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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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旅，较抵津之初增加一倍半，达７万人，分布在天津及津浦、京奉两线。张作霖有意造成的这些事件，是在用实力逼迫冯玉祥让开直隶省，乃至津浦线。不给冯玉祥出海口，把他逼往荒凉的西北。对此，冯玉祥在实力不如奉军的弱势情况下，只得忍耐待时。

　　１１月１２日，在李景林的授意下，直隶省议会及各公团，以直人治直为标榜，推举李景林为直隶保安司令并继王承斌任省长职。到此，直隶地盘完全归奉系所有。当天上午，张作霖、冯玉祥分别拜访段祺瑞，表示愿意服从指挥。下午，段祺瑞在私宅设宴款待奉军将领，张作霖借故未到。段祺瑞表示，京奉、津浦两线完全归奉军驻守。这是段祺瑞在向奉军示好。他甚至有意让李景林代替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但没有成功。

　　关于这次天津会议，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里有一些记载，可供参考。他是应段祺瑞之邀赴津的。段祺瑞曾拍发数电，邀请他赴津。他知道这次赴津是要“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他本来希望等孙中山到达天津之后，他再赴津。可是，仅过了一天，段祺瑞即特派一位陆军部的军需司长去京，邀请他去。他想，如果坚执不去，必生猜疑而生误会，就决定去了。他是１０月９日赴津的。

　　他写道：“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雨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闭先照一相，边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倒，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勾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常常流露出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贸然说道：‘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上来主持国政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吗？’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①

　　这里提到的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妻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１９１４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１９１７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司令。此时，任奉军第六军副军长。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他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陆军训练总监。吴光新突然说孙岳是共产党，这是对冯玉祥的一个挑衅。在北京政变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是紧密的三角同盟，没有孙岳顺利地打开北京城门，政变是否能够成功，殊难预料。对此，筵席上的诸位是心知肚明的。但吴光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偏要给孙岳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就是要使冯玉祥难堪。但冯玉祥在实力不如人家的情况下，也只得忍气吞声地巧妙辩白。本来，这次宴会也邀请了张作霖。但张作霖却没有出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作霖不是彼时的张作霖了。

　　冯玉祥对奉军的言而无信、咄咄逼人，非常不满。不仅在天津会议上奉军表现如此，在会下奉军更是不讲信义，居然把冯军的部队缴了械，甚至逼迫冯玉祥的副总司令王承斌辞职。冯玉祥气愤地写道：“在天津，最令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奉军的种种表现，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在天津呆了几天，北京传说他被刺或被扣，他为了消释这些揣测，便回北京去了。

　　其实，张作霖的部下在此次会议中间，也确实在酝酿刺杀冯玉祥。有一次，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等拟乘冯玉祥赴宴之机，中途设伏，暗中刺杀。此事被张作霖的副官长杨毓珣得之，向冯玉祥告密，冯玉祥有了戒备，才没有遇害。主要的是张作霖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此事也就被压了下去。

　　天津会议解决了两个问题。

　　其一，两派军阀共同推举出了一个国家首脑。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为什么拥段为临时执政呢？因为段祺瑞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北洋军阀元老有所谓一龙、一虎、一狗，龙是王士珍，虎是段祺瑞，狗是冯国璋。当时，冯国璋已死，王士珍做了名流，只剩下了段祺瑞。此时的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它分为三大派。奉系是一派，冯军是一派，长江流域是一派。

　　奉系的张氏父子和奉军的一般高级将领，对段祺瑞都很尊重。他们对拥段持积极态度。张作霖原来是袁世凯所属３６镇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练兵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于北洋体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属于北洋军阀的老关系。不但如此，段祺瑞是亲日派，张作霖也是亲日派，在对日的关系上，他们也是利益一致的。同时，在１９２８年秦皇岛奉军的截械，事先也是段祺瑞的大将徐树铮，向他的日本士官留学的同学杨雨霆密报消息，才得以成功。事后平分了军械，从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成了亲密的伙伴。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张作霖虽然参加了倒段之战，和曹吴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段祺瑞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张作霖不参与，曹吴将要独占段祺瑞的家底，并且独霸北京政府。这对段祺瑞的东山再起是不利的。在第一次直奉战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们中间的主要联系人就是段祺瑞的妻舅吴光新。因此，张作霖拥护段祺瑞是“铁定不移”的。

　　冯玉祥读过三民主义小册子，对孙中山非常景仰，最先提出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但是，冯玉祥与孙中山的联合，也有增强自己力量的含义。因为冯玉祥同张作霖和段祺瑞相周旋，深感实力不足。有孙中山这一条线牵着，他也可以增加一些砝码。但是，在天津会议上，他已经陷入了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包围之中。这个包围，是实力上的，也是舆论上的。他深感势单力孤，有恨难泄。在会上，他没有大胆地提出自己对孙中山的态度，知道处境险恶，自身难保，只好唯唯诺诺，装出好像对提出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全无成见的样子。这是他迫不得已的。他随机应变，把原来主张孙中山北上改为联张拥段。

　　而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是拥护段祺瑞的。他们原来的领袖曹吴倒台，必须另找靠山。毕竟都是北洋一系，他们愿意北洋元老段祺瑞出山。“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１１月１０日，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李济臣、李炳之自南京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出山以维大局。这一天，正是天津会议第一次召开。１２日，江苏督军齐燮元在南京召集苏、浙、皖、赣、鄂、豫、陕、闽、川、湘十省同盟会议。议决：保境安民；不承认摄阁；一致拥段。

　　因此，拥段上台，就成为北洋军阀当时三大派的共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段祺瑞就重新登台了。段祺瑞面对咄咄逼人的张作霖和冯玉祥，玩弄着他的平衡术。对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实力派，他寄予希望。他把他们当作对付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一个重要砝码。

　　其二，两派军阀重新瓜分了地盘。段祺瑞为了在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搞好平衡，在分配地盘上，真是费尽心机。经反复折冲，最后决定：“自津浦沿线一带以至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为张作霖的范围，所以任命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而以京绥线及京汉线方面给予冯玉祥，所以任命孙岳为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并特任冯玉祥为西北屯垦督办。”这一瓜分，张作霖占有了富庶之地。冯玉祥原来基本没有地盘，现在有了自己的地盘，但仅是荒僻之野。这个瓜分结果，显然有利于张作霖，不利于冯玉祥。可是，基于张作霖的强大实力地位，冯玉祥也只能承认这个现实。

　　１１月２４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总执政”。临时执政的权力很大：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临时执政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名为临时执政，其实兼有总统和总理的双重权力。

　　当天，冯玉祥做出惊人之举，通电宣布解除兵柄，决心下野，所有部下军队如何处置，完全听命于国家。这是冯玉祥的一个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

　　这一天，张作霖偕卢永祥、鲍贵卿等入京。张作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先派李景林到京妥为布置。李景林安排奉军第一军进驻丰台，第二军进驻马厂，津浦线自天津至德州驻军约有六万人。这就保证了奉军在北京万无一失。事后证明，张作霖这一军事部署，不是杞人忧天。如果没有这个安排，他们张氏父子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大约就在这一天，冯玉祥的部下准备刺杀张氏父子。

　　事情是这样的。张学良是于１１月２２日，随同段祺瑞、冯玉祥等一同自天津先到北京的。现在，张氏父子都在北京，踌躇满志，得意忘形。

　　当时，胡景翼正在河南彰德同地方军阀李倬章（济臣）打得激烈，胡景翼一再电催冯玉祥调兵支援。冯玉祥拟调胡部岳维峻、邓宝珊去，可他们都不肯去。冯玉祥说：“笠僧（胡景翼）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他们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冯玉祥不解地问：“什么更大的事？”他们慷慨激昂地说：“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再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冯玉祥听了大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乱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乘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绝不会怀好意的。”冯玉祥虽然这样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的主张。并说，奉军多为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冯玉祥坚决不答应，双方僵持很久，直到深夜３点多钟，才慢慢说服了他们。次日，就接洽车辆，把他们派到河南去了。

　　这次刺杀阴谋没有得逞，其主要原因是张作霖事先在京外做了充分的军事布置，以便应付突发事件，说明他对冯玉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冯玉祥也不同意他们采取这种刺杀的方式来消灭政敌。

　　后来，见到了张作霖，冯玉祥说道，他精神不好，要上山修养。张作霖假装很动感情，跳起来说道：“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这是张作霖惯用的口是心非的手段，冯玉祥自然完全知道。他向部下说明上山修养的衷曲，得到谅解，就到北京西郊天台山去了。

　　与此同时，冯玉祥邀请的孙中山先生正在向北京进发。


中山北上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在孙中山、段祺瑞未到之前，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１０月２７日，孙中山分别电复冯玉祥、段祺瑞，答应立即北上。给冯玉祥的复电称：“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给段祺瑞的复电谓：“公老成谋国，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皖奉军阀的本质，对于第二次直奉战后的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因此，１１月８日，他对日本记者说道：“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孙中山自己认为，他和段、张之间的主张，“现已大致相同”，其实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孙中山之所以应邀北上，其主要目的是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他认为此时“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他决定抓住不放。因此，毅然决然地“单骑到北京，就是以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１１月１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４日，孙中山分别复电冯玉祥、张作霖等，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同日，冯玉祥特派代表马伯援赴粤迎接孙中山。

　　１１月１０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认为国民革命“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必须说明的是，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３年６月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政治口号。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宣传他在《北上宣言》里的政治主张。１１月２５日，他在日本神户出席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①

　　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的北上，是具有坚定而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的。

　　而与此相反，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欢迎孙中山北上，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在欺骗舆论。他们一方面做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虚假姿态，另一方面却在紧锣密鼓地召开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最高级会议，准备在孙中山到京之前，把全国军政最高权力首先抓到手里，把孙中山排斥在国家政权之外。

　　因此，在孙中山于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北上宣言》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就已经在天津召开了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他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拥戴不受任何名义。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只是封建军阀惯用的欺骗人民的伎俩而已。

　　果然，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