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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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做了，他是在告诉美国，克林顿交好中国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江用自己的方式对克林顿信守承诺表示了感谢。
在晚间的国宴上，江泽民在致词中着重阐述了中国新的开放政策，而克林顿则对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大为赞叹。最后，克林顿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不怕慢，就怕站。”
众所周知，两位领导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引人瞩目。进餐后，江找到当晚为大家表演的军乐队指挥，问有没有萨克斯。
“克林顿总统可以为你们演奏一两首曲子。”江说。但是乐队没有带萨克斯。于是，乐队挥便邀请江主席指挥乐队。克林顿也怂恿说：“主席先生，您行的。去吧！”
江并不需要多少鼓动，便拿起指挥棒挥舞起来，热情洋溢地指挥了一首激情澎湃的中国歌曲《歌唱祖国》。中方参加宴会的来宾一同引吭高歌。后克林顿指挥乐队演奏了约翰·菲利普·苏泽的《越过海洋的握手》的片段。军乐队高声喊道：“太棒了！”兴奋的来宾则笑着报以掌声。指挥重上舞台，指挥乐队演了约尼·米切尔的《切尔西的早晨》，正是因为这首乐曲使克林顿给女儿取名为“切尔西”，现在她陪在父母身边。接着，又轮到江表演，他用二胡拉了一曲《稻草里的火鸡》。
6月29日，克林顿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方式与在哈佛所做的非常相似。江再次指示将整个活动过程向全国现场直播。学生们并没有怯场，他们质询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并批评美国对台军售，就克林顿对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所做的对比出了疑问，还问他如果在讲堂外出现像江在哈佛演讲时的那种示威活动的话，他会有何感受。
当晚，克林顿夫妇应邀来到中南海，成为江主席夫妇私人晚宴上的贵宾。（就这次晚宴而言）克林顿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与江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
5天后，克林顿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盛赞江泽民：“我很仰慕他的能力……他才智过人，精力旺盛，活力十足……眼光独到。他富有想像力。他能构想出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未来。”
中国与美国之间新的双边关系是新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那么江泽民的时代将取得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未达到的成就。“在毛和邓的时代，人们主要把中国看作第三世界的领导，”有人说，“江的助手认为由于江的领导，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个类乎第一世界的大国的地位。”
江泽民的表现对外媒体也有积极影响。《洛杉矶时报》撰文：“批评家们忽视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今日美国》刊登了一篇由其创始人阿尔·纽哈思撰写的专栏文章，文中指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大部分报道“既不真实，也不公正”。甚至竭力反共的《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了，有了更多的自由，受到的控制也变得较为宽了，但随后又指出尽管有了这些令人鼓舞的巨大进步，“中国仍然不让美国的批评家闭上嘴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也指出，在中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开放迹象”，并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已经变了。美国媒体的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划时代的——同时也是对江泽民个人的肯定。
第21章 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江泽民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纪念仪式，并为香港庞大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剪彩。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失望。对在场的当地领导和大陆来的官员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壮举。”江强调，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全面而坚决地履行了“一国两制”原则，实现了“港人治港”。路透社在当年春天的报道证明这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说：“对中国在最近后过渡时期处理问题的方式，英国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高兴。他们认为北京遵守了协议中不干预该地区事务的条文。”维持香港的自治一直是江主席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维持香港的繁荣比试图控制它获益更多。
在其行程中，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在一个老年中心，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同老年人谈论麻将的技巧；而在购物中心，他则用广东话同周围欢迎他的人群打招呼。人们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同他握手。江俏皮地用广东话说：“我想同你们一个人都握握手，但是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尽管他的周围全是警卫和急切的崇拜者，但他还是同一个小姑娘谈了话。江告诉她，虽然他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
在不同地方参观的时候，江的穿戴都会有所不同。在购物中心，他穿的是开领的白色衬衫和棕黄色风衣。而在昂船洲海军基地走在红地毯上视察部队时，他穿的是草绿色毛式服装。江对驻扎在那里的400名部队官兵说：“你们的存在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江泽民访问香港期间，江的妻子王冶坪也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一样受到人们品评。她淡雅的着装得到了当地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天爱的好评。张天爱说：“江夫人是个含蓄又不张扬的传统妇女，不要忘了大陆妇女不喜欢把自己弄得太过花。”她说时尚的一般原则是“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舒服，不要让时尚掩藏你的本色”。
在北京，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酝酿，这次危机关系到解放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方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现在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夜总会、卡拉OK厅和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移动电话网络、化妆品、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军队企业还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亿到250亿美元的损失。在有些城市，军警经营的公司出售非法卫星接收天线。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难道军队是碰不得的吗？江泽民虽然看不得军队捞钱，他还是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采取行动。在他命令全军放弃所有非军事的商业活动之前，他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层的支持。1998年7月，江准备就绪，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
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以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讲话之后，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对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决定触犯了既得利益。熊将军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政策的改变会使很多大人物损失惨重。但是江泽民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在军队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拥有足够的威信。现在他以自己的威信为资本去推进这一行动。熊将军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党或政部门的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7月，长江爆发了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需要动员大批人员参加救灾。抗灾工作动员了30万军人，包括100多位将、500万民兵和800万地方官员、工人、农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强调说：“在所有的道路都被洪水淹没的情况下，运输和协调如此大规模的防洪大军在一定的时间抵达一定的地点，其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从人的生命角度出发，江泽民指挥的这场抗洪斗争甚至更加伟大。”
到8月中旬，受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另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农业和工业遭受的破坏无法计算。这时江亲临一线鼓舞士气，并高度赞扬了人民解放军。“我们将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你们有信心吗？”江大声地问。“有！”战士们的回答响彻云霄。
与此同，洪灾地区爆发了传染病。江泽民在视察受灾严重的中南部的湖南省时，关注的重点是在冬天来临之前为流离失所的灾民建起时住所。“我们必须确保受灾群众有充足的食品、饮用水和衣物，”江说“他们必须有住的地方，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医疗救助。”
9月初，江泽民推迟了对日本和俄罗斯的国事访问，继续在洪涝灾区视察，此时死亡人数已逾3000人，5000多万英亩农田被淹，500万间房屋坍塌，经济损失达200亿美元。为了鼓舞士气，江赞扬了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称他们的抗洪斗争证明了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一胜利还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
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他以雄辩的口才赞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讲述个人的英雄事迹；对于救灾和今后的防洪工作，他也作了技术上的指导，并谈到了重建家园以及兴水利设施的问题。
9月14日，在洪水险情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前国家主席和革命领导人之一杨尚昆逝世，享年92岁。江主席在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抽空到医院看望了他。尽管杨曾要求死后丧事从简，但在江主席的主持下，杨仍得以隆重地安葬。
一周末，江泽民邀请包括李前宽、孙道临在内的15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讨论中国电影工业问题。也是江心目中的开心一刻。
“江知道我们的名字，”李导演回忆道，“他还认识我们中的几位。江热爱艺术，尊重艺术家。我们能像老朋友一样地跟他谈话，而不用把他当作国家领导人。他非常热情。”
按规矩，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应该主持讨论，但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在江自己喜欢的会议中，他不需要任何人出来组织或主持。江亲切地说：“我很高兴就我们的电影事业与你们交换看法。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我已经很久没见了。”
这次会面没有么议程。如江所言“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聊一聊”。每个人都发了言。“我们热情地谈论着中国电影业的现状，”李导演说，“我们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坐在国家领导人边上，我们一点也没感到压力。我们开诚布公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老演员田华现在经营着一所艺术学院。她说，她的学生在拍摄军事题材的电影时，需要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具。总书记笑了，说：“田华，你这机会抓得太好了。这儿坐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他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迟将军笑着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抓住机会，田华，别让迟将军跑了。赶紧跟他说说你需要的东西：军装、装备，拍摄过程中需要部队哪些支持，让你的学生到部队体验生活。快跟他说！”
同样，江也给孙道临提供了帮助。孙已近80高龄，准备拍摄一部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穷困时期中国修筑第一条铁路的历史影片。他遇到的问题是，潜的投资方都认为这种电影没有商价值。在与江交谈中，这位年迈的导演激动地说：“现在想拍弘扬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电影太难了。”听了孙的讲述，江泽民转过身，让前铁道部部长、现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后来铁道部资助了这部电影。
电影《詹天佑》（以一位献身中国铁路建设的人的名字命名于3年后上映，江赞扬这部影片生动地描述了为“中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品德高尚的人物，反映了“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这部影片“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重大意义”。
讨论过程中，还有一段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作家发表一通非常极端的言论。前不久，文化部长孙家正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孙讲话的观点是值得赞赏的，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创作各种类型的影片，而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顾虑的束缚。这位姓王的作家，公开与孙部长广受赞扬的讲话唱反调，而当时孙部长就坐在旁边。这个姓王的年轻人写过一个名为《雷锋日记》的剧本。雷锋是一名大公无的战士，他年轻时不幸牺牲，在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被奉为英雄人物的典型。
“我们并不是有太多的英雄主义电影，”这位作家大声说道，“恰恰相反，今天，我们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实在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英雄。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资源，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英雄人物。”
一个年轻气盛的作家敢于当着江泽民的面公然批评高级官员的政策，而不担心打击报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聚会中，其他领导人，像丁关根和曾庆红，都没有多说话。他们都跟着江一起倾听艺术家的言。最后，江泽民站起来做了总结发言。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热情饱满，决心十足；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赶超老前辈。我们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如果只开一种花，那我们的电影事业将会枯萎。我们必须允许种植、培育和欣赏更多不的花朵。只有那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讨论历时两小时。最后，江说：“好吧，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
大家都跟着中国国家主席走进近处的宴会厅里面有一张很长条形桌，每个人都按座签姓名牌落了座。这是一顿清淡而健康的午餐，共约10道小菜。午餐即将结束时，曾庆红说了几句。
“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聚会，”说着，他狡黠地一笑，“我们不该只一个劲儿地吃饭。你们艺术家得表演一下吧！”
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背完后，江指着孙道说：“我喜欢你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配的音。我尤其喜欢哈姆雷特的那段独白：‘行动还是放，这是个问题。’你配得太好了！”曾庆红立即会意，插话道：“道临，就给我们表演一段哈姆雷特吧。”孙道临背完后，江大声地为孙道临的表演鼓掌叫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表演了一段。连赵实副部长都唱了一段京。“我认识她很久了，”李导演说，“还从没见过她的表演。”
演员田华背了首诗。她表演完以后，曾庆红说：“李导演歌唱得好，尤其是陕北民歌唱得好。”政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