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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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财政
张作霖对东三省的财政问题，十分关注。张作霖以前的东三省各届掌权者，虽然也整理财政，但收效各有不同。１９０５年赵尔巽继增祺之后，任盛京将军，着意整理财政。开始设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纸币。因其措施得当，为人清廉，在任两年，使奉天省的财政大有改观。
１９０７年４月，赵尔巽调入中央，徐世昌任奉天省总督之时，省金库贮藏现金达六百余万两。徐世昌当政以后，滥设官厅，增添冗员，贪污中饱，贿赂公行，将库存积蓄挥霍一空。１９０９年４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他采取了节约经费、裁汰冗员等措施，但入不敷出，年欠３６０余万两。锡良乏术，辞职而去。１９１１年６月，赵尔巽任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省库空空如也。以后奉天省都督张锡銮、段芝贵对财政亏空，也毫无办法。
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将军兼巡阅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实权。６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军政首脑改变称呼。张作霖遂改称奉天督军兼省长。当时奉天省的财政金融面临崩溃的边缘。除欠外债一千余万元外，每年尚亏累二百余万元。起初，张作霖任用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但他也回天乏术，亏欠继续增加，任职一年后即去职。
１９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张作霖任命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永江为财政厅长。第二年，又让王永江兼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这才使奉天省的财政金融走上正轨。当时，张作霖曾对王永江不解地问道：“东北这么大，为什么穷得没钱花？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在哪？”王永江犹豫地答道：“我接财政厅长可以，只要巡阅使信任我，二三年内。便可自给自足，外债亦可还清。但怕有人说闲话。”张作霖果断地说：“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给王永江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王永江要的就是这句话。
王永江长期在基层，了解官吏贪污腐败的内幕，也懂得应该如何加以治理。这次得到上方宝剑，他便大动干戈了。
首先，撤换贪官污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知事和税捐局长逐一考察，凡是贪官污吏的，都一律加以撤换。情节严重者，还绳之以法。杀一儆百，人人自危。这就严厉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为整顿税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推行几项政策。大体是：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变为官营；官有企业，经营不善者，尽快卖给民营。这几项措施的实行，做到了开源节流。
第三，大力整顿税收。调整税收人员，厘定税收项目，清丈土地面积，定出税收额度，确立赏罚章程。定职定责，赏罚分明，调动了各级税收人员的积极性。各地的实际税收定额，是以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和生产状况来制定的。对贪污偷漏者，按章严惩。因此，清丈土地人员，不敢徇私舞弊，工作认真负责。
被清丈的民户，牵涉实际利益，过去瞒报的地亩数，这次被查出，都满腹牢骚。王永江，字岷源。人们谐音骂他为“万民怨”。清丈局局长曾有翼，字子敬。人们也谐音骂他“整之净”①。王永江顶住压力，坚决推行他的政策。
由于措施得力，经三年多的努力，终获成效。１９２０年末，除还清４０００万元外债，省库尚存１１００万元的结余金。本来张作霖应该利用丰盈的财源，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这时，他的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欲问鼎中原。于是，在１９２２年４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退回关内。
对于王永江整顿奉天省财政，史学家金毓黻评论道：“永江不然，其理财上法刘宴，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税收倍于树翰时，作霖为之大乐，而侈心亦因之日增。不数年，听杨雨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永江谏之不肯听。”②这个记叙是准确的，评价是中肯的。
虽然张作霖在政治上失掉了热河、察哈尔二特区，但在经济上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东北宣布独立，截留了东三省的盐税收入和奉榆铁路的运费收入。这样，奉天省的收入反而有很大的增长。１９２３年奉天省的税收总额高达三千余万元，扣除支出，当年的盈余约有八百二十万元③。王永江的意见是，利用这些充沛的资金，兴办实业、教育、交通、城建、屯垦等大事，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以固根本，而图发展。张作霖听不进这个有益的谏言，图谋全国的野心再度膨胀，于１９２４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的财政状况就每况愈下了。
曹锟贿选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取得胜利后，吴佩孚声名鹊起，几成袁世凯、段祺瑞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三人。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吴佩孚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暴露。曹锟和吴佩孚等直系军阀梦想攫取全国最高领导权。为此，吴佩孚走了几招棋。
吴佩孚的第一招棋是主张召开“国民大会”。１９２０年８月１日，他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利用这种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国会。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由他们直系来执政。但这一招棋没有走通。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干预，也因为张作霖等北方军阀的坚决反对，还因为直系军阀内部意见的相互龃龉，使得这一计划失败流产。
吴佩孚的第二招棋是祭起“武力统一”的旧旗。本来他曾经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口号，但是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联省自治”的论调，他现在反而拣起了被他践踏了的“武力统一”的这个口号。
“联省自治”的口号，其来有自。１９２０年７月，谭延辏紫韧ǖ缭诤鲜敌小白灾巍薄Ａ浩舫羲嫫浜螅敖徊剑岢觥傲∽灾巍钡目诤拧Ｆ湟馐撬担魇∮腥ㄗ远ㄏ芊ǎ腥ǜ葑远ǖ南芊ㄗ槌杀臼≌卫肀臼 Ｗ灾胃魇∨沙龃恚槌闪』嵋椋贫∠芊āＵ庋泄捅涑闪嗣拦⑷鹗磕茄牧钪乒摇Ｕ馐前锵形娜肆浩舫驹诟魇【Я⒊∩戏⒈淼募狻５醇峋龅氐种屏宋馀彐诘摹拔淞ν骋弧钡目诤拧４思撇怀桑馀彐谟肿吡讼乱徊狡濉�
吴佩孚的第三招棋是极力提倡“法统重光”。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虽然取胜了，但直系权力所及也只有十几个省，大体是直、豫、鄂、苏、皖、赣、闽等７省控制较严，而鲁、晋、陕、甘、湘、热、察、绥等８省也可操纵。其余地区直系还没有控制。国民党、皖系、奉系、西南军阀和“联省自治”派等，都反对吴佩孚的“国民大会”和“武力统一”。为此，吴佩孚接受一些政客的建议，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其内容是，重新召集民国六年的旧国会，请出原来的总统黎元洪，让他再登原位。当然，黎元洪也只是一个过渡的傀儡总统。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计策。既然“法统重光”，广东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孙中山自然必须退位；既然“法统重光”，黎元洪就得复位，徐世昌就得自动退位了。吴佩孚很是欣赏这个谋略，便坚决实行之。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０日，吴佩孚从天津来到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局势。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会议。这个保定会议是贯彻吴佩孚“法统重光”主张的会议。但会议一开始，参加者不知道吴佩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曹锟左右的依附者，以为现在是直系的天下，一切由我们说了算，谁敢反抗？便赤裸裸地提出，赶走总统徐世昌，把曹锟黄袍加身，直接拥戴为总统。但这个说法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他便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和好处。与会者终于明白了吴佩孚欺蒙人民、曲线扶曹的真正用意，感到这确实是一石二鸟之妙策，再加上吴佩孚当时的地位，便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保定会议是直系高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重要会议。
５月１４日，吴佩孚密电北方直系军阀，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是向他们灌输“法统重光”的主张，以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相互唱和，造成“法统重光”的主张是来自于民意的假象。这是当时军阀贯彻自己主张的通常作法。当天，苏、鲁、鄂等三省军阀就密电表示坚决拥护吴佩孚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公开提出，吴佩孚则相中了孙传芳。
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日，吴佩孚唆使直系色彩稍差的孙传芳等人联衔通电，首先提出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总统复职，并补选副总统。电文称：“南北统一之分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宿，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开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指南方孙中山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①这个电文直指孙中山，并连带徐世昌。“法统既复，异帜可消”，这个“异帜”，首先指的就是孙中山的非常政府，其次指的就是现任总统徐世昌的北京政府。
这个通电的发表，犹如爆响一颗炸雷。他们以代表民意为幌子，矛头直指徐世昌和孙中山。梁启超通电表示赞同；政学系、宪政研究会及国民党益友会等旧国会议员欣然同意。舆论界一时形成促进召开旧国会的浪潮。
５月２７日，吴佩孚致徐世昌一封密电。电文的主旨是把直系当前的想法和作法，向徐世昌作一个通报，先下下毛毛雨，以使徐世昌到时自动退位。电文说，他们的主张已经得到十余省的复电支持，一旦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中央。这是告诉徐世昌提前做好退位的准备，勿谓言之不预也。
５月２８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同日，孙传芳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表通电公开请求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北方大总统徐世昌，同时退位。
６月１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旧国会议员２０３名，纷纷攘攘，齐集天津开会。他们有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为后盾，有恃无恐，对徐世昌兴起一片讨伐声。发表宣言，指斥徐世昌是“伪总统”。
６月２日，徐世昌感到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得发布“本大总统现因衰病”，悻悻然地宣告辞职，由北京回到了天津的私邸，隐居起来。
孙中山也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发表宣言，对吴佩孚恢复法统的作法，表示赞成。但同时指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曾攻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曾攻过湖南。从历史上看，吴佩孚也是个不可靠的军阀。在他的诚意未被证实之前，北伐计划不能停止。换言之，非常政府不能取消。这是孙中山看透了吴佩孚的军阀本质以后，采取的聪明作法。
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一个异样的声音。他公然通电反对“法统重光”的口号。认为“二三武人之议论，固不能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他的通电使曹锟、吴佩孚不快。这就为他们之间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线。
６月１１日，黎元洪从天津到北京上任，就职大总统。然而，他没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政大权自然掌握在直系曹锟、吴佩孚的手中。黎元洪只是曹锟当上总统前的一个过渡总统。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９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１０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６月１３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１４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三角同盟
为了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粤皖奉三派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史称“三角同盟”。实际上是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三角同盟。这个同盟起步较早。
中国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什么要同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合作呢？据老同盟会会员宁武的回忆，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当时他３５岁，孙中山就电召宁武赴上海，向他交代革命任务。孙中山说：“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可见，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同张作霖接近，必须有晋见之由。他们听说张作霖想要建设葫芦岛海港，就准备打华侨投资这张牌。１９２０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带着华侨资本家的信函急赴天津。几经周折，通过张景惠的介绍，先后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
第一次晤谈，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相约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宁武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这次晤谈给聪明的张作霖一个暗示，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可能另有使命。
因此，在宁武离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接见了他。据宁武猜测，可能张作霖同他的幕僚已经“计议过了”。张作霖“仅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派他的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宁武很高兴。
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了”。这次是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初次联系，带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质。“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