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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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光辉的盛典和豪迈的言词自然而然地将香港胜利回归与江泽民富有凝聚力的领导联系在了一起。
围绕准备党的十五大的工作很快又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江泽民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经济问题已有定论。
7月底，北京领导层开始每年夏天例行的程，动身前往戴河。这一海滨胜地可以使中国的高级官员免除日常事务的干扰，就下一年度将推动中国前进的决定进行非正式的讨论。虽然每年夏天出行已成惯例，但此时正值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之前，这就使得北戴河会议意义大。
北戴河会议期间，在一则由新华社发布的不寻常的消息中，李鹏总理明确表示对江泽民的强烈支持。李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领导层是强有力的和团结的。”李鹏接着又号召大家支持江泽民。
8月中旬，报纸上刊载了一系列赞扬江的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他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论文讲话被放在了一起。有时这些文章还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内容相似的文章一起发表，这种平行的安排绝非无心之举。
第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夕，依照惯例，召开了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约300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将对事先没能议定的关键问题出重要决定。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全会确定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这样它就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等同的地位。
江的助手利用人们对邓理论的尊崇，开始邓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信息告诉人们，作为邓小平合法的接班人，江泽民正在按照这位元老的蓝图建设经济。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总书记江泽民仍将是党的领导“核心”。
党代会召开的前3天，已被撤职的北京市委前书记陈希同被开除出党，并作为腐败丑闻的幕后主使受到指控。
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正举行。人民大会堂里坐了2048名正式代表和60名特邀代表（老党员和离休领导人）。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这一盛事。江做了工作报告。报告长达两个半小时，这是他任内最具深远意义的讲话，报告号召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并重申了中国的核心价观和道德观。江希望通过这一报告设定中国在21世纪的政策议程。
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之下，江表明了积极的改革立场。他说，中国应该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评价每一项政策。这被称为“三个有利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创造的说法。
江还强调了正统的重要性。他向党内的同志保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他指出，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而改变。他还解释说，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这一阶段（普遍估计至少100年）。江说，在这一阶段，中国必须通过市场力量来发展和实现工业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他重申要在变革中保持稳定。江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补充说，“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关于具体的改革，江强调要将国有企业——估计约有37万家——重组为股份制公司；他还表示要重视资本及诸如并购等现代金融市场手段的重要性。江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接着，他号召打破不合理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尽管他说“公有制”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他却扩展了这一名词的含义，使其囊括了很不同的形式，其中有集体所有制，甚至还有股份制公司。这一定义的扩大是一次思想上的突破。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江主席使全党摆脱了思想桎梏，接受不同的所有制。但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实际上，通过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理解，他加强了党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主义市场经济’。”
在报告中，江明确地提出要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能适应市场的竞争主体。他警告说：“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从此以后，市场的力量将起主导性作用。
江谈到“解放思想”的三个关键时期：1978年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战胜华国锋的“两个是”；1992年邓的南方谈话使改革恢复活力；改革所有制对经济进行重组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政府告诫各省领导，非国有化进程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另一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是挑选约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给予源源不断的政府支持，目的在于使它们成为世界级的集团企，能够与像通用电气、三井和西门子这样的企业一决高下。
江的报告也重申了党要改革政治体制、完善行政制度和加强法制的承诺。这包括扩大基层民主的范围。同时，江明确主张摒弃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江承诺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他还向代表保证，党将继续致力反腐败斗争。
江的讲话被盛赞为改革的突破，但他愿意把荣誉与他人分享。他在大会闭幕式上说，报告“是中央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五大闭幕后，中央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选定政治局和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最终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党内知情人士称其为“党内民主”的一次“跃进”。
江在报告中呼吁团结，不过事情很明白：虽然他可以要求团结，但他却无法强求。高层官员的选举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的。此次还将举行颇具竞争性的无记名票。中央委员可以为政治局出除正式名单之外的6至7名候选人，然后由21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以相同的秘密程序在他们中间再选出常委会委员。
江泽民仍旧是第一号人物，其后是李鹏。朱镕基成为第三号人物。李瑞环还像以前一样为第四号人物。他们之后是胡锦涛，他正在被培养成下一届党的总书记。接下去是尉健行。最后一是李岚清，他经是李瑞环领导下的天津市副市长。新的排名有两个出缺，一个出人意外，另一个使人吃惊。出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委里第一次没有军方代表。这被认为是江加强了对军队控制的象征。
使人吃惊的是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乔石。实际上，前一天当乔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时，这条消息就已经传了。这明白无误地表示，乔已经退休。
在十五大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江开始筹划未来。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江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第三代领导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铺路，把他们的障碍降低到最小。”像他之前的邓小平那样，江泽正在计划一场和平的交接。如从前一样，稳定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
1997年5月，美国有新闻电视的记者陈梦兰在采访江主席时问道：“您早晨醒来后，心里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江回答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我通常很晚才睡，在我的心目中，就内政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12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从人权角度来，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对于一个没有面临和我们相同情况的国家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总是想，怎样才能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致富的目标。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是学电机专业的，也学过高等数学，但我还是觉得这道题很难解。”
谈到他的作息，江说他习熬夜，“经常到半夜才睡觉……思考问题”。早晨他必须“为参加各种活动梳洗整装”，因此他“动作必须非常快”。
江告诉《时代》周刊说：“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在这次采访中，江还谈到了他个人的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他的妹妹江泽慧坦率地说：“三哥通常都在深夜给家里打电话，他仅有的个时间就是夜晚。他总对我说，他有‘学不完的东西’。除了报纸、书籍和杂志外，如果有外国人来访，他还得阅读有关他们国家文化、历史、经济和时事的材料。他看中央电视台的《闻联播》，还经常看《焦点访谈》，如果他看到一则引起自己担心的报道，就会给地官员打电话。如果我哥有时间，他喜欢看一些文艺类的节目。”
一个关于江如何处理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问题的例子，发生在1998年春天。那次，他看到一个关于山东省400名小学生服用了劣质碘钙片中毒的报道，当晚即给卫生部的官员打了电话。江被告知是当地防疫站的副站长为牟取私利而出售了这些劣质药片。江非常生气，他给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说：“决不能允许这些被金钱和物质利益冲昏头脑的官员为非作歹，对这些罪犯必须严惩不贷。”除了要依法处理之外，江还努力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这个故事确能反映中国媒体开始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江主席近50年的密友沈永言说：“江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
沈笑着说：“他可能有点担心，如果我们聊的时间太长，我会要他帮忙办私事。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我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比如要看急诊什么的，他会尽力帮忙，但我不能替别人操心。很多人知道江和我关系很密切。有的朋友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比如遭遇到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遭受方政府不公正对待等，但我爱莫能助。”有时江在白天给沈打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沈永言说：“由于我们是多年的老友，所以我们也聊一些私人和家庭问题。难得有几次，和江谈及自己的私事。但有时，即使我听从他的建议，甚至有他的亲笔签名作为支持，还是有可能解决不了。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权力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我知道一点：江泽民是我真正的朋友。”
1997年，江主席有一次给他的科学顾问宋健博士打电话，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江刚刚看完宋博士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他对其中引用的一段话非常感兴趣。这是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此前一年他一直在北京大学讲学。罗素写道：“全中国真正进步的人们必须团结在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中，通过集体做出决定并迫使所有成员支持这些决定。”
江给宋博士打电话，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作《中国的问题》，宋博士安排将这些书送了过去。宋评论道：“江主席对中国社会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如果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那将没有足够集中和强大的力量使国家保持团结并确保其持续发展。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
第19章 1997年10月－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曾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全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国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闻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提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战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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