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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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建设新生活之后，我才能深入地思考父亲与我们一起的生活。没错，一战时他在奥地利海军服役期间是伟大的，然而他的后半生作为歌唱家庭的父亲更加不易。他在这片陌生的新土地上，以极大的无私精神投入这种新的生活。
没有了爸爸，巡回演出依旧继续，可我们觉得仿佛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每年，我们在全美举行两次巡回演出，最后唱遍了除阿拉斯加之外的所有州。有一季，我们在加拿大各地举行音乐会。我们在夏威夷群岛演唱过若干次。1950年，我们前往南美洲举办音乐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歌隆剧院演唱。同年，我们回到奥地利。
我们似乎比以往离家的日子更长，不过留在斯托的家中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他们照顾前来滑雪或在格林山中度假的客人。他们打理屋子，转发我们的邮件。朋友们知道我们将离家数月，就为我们家准备了一份通讯。妹妹罗斯玛丽没有和我们一起巡演，她和在旅馆工作的一位年轻教师玛丽·露易斯·凯恩（即玛丽·卢）成了作者和编辑。这些通讯告诉我们所有可能想要知道的事情：来去的人们，天气，还有其他点点滴滴的新鲜事。我们乘坐巴士在城市间穿梭时阅读，这些报告在家里的每一个手中流转。
每次我们长途旅行回家，留守的工作人员都会准备盛大的欢迎活动。回到已经为圣诞节装饰停当的、整洁的家中，睡在自己的床上，干净的床单，真是太美妙了。享用特地为精疲力竭的旅行者准备的饭菜，回到大屋子，和一大群朋友团聚，感觉是多么温暖人心啊！
可是，解散家庭演唱组却不可避免。鲁珀特取得了他的医学学位，结了婚，养了一大家子。他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唱歌了。1948年，沃纳娶了马丁娜的朋友埃里卡，但他仍旧和我们一起巡演。约翰娜于1948年结婚，离开了演唱组。同年，我们宣誓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1951年，结婚才一年半的马丁娜难产过世。1954年，洛丽结婚，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为了继续以特拉普家庭演唱组的名义演出，我们不得不在团队中加入非家庭成员。新成员都是有天赋的音乐家，嗓音和我们的比较相似。他们是有趣的旅行伴侣，可当然，需要为他们支付薪水，这也减少了家庭的收入。我们家从没有人在唱歌收入中拿过一分钱。我们的做法是一起劳动，然后每个人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母亲的建议，她称之为“基督教共产主义”。
乐评仍旧很好，我们喜欢1953年12月刊载在《费城问讯者》上的一篇，那时我们刚刚同由尤金·奥曼迪担任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合作登台。其中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如果在音乐领域有家庭演唱组这样的组织存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于这个出众的歌唱组合来说，当今的类似团体中无出其右者……他们真诚而乡土的演唱，丝毫不差的熟练技巧，完美的饱和度、热情和风格，赋予了特拉普家族出众的地位。特拉普一家的嗓音丰富，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绝妙地表现出了曲调的统一、平衡与协调。
1955年，我们一家进行了一次长途巡回，周游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同时经停夏威夷和斐济群岛举行音乐会。观众的接受能力很强。比如在火奴鲁鲁，一位乐评人专门提到了“热情的观众”，他称赞“我们完美无瑕的歌唱”，“嗓音协调精妙，可与最熟练的配器相媲美。”我们一去整整半年，除了母亲，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大型巡演了。我们的内在力量和忍耐力已经用尽。就个人而言，我确信这一点。一次音乐会的时候，我一阵咳嗽，竟不能抑制。我不得不离开舞台，感觉这就到了我在公众面前演唱的终点。
我们用未经训练的嗓子歌唱了20年。嗓子在这许多音乐会中坚持下来，本身就很了不起了。上帝让这成为可能，我们也以自己所知道的方式尽可能好地侍奉他。我们意识到——一些人早一点，另一些人晚一点——歌唱的使命终结了。现在到了作出改变的时候。
澳大利亚—新西兰巡演结束回到斯托，母亲问我们：“你们还想再出去巡回演出吗？这一次要去日本。”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回答：“不，母亲，我们不想再去巡演了。”母亲没有试图说服我们，可我知道如果能够成行，她会非常高兴。
于是，1956年1月26日，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演唱了最后一场音乐会。演出这么多年，我们唱遍了30个国家。我们“小孩子”需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潜能。我们出于需要和环境的因素，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我们像时钟一样，各自干着自己的工作，演唱自己的声部，而母亲则是那个不断给时钟上发条的人。现在到了我们自己走出去独立的时候了。当我们朝着新生活迈进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并没有离我们而去。
特拉普家庭旅馆是母亲业已成真的梦想。自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团长告诉她，他们在演出淡季的时候在蒂罗尔经营一家旅馆开始，母亲便有了这个念头。音乐会时，她向观众发出邀请，“到佛蒙特来吧，在我们的农场享受美妙的假期。”我听到她说这句话，便会兀自思忖，她会把所有这些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呢？从1940年代中期开始，度夏的客人们一批批地来了。在我们为房舍另外增加客房以前的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贡献出自己的卧室，搬到三楼的阁楼上睡觉。这些不付钱的客人们，虽然帮助我们劳动，却也渐渐耗尽我们小小的积蓄，于是我们开始收取食宿费用。慢慢的，母亲让外人帮厨，洒扫，张罗开饭。又需要有个办公室，就布置在刚一进门的地方。我们家变成了一家旅馆。特拉普家庭旅馆也就这样开业了。
音乐会演出曲终人散，家里的大多数人也离开了旅馆。很多拿工资的工人很友善，对母亲也忠心，可是让做事的家里人和雇佣来帮忙或照管的人混在一起的结果却很糟糕。房子对我们一家来说太大了，可家庭、员工和客人混合起来，房子又太小了。鲁珀特、约翰娜和洛丽在巡演结束前就已经离开。1956年，我知道自己也该离巢了。我和玛丽·卢·凯恩一起在斯托开办了一个幼儿园。两年以后，斯托镇把幼儿班引入公立学校，我们便把幼儿园搬迁到了马里兰州的格林登。
我们在澳大利亚巡演的时候，悉尼的宗座代表 就询问母亲，我们家是否有人愿意加入传教事业。母亲对这个想法印象很深，认为可以在旅馆开设学校训练传教士。从澳大利亚回家之后，我们发现在那儿挣的钱没法转到美国，于是那笔钱就资助了传教活动。1956年，母亲、瓦斯纳神父、玛丽亚、罗斯玛丽和约翰内斯去了新几内亚。玛丽亚、罗斯玛丽和约翰内斯作为非教会人士留在新几内亚帮助传教，母亲和瓦斯纳神父则走访了南洋的很多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建立传教士训练中心的计划并没有成为现实。我的妹妹玛丽亚在新几内亚一呆32年，而罗斯玛丽和约翰内斯在那里两年半后就回来了。约翰内斯上了达特茅斯大学，学习历史和生物，又在国民警卫队服了役。其后，他在耶鲁得到了林业科学的硕士学位。
瓦斯纳神父在斐济从事了大约五年传教工作。然后，他被派往圣地负责有关的教皇事务。后来，他接受任命，在意大利罗马担任某个神学院的院长。他退休时回到萨尔茨堡，在那里生活，直至1992年去世。
母亲从南洋回来后去过几次奥地利，为特拉普家庭礼品店采购货品。她返回美国后在演讲上花了大量的时间。
虽然母亲幻想着把旅馆建成一个美丽的地方，并从心眼里想让其成为客人们的温柔之乡，可掌管旅馆的财务却不是她的强项。她把这些活儿交给了约翰内斯，1969年，他接管了经营旅馆的工作。万事顺利了好一段时间，可在1980年，悲剧发生了。
12月20日半夜，旅馆一把火烧成了平地。那时候我在马里兰州生活工作，12月21日清早便接到了洛丽打来的电话。她说：“那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旅馆烧掉了。”她的这个“那”指的是爸爸曾给我们讲起的一个梦境。他梦见我们的房子烧掉了，我们都非常忙碌，而他已经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当洛丽对我说这些话时，我想起了那个梦。后来，我听说了大火的细节。
那时，旅馆正客满，客人们在那儿度假、滑雪。气温在零下，下了很多雪。母亲住在二楼的公寓房间，她的93岁的秘书埃塞尔·斯莫利睡在隔壁。一位英勇的消防队员攀着母亲那个积雪的阳台边结冰的梯子，救下了母亲、埃塞尔·斯莫利和另一位友人。
守夜人发现火势时，跑过整条长长的走廊，大叫：“着火了！大家赶快离开！”客人们听到了，穿着睡衣跑到冰天雪地里。与此同时，斯托镇都来救援了。人们从其他旅馆赶来，带着毛毯和外衣，主动收纳我们无助的客人。每个家中有空床的人都出现了，把床提供给又惊又冻的客人。
救火队没能挽救木结构的建筑。他们在缺水和零下的气温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挽救旅馆。除了一位客人，其他所有人都安然无恙。他回房间取钱包，可再没能出来。约翰内斯和他的家人住在山下沿路的一所小农舍中，驾着开车也跑来了。他只能站在那儿，看着旅馆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虽然我知道这对很多人都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听到我们在美国的第一家毁于一旦时却并不伤心。对投宿的客人们和工作的员工来说，那里已经变得太小、太不舒适了。可对于母亲，看到毕生的心血就此烟消云散却是个巨大的打击。她再也没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早晨，初升的朝阳俯视着一大堆灰烬，四根烟囱，还有昨日还支撑着旅馆的水泥地基。约翰内斯，旅馆的老板，不得不做出决定：出卖产业，还是重建旅馆。他选择重建，要把新的旅馆建成最结实、最安全的建筑。他还要把它建成一个舒适的所在，客人们可以在此度假。它的风格将同老旅馆一样，却会是个更为漂亮、规模更大的建筑。
在当地一位出色的建筑师罗伯特·伯利的帮助下，新旅馆的建设工作于1981年开始。1983年12月16日，新旅馆开张。当很多人对休长假越来越感兴趣的时候，约翰内斯同意在旅馆主建筑沿路的山下添加一些瑞士农舍风格的房屋供度假者分时享用。母亲亲眼见到了新的特拉普家庭旅馆落成，那时她已长病不起，直到1987年82岁高龄时辞世。她安息在我们的家庭墓地中。
母亲一辈子感情炽烈，信念坚定，从不妥协。虽然她并不总是很好相处，可我感谢她抓住了机会，使我们与世界共享自己的音乐才华成为可能。
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我们家现在的变化。这么多年，我们在老旅馆里为客人们端茶送饭，现在呢，在新旅馆里，有人为我们端上可口的饭菜了。我们很喜欢它的漂亮，和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第六章哦！音乐之声
17 哦！音乐之声
根据我们的人生故事创作的音乐剧和电影《音乐之声》带给我们所有人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音乐之声》在世界各地都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它挣了上亿美元，也给上亿的人们带来欢乐。电影，人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它的故事深深地烙印在他们心中。在洛杉矶，一位妇女看了58次，里科港的一名水手看了77遍，而威尔士一位47岁的妇人则以观看940次的纪录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电影与我们的真实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那又为什么能广受欢迎呢？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也许，答案就在于人们并不在乎故事的真假，关键它是一个能唤起观众情感共鸣的积极健康的美丽故事。
我第一次观看音乐剧的时候，哭了。家里的其他人也同样心绪烦乱。台上身穿海军制服的那个男人不是爸爸。尽管这出戏剧和后来的电影都很美，可歪曲了我们同父亲一起的家庭生活。他并不是个面无表情的海军军官，不是那个嘴里叼着水手长的哨子，随时冷冰冰地给我们小孩子下命令的人。现实中，他是个感情细腻的父亲，关注我们在每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其他不说，他带我们出去野餐、露营，安排我们的学校教育和音乐课程，教我们演奏某些乐器，和我们一起唱歌。事实上，虽然《音乐之声》表现了我们的第二任母亲教授我们音乐基础，在古斯特尔（玛丽亚）到我们家之前，感谢父亲，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全部知识。
舞台和电影版本的创作者还作了其他一些变化，比如更改了名字、年龄和我们孩子们出生的顺序。由于它也包括了特拉普家的长女——换句话说，就是我——我认为，演唱《十六岁将要十七岁》的那一幕是纯粹好莱坞式的创造。根本没有十几岁少年骑车送到我们家里的重要电报。
父亲是个有原则的人，不想和希特勒有任何瓜葛，因此的确拒绝过在我们房子上飘扬纳粹旗帜。但是，我们并没有像电影所展现的那样，戏剧性地直接与纳粹对抗。我们离开的时候，爸爸也没有唱《雪绒花》。事实上，《雪绒花》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奥地利国歌，而是专为罗杰斯和海默斯坦的音乐剧创作的歌曲。
这些东西在舞台和银幕上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可都不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涉及我们的姓名，那我会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很喜欢这部电影。可是，因为我们的名字被使用了，我们的生活被不正确地刻画了，所以我无法忍受要再次观看这出戏剧和这部电影的想法。我不能让它们夺走我记忆中的东西。
正像我所说的，并不仅仅我一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这些孩子中有几个做出了同样的反应。我的家庭本质上是个非常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家庭，只是由于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我们才站在舞台上，在观众前面表演了20个春秋。我们对真实与矫饰也很敏感。《音乐之声》并没有通过我们的测试。
我们无法控制在音乐剧中对我们如何进行刻画，这部分是因为1956年，母亲把我们的故事的所有权利都卖给了一个德国电影制作商。这段不幸的家史是这样的：一天，某个人提出给母亲1万美元，购买把她的书《特拉普家庭演唱组的故事》拍摄成电影的权利。电影公司的一个代理人说，如果她只要9000美元，他们马上可以给她支票。此时她正缺钱，也没有意识到她可以用我们的故事发一笔大财，便签下了合同，这样就以9000美元的价格把所有权力卖给了那家德国电影公司——而且，没有版税。那家电影公司后来又把版权转卖给想把我们的故事改编成音乐剧的百老汇制作人。
百老汇音乐剧《音乐之声》1959年11月16日在纽约首演，由玛丽·马丁饰演玛丽亚，西奥多·比克尔饰演船长。百老汇首演过后，美国的制作人觉得限制我们获得版税的做法是错误的。多亏玛丽·马丁、理查德·哈利迪和莱兰·海伍德帮忙，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