即中文系）主任（胡适后来解释说，“启明在北大，用违所长，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8］），并曾约请周氏兄弟为《尝试集》选诗［9］，希望他们支持自己新办的《读书杂志》［10］，胡适自己也在周氏兄弟要求下出面为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觅得职业，并主动建议鲁迅、周作人将小说创作及翻译作品汇集成册［11］，以后在胡适支持、关怀下，先后出版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鲁迅合译，胡适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6月出版，为“世界丛书”之一）及《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周作人、鲁迅、周建人合译，1922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应该说，胡适对周氏兄弟一直给予很高评价，并寄以厚望。胡适在1921年5月7日日记里，曾写道：在中国留学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